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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语文生活123的博客 卷三 欧阳本叔本论（上、中、下） 欧阳修 本论--中
欧阳本叔朋党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译文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欧阳本叔为君难论（上） 译文 说做国君难，难在什么地方呢？大概没有比用人更难的了。用人的策略，是要一心一意的信 赖他，任用他，然后使他发挥出全部才能，这样才可以共同成就大业。完全相信任用一个人， 也会有弊端，那就是不再和其他人谋划，拒绝众人的建议，这是为了把一个人的才能全部发 挥出来，却先失去了众人的心。想要完全信任一个人，就什么都不怀疑他，毫不迟疑地按着 他的意见去做，这就导致不认真考虑事情可不可以做，不判断事情能不能成功。违背众人的 心愿做事，又不周密的分析与思考，草率行事，那一定是屡次举事，屡次失误，从而导致失 败，带来祸患，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种人也有侥幸成功的，世人又往往成功了就认为是 对的，失败了就认为是错的，所以对侥幸成功的人，都会争相称赞，把他的违背众愿，看做 有独到的高明见解，把他的拒绝纳谏，当做不被众人的言论迷惑，把他的听一面之词、草率 行事，认为是善于决断。让后世的国君很是羡慕这三种行为，期望自己也能这样，等到这种 偏信专用一旦出现失误，导致失败，带来祸患，那么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是十分令人哀 叹的事！ 前代做国君的，拒绝大家建议，只相信一个人，又不能早一点醒悟从而惨败，招致祸患的， 没法全都列举出来，请让我试着列举一两个。从前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前秦苻坚，地广兵强， 有九十六万人的军队，号称百万，不把东晋放在眼里，认为它偏处一隅，以为可以一口吞掉 它。可是，全国的人，都说晋不可以攻打，进谏的人数不胜数。从天时和人事方面所提的建 议，苻坚用强硬的言辞随意反驳，忠言直言都被拒绝。象王猛、苻融这样老成之人说的话， 不听。太子宏、少子诜这样至亲的人说的话，不听。僧人道安，苻坚平生信任看重的人，多 次进言劝说，不听。只听信将军慕容垂一个人的话。慕容垂说：“陛下神机妙算，自己在内 心做出决断就足够了，没必要麻麻烦烦去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来扰乱您圣明的思虑。”苻坚 大喜说：“和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爱卿你了。”于是毫不迟疑地下了决心，就大举南下， 攻打东晋。行军到寿春，晋用几千人迎击，结果大败而归；等到了洛阳，九十六万人，折损 了八十六万。苻坚军队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走向灭亡。 近世，五代的时候，后唐清泰帝忧虑晋祖石敬瑭镇守太原。因太原与契丹毗邻，石敬瑭依仗 兵强，专横跋扈，清泰帝商议想把他调至郓州。满朝文武都进谏，以为不可以。清泰帝打定 主意，一定要调整他，晚上召见经常在一起谋事的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询问，来决定是不是可 以调整。薛文遇回答说：“我听说在路旁盖房子，三年也盖不起来。这件事就靠陛下决断， 何必询问群臣。”清泰帝大喜说：“卜卦的人说我今年会遇到一位贤才辅佐我中兴，大概爱卿 你就是这位贤才吧！”立刻命令学士草拟诏书，将晋祖石敬瑭调至郓州。第二天早晨在朝廷 上宣布这一重大决定，满朝大臣都大惊失色。第六天，晋祖反叛的奏折送达朝廷，清泰帝忧 愁恐惧不知所措，对李崧说：“我刚才见到薛文遇，被他气得浑身发抖，真想亲自抽刀刺死 他。”李崧回答说：“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有君臣对视，悲伤落泪而已。 由此说来，能够力拒众议专信一人，没谁比这两位君主果断坚决，可是因此导致惨败招来祸 患，也没有谁比他们二位更严重。当苻坚想和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把薛文遇当成贤才辅 佐自己中兴，可以说，面临败乱的国君都以为自己宠信的都是贤臣。或许有人质问我：“既 然这样，那么，用人就不可以专一、信任了吗？”我回答说：“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 用诸葛亮，可以说专一而宠信，没听说整个齐国、蜀国的臣民们都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颁 布的政令，全国的百姓都照着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全国的百姓都感到很便利，所以桓公和 先主能够一心一意地信任而没有猜疑。假使政令一出，两个国家的百姓都不执行，决定的事 一做，两国的百姓都感到极不便利，那么这两位国君还肯一心一意地信任他们重用他们，招 来怨恨失去民心吗？ 欧阳本叔为君难论（下） 译文 即与兵二十万，使伐荆。王翦遂谢病，退老于频阳。已而信大为荆人所败，亡七都尉而还。始皇大惭，自驾如频阳谢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万不可。”于是卒与六十万而往，遂以灭荆。夫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 且听计于人者宜如何？听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辄败事；听其言若不可用，舍之宜矣，然必如其说则成功。此所以为难也。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若赵括者，则又有说焉。予略考《史记》所书，是时赵方遣廉颇攻秦。颇，赵名将也。秦人畏颇，而知括虚言易与也，因行反间于赵曰：“秦人所畏者，赵括也，若赵以为将，则秦惧矣。”赵王不悟反间也，遂用括为将以代颇。蔺相如力谏，以为不可。赵王不听，遂至于败。由是言之，括虚谈无实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赵之诸臣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敌国亦知之，独其主不悟尔。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独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祸乱败亡由此者，不可胜数也。 曾子固唐论 原文：
苏明允易论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废，尊之而不敢废，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 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不耕而不饥，不蚕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而圣人者，独为之君臣，而使天下贵役贱；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为之兄弟，而使天下长役幼。蚕而后衣，耕而后食，率天下而劳之。一圣人之力，固非足以胜天下之民之众，而其所以能夺其乐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劳，欣然戴之以为君师，而遵蹈其法制者，礼则使然也。 圣人之始作礼也，其说曰：天下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是人之相杀无已也。不耕而食鸟兽之肉，不蚕而衣鸟兽之皮，是鸟兽与人相食无已也。有贵贱，有尊卑，有长幼，则人不相杀；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蚕，则鸟兽与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于逸，而恶死也甚于劳，圣人夺其逸死而与之劳生，此虽三尺竖子知所趋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废者，礼为之明也。 虽然，明则易达，易达则亵，亵则易废。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废者，《易》为之幽也。 凡人之所以见信者，以其中无所不中可测者也；人之所以获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窥者也。是以礼无所不可测，而易有所不可窥，故天下之人信圣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则《易》者，岂圣人务为新奇秘怪以夸后世邪？圣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则无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听乎天而人不预焉者也；筮者，决之天而营之人者也。龟，漫而无理者也，灼荆而钻之，方功义弓，惟其所为，而人何预焉？圣人曰：是纯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为阳或为阴者，必自分而为二始。挂一，吾知其为一而挂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为四而揲之也；归奇于，吾知其为一、为二、为三、为四而归之也：人也。分而为二，吾不知其为几而分之也：天也。圣人曰：是天人参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废。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 苏明允乐论 原文： 苏明允诗论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愤憾怨怒，有不顾其死，于是礼之权又穷。礼之法曰：好色不可为也。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不 可使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岂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无思，和易而优柔，以从事于此，则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 皆然，好色之心殴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噫！礼之权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则人不敢独死以违吾 法。今也，人之好色与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发于中，以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处其身，则死生之机固已去矣。死生之机去，则礼为无权。区区举无权之礼以 强人之所不能，则乱益甚，而礼益败。 苏明允书论 风俗之变，圣人为之也。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圣人之权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反。幸而又有圣人焉，承 其后而维之，则天下可以复治；不幸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昔者，吾尝欲观古之变而不可得也，于《诗》见商与周焉而不详。及今观《书》，然 后见尧舜之时与三代之相变，如此之亟也。自尧而至于商，其变也皆得圣人而承之，故无忧。至于周，而天下之变穷矣。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 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尝文焉，故忠质而不辞；今吾日食之 以太牢，而欲使之复茹其菽哉？呜呼！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周之后而无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风俗也，固不容为其后者计也，而又适不值乎 圣人，固也，后之无王者也。当尧之时，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尧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尝闻有如此之事也，度其当时之民，莫不以 为大怪也。然而舜与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为之数十世者，未尝与其民道其所以当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尝悦之以利，而开之以丹朱、 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为天下之民以我为当在此位也，则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誉己以固之也。汤之伐桀也，嚣嚣然数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 又惧天下之民不己悦也，则又嚣嚣然以言柔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如曰我如是而为尔之君，尔可以许我焉尔。吁！亦既薄矣。 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显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业不克终，今我奉承其志，举兵而东伐，而东国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纣之兵倒戈以纳我。吁！又甚矣。 如曰吾家之当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摄位三年而无一言以自解，周公为之纷纷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 风俗之变而后用其权，权用而风俗成，吾安坐而镇之，夫孰知夫风俗之变而不复反也。 苏明允明论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虑有所及，有所不及。圣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贤人以其所及而济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丧其所及。故圣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贤人之治天下也以时。既不能常又不能时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后可以常以其所及济其所不及而后可以时常也者无治而不治者也。时也者，无乱而不治者也。 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无用此区区小明也。故天下视日月之光，俨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尝可以一日无焉。天下尝有言曰:叛父母，亵神明，则雷霆下击之。雷霆固不能为天下尽击此等辈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时而不测也。使雷霆日轰轰绕天下以求夫叛父母、亵神明之人而击之，则其人未必能尽，而雷霆之威无乃亵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 圣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独爱夫贤者之用其心约而成功博也，吾独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劳而功不成也。是无他也，专于其所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精，兼于其所不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将曰是惟无及，及则精矣。不然，吾恐奸雄之窃笑也。 齐威王即位，大乱三载，威王一奋而诸侯震惧二十年。是何修何营邪?夫齐国之贤者，非独一即墨大夫，明矣。乱齐国者，非独一阿大夫，与左右誉阿而毁即墨者几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誉阿而毁即墨者几人易知也，従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约而成功博也。 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举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历数之至于九，而不知其一，不如举一之不可测也，而况乎不至于九也。 译文 世界上有大智慧，有小聪明，人的能力有能办到的事情、有力不能及的事情。圣人用他们的大智慧来包容那些靠小聪明来完成的事情，有才能的人用他们的才能办到的事情来弥补自己的才能所不能办到的事情;愚蠢的人不知道大智慧，反而用他们的能力所不能办到的事情来搞坏自己的能力所能办到的事情。所以，圣人治理天下用“常”，而有才能的人治理天下，则用“时”。既不能“常”，又不能“时”，那就太可悲了，什么事都完了!只有具备了“大智慧”，然后才能“常”;(只有)用自己的才能所能办到的(事情)来弥补自己的才能所办不到(的事情)，然后才能“时”。所谓“常”，就是在无须治理意义上的不治理;所谓“时”，就是在没有动乱意义上的不治理。 日月在天空中运行，它们的光明在大的方面可以普照万物，但在小的方面有时却不能进入到一座房子的下面，它们原本就无须使用，这种小得可怜的光明。因此，天下人看日月的光明，就好像完全与君主的权威一样。所以，自从有了天地、有了日月以来，直至今日，日月的光明时刻都要有。社会上曾经有这样的话:“背叛父母、亵渎神明，那雷霆就会从天上下来轰击他们。”雷霆虽然不能为天下把这种人全部轰击干净，但天下人却心惊肉跳、不敢冒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摸不清雷霆到底会在什么时候轰击下来。假如让雷霆整天轰隆隆地巡绕天下，以找到那些背叛父母、亵渎神明的人去轰击他们，那么，那些人未必能被轰击干净么，而雷霆的威风不也就被亵渎了吗?因而懂得日月、雷霆职能(原理)的人，便可以运用自己的睿智了。 圣人的睿智，我无法知道。我只是赞赏有才能的人方法简单，却能获得极大的成功;我只是责怪愚蠢的人耗费心机，但一事无成。这中间没有别的原因，只要专心去干自己能力所能办到的事情，那必然就会干得很精妙，只要分心去干自己能力所不能办到的事情，那就必然会干得很粗糙。把事情干得精妙以后，人们就会说这是无法干成的，无法干成就是精妙。否则的话，我担心混淆是非的辩士会私下讥笑我。 齐威王即位后，齐国三年大乱，但齐威王一振奋，诸侯就震恐不安了二十年。齐威王是怎么经营的呢?齐国有才有德的人，不只是即墨大夫，这是很明显的。而扰乱齐国的，也不只是一位阿大夫吗?齐威王身边的那几个赞誉阿大夫而诋毁即墨大夫的几个人，这也是很清楚的。一位即墨大夫，很容易了解;一位阿大夫，很容易了解;在齐威王身边赞誉阿大夫而诋毁即墨大夫的那几个人，很容易了解。从那容易了解的事情上下手而把事情做好(精妙)，所以就不用劳心费神便能获得极大的成功。 天下的事情，就譬如有十件东西一样，我拿出其中一件，而人们却不知道我自己还不知道其他的九件。但从头到尾逐渐数到九后，不知道的就只剩下一件了，(它)就不如刚拿出来一件时那样难以猜测了，更何况(天下的事情还与这不一样，在许多场合)还不至于要数到九 苏明允谏论（上） 原文： 苏明允谏论（下）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犹惧其选耎阿谀，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予千金，不然则否。彼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君之难犯，犹渊谷之难越也。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不亦鲜哉！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无，则谀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是，欲闻傥言而不获，吾不信也 译文 能进谏的大臣，却不 能使国君接受自己的谏言，算不上真正能进谏的大臣。能纳谏的国君，却不能使大臣劝谏自己的过失，就不是真正能纳谏的国君。大臣想让国君接受谏言（该怎么做），我先前已经阐述得很详细了。国君想让大臣力谏（该怎么做），我现在来谈一谈。 国君地位高如天，尊贵如神，威势如雷霆。人不能抵抗上天、触怒神灵、忤逆雷霆，也是非常清楚的。聪明的皇帝知道这个理，所以就设立奖励来鼓励（臣子谏议）。这就是《左传》说的“兴王（兴盛向上的帝王）赏谏臣”了。（又由于）特别害怕臣下只挑选轻的说、阿谀奉承，使得君王（哪怕）一日不知晓他的过失，所以又制定刑罚来惩戒臣子。这就《尚书》里说的“臣下不正，其刑墨（墨刑，在脸上刺黑字）”了。一般人的头脑都不是有“风病”、丧失了思想的，绝不会是逃避奖赏反而去追求刑罚，何苦而不谏呢？如果没有设立奖赏与刑罚，按人之常情，又何苦抵抗上天、触怒神灵、忤逆雷霆呢。如果不是本性忠诚有节义、不追求奖赏、不畏惧刑罚的人，谁希望为了进谏而冒死亡的危险呢。可国君又怎么可能全得到本性忠诚有节义的人来委任他们呢。 这里有三个人，一个人勇敢，一个人勇敢、怯懦各半，一个人怯懦。有个人把他们带到深渊前，告诉他们说：“能跃过深渊的人，才算勇敢，不然就是怯懦。”那个勇敢的人以怯懦为耻，一定会跃过深渊，那勇敢、怯懦各半的人和怯懦的人就做不到。这个人又说：“跃过深渊的人奖励千两黄金，不然就没有。”那个勇敢、怯懦各半的人追逐利益，一定会跃过深渊，那个怯懦的人还是做不到。不久，那个怯懦的人回头看到一头猛虎凶狠地逼近，那么那个怯懦的人不等别人跟他说什么，就赶紧跃过深渊，如同走过平坦的大路一样。既然这样，那么人难道有勇敢、怯懦的区别吗，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形势驱赶他们。国君威严难以冒犯，如同深渊难以跳跃。本性忠诚有节义、不追求奖赏、不畏惧刑罚的人就如同那个勇敢的人，所以没有什么不进谏。追求奖赏的人，如同那个勇敢、怯懦各半的人，所以听到有奖赏就会进谏。畏惧刑罚的人，如同那个怯懦的人，所以看到有刑罚就会进谏。先王知道勇敢的人不可能经常获得，所以把奖赏用作（鼓励勇敢、怯懦各半者的）千金，把刑罚用作（激励怯懦者的）猛虎，让大臣前进时有追求的方向，后退时有躲避的目标，大臣们在这种形势下不能不尽力谏言规劝国君的过失，这是三代兴盛的原因。末世就不是这样，对不进谏者给予奖赏，却对进谏者施加刑罚，大臣们闭口不言就理所当然了，国政混乱、国家衰亡也就接踵而至了。偶尔有贤明的国君想听听自己的过失，也不过是奖赏进谏者罢了。唉！如果没有猛虎，那怯懦的人肯跃过深渊吗？三代之后，像霍光杀昌邑王那些没有进谏（规劝昌邑王过失）的大臣的情况，不也太少了吧！现在奖赏进谏者的情况，偶尔还有，可是惩罚不进谏者的刑罚，已经完全废止了。如果增加对进谏者的奖赏，重新启用对不进谏者的惩罚，那么阿谀奉承的人就会变得正直，奸佞的人会变得忠诚，更何况本来就忠诚正直的人呢！如果真能这样，我不相信国君想听到正直的谏言还会听不到。 苏明允管仲论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译文 管仲作丞相辅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夷、狄等异族，终其一生都使齐国富强，诸侯不敢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被重用。桓公死于宫廷内乱，五位公子争抢君位，此祸蔓延，直到齐简公，齐国无一年安宁。 苏明允权书（1-10） 《权书》由宋代苏洵所撰，虽经年月，但仍为世人所用。其中精髓，如下言述：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则武王合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攻、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书》，为仁义之穷而作也。 叙 心术第一 法制第二 强弱第三 攻守第四 用间第五 孙武第六 子贡第七 六国第八 项籍第九 高祖第十 译者的话 叙 【原文】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则武王合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攻、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後吾《权书》用焉。然则《权书》，为仁义之穷而作也。 【译文】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信奉儒家学说的人是不谈论兵法的，因为仁爱正义的军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假如仁爱正义的军队果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还要用姜大公的计划谋略呢？而且在牧野之战中，武王率仁义之师还要经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战斗，然后才能获胜而停止战争，这里如果用的不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又是什么呢？《权书》是一部兵书，是用以实现仁义这个最高目标的一个手段。我痛心于世人没有看透事情的本质，而错误的认为我是和孙武一样的人。孙武著书讲述兵法只是就行军打仗的一般规律而言，而我写这本书是不得不写。所以仁义无法施行时就必然要用到我的《权书》了。也就是说《权书》是因仁义技穷而创作的。 心术第一 【原文】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变，麋鹿兴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译文】 身为将帅，首先应当修治思想心志。哪怕泰山在面前崩塌，脸色也不会改变；哪怕糜鹿在身边奔跑，眼睛也不会眨一下。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然后才可能真正把握利害的时机，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对付敌人而取得胜利。 【原文】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译文】 凡是用兵打仗，都要崇尚正义。不是正义的事，即使对自己有利也不去做；因为不能只考虑这一次行动在当前会有什么样的利害，更要考虑到这次行动会不会造成将来长期被动而无法挽回的后果。只有正义才可以激励士兵，士兵出于正义而发怒，就可以百战不殆。 【原文】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译文】 大凡用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战争的时候，要发展生产，增加资财；将要进行战争的时候要培养体力；进行战争的时候要鼓舞士气；取得胜利的时候要培养心志。没有战争的时候，要警惕边防，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使人民能够安心耕种田地而没有什么顾虑，这样就可以发展生产，增加资财；将要进行战争的时候，要供应丰富的给养，而且要让士兵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样就可以培养体力；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遇有小的胜利要迅速取得，遇有小的挫折要对战士进行激励，这样就可以鼓舞土气；士兵夺取胜利时，不要让他们的欲望完全实现，这样就可以培养不懈的斗志。因此士兵就会在胸中经常积聚着对敌人的愤怒，怀抱着要求实现的愿望，而不会完全消失；愤怒不完全消失就会有用不完的勇气；欲望不完全实现就会永远有贪求功名利禄之心，所以即使统一了天下，而上兵仍然不会厌恶打仗。这就是黄帝（上古帝王，姓公孙，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后居姬水，改姓姬。建国于有熊，又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所以史称黄帝。黄帝与炎帝一向被中伞民族尊为共同的祖先）所以能够作战七十次而仍然锐不可当的原因。假如不注意培养士兵的心志，打一次仗或许能取胜，但是以后就不可能再用他们来打胜仗了。 【原文】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与之皆死。 【译文】 凡是将帅，都要有智慧而且威严，凡是士卒，都要愚昧老实。将帅有智慧则不可测度，有威严则不可侵犯；所以土兵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而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老实呢？只有使士兵愚昧老实，然后才能够拼死去作战。 【原文】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後可以动於险。邓艾缒兵於穴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译文】 凡是军事的行动，应该首先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帅，然后才可以使军队在危险的环境中行动。邓艾（三国时魏棘阳、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为魏国镇西将军，封邓侯）命令士兵以绳系身悬缒而下，偷越险山进入蜀中，若不是刘禅（三国时涿县、即今河北省涿县人，刘备之子，蜀汉后主，在位四十年。降魏后封安乐公）那么昏庸无能，邓艾纵有百万大军，也能够很容易地把他们打败俘获。邓艾就是吃定了刘禅，才敢于如此冒险。所以古代贤能的将帅既善于用军队来试探敌人的实力强弱，也善于用敌人来试探自己军队的实力强弱。因而或战或不战都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 【原文】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後可以举兵，知势而後可以加兵，知节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译文】 一般而言，统帅的行动原则是：明白事理然后才可以发动军队，了解形势然后才可以进行战争，懂得节制然后才可以指挥战争。明白事理，就不会因为行动违背正义而理屈辞穷；了解形势，就不会因为暂时遭受挫折而灰心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由于蛮干而陷入困境。他不会因贪图小利而盲目行动，也不会因遭遇小祸而有所逃避。小利小祸不足以委屈自己的才能，具有这样的心胸，然后才能有应付大利大祸的气概。只有善于培养自己的才能，而又懂得爱护自己声誉的人，才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说，一个深明事理善于忍让的统帅，可以对付一百个不明事理而只知蛮勇的将领；一个善于安处而不冒险的统帅，可以战胜一百个性情急躁而好轻易出战的将领。 【原文】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译文】 军队各有长处和短处，这一点敌我双方是一样的。有人问：“我方的长处，我们把它显示出来而运用它，但是敌人却不同我们在这方面较量；我方的短处，我们把它隐蔽起来而不使用它，但敌人却强迫我们在这方面与他们角逐，那该怎么办呢？”我回答说：“我方的短处，我们故意大肆张扬而显露出来，使敌人产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们却将它隐藏起来而暗中培育发展它，使敌人放松警惕而轻犯我们，从而陷入便于发挥我方长处的计谋之中。这就是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战术。” 【原文】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於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蝪，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译文】 善于指挥军队的将帅，要能使自己的士兵打起仗来没有顾忌，觉得有侍无恐。没有顾忌，就懂得即使战死也在所不惜，有恃无恐，就会坚信一定不会战败。比如一个人，哪怕手中只有一双短棒，在他面对猛虎时，也会奋力呼喊着去打击猛虎；如果两手空空，即使是偶然遇见一只大蜥蜴，也会恐惧色变而向后退却。这是人之常情啊！人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做将军了。一个赤臂持剑决心拼命的人，即令乌获（战国秦国著名的勇士，曾在秦昭王时为官）那样的勇士，也不敢逼近他；如果一个人身佩甲胄，抱着武器而鼾睡，即令一个儿童也能够用弓箭射死他。所以善于领兵打仗的将帅，要能用适当的方式使军队具有坚不可摧的意志；如果能用适当的方式使军队具有坚不可摧的意志，那么这支军队在任何时候都会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法制第二 【原文】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虽然，非愚将勿乘。乘之不动，其祸在我。分兵而迭进，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 【译文】 将要进行战争之前，一定要确实了解敌人的将师是才能出众，还是平庸蠢笨。同才能出众的敌将作战，要善于和他相持；同平庸蠢笨的敌将作战，要善于乘势压服他。善于同敌人相持，就可以有机会窥测到敌人将师的疏漏，然后运用智谋而战胜他；善于乘势压眼敌人，就可以一举而使敌人丧失胆气。虽然如此，敌人的将领如果不是平庸蠢笨的人，就不可对他用压服的办法，因为对他实行压服而他却拒不出战，就会造成我军的灾难。把军队分为几个部分轮流进攻，这就是同敌人相持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性战争，这就是压服的办法。 【原文】 古之善军者，以刑使人，以赏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义附者焉。不以战，不以掠，而以备急难，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韩之战，秦之斗士倍於晋，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马者也。 【译文】 古时候善于治军的人，虽然用处罚的方法使士兵效命、用赏赐的方法使士兵效命、用激发起对敌人愤怒的方法使士兵效命，但其中一定都灌注着正义的原则。不是要用他们去发动战争，也不是要用他们去进行掠夺，而是要用他们应付国家的危难，所以越国依靠六千名志士，战败了强大的吴国。在韩原（地名，在今山西省河津、万泉两县交界处）大战中，秦国的勇士比晋国多一倍，然而把秦穆公从泥沼中解救出来的，却是当年被他赦免、吃他的马肉的普通百姓（秦穆公丢失良马，百姓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官吏捕得食马者，将要诛罚，穆公说：“不可因为畜生而加害人民。”于是赦免他们。等到韩原之战时，这三百人请求参战；当穆公因马陷于泥淖之中而被晋军围困的危急时刻，他们奋力作战，把穆公从重围中解救出来，并俘获了晋君）。 【原文】 兵或寡而易危，或众而易叛，莫难於用众，莫危於用寡。治众者法欲繁，繁则士难以动；治寡者法欲简，简则士易以察。不然，则士不任战矣。惟众而繁，虽劳不害为强。 【译文】 人数太少的军队容易遇到危险，人数太多的军队容易发生叛乱，指挥人数多的军队最困难，指挥人数少的军队最危险。所以治理人数众多的军队，规范约束要详细，规范约束详细，士兵就难以随便行动；治理人数较少的军队，规范约束要简明，规范约束简明，士兵就容易明了。不如此，士兵就不能妥善地担当起作战的任务。人数众多而规范约束详尽的军队，即使平日任务繁重，也仍然不失为一支强大的军队。 【原文】 以众入险阻，必分军而疏行。夫险阻必有伏，伏必有约。军分则伏不知所击，而其约携矣。险阻惧蹙，疏行以纾士气。 【译文】 率领人数众多的军队进入艰险阻塞的环境，一定要分兵而缓慢行进。因为艰险阻塞之地必会有敌人的伏兵，伏兵一定事先有约定。我军分兵前进，那么敌人的伏兵就不知道应当攻击我军的哪一部分，这样敌人事先约定好的行动计划也就被瓦解了。在艰险阻塞的环境中行军，士兵容易产生恐惧急促心理；这时让军队缓慢行进，可以使士兵的精神安定，消除恐惧。 【原文】 兵莫危於攻，莫难於守，客主之势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实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贤将能以寡为众，以小为大。当敌之冲，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进；虽告之曰此无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袭，潜兵以备，彼不我测，谓我有余，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无气，严戢兵士，敢哗者斩，时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击，其众可走矣，何患城小？ 【译文】 用兵打仗没有比进攻更危险的，没有比防守更困难的，因为在别人土地上的进攻者与在自己土地上的防守者的态势本来就是这样。城堡有两种情况是不便防守的：一种是士兵太少，满足不了守城的需要；一种是城堡太小，不能够隐蔽防守的士兵。只有贤能的将领才能运用少数兵力来取得多数兵力的效果，运用小城来取得大城的效果。面对着敌人的先锋，没有人会不知道固守的，但我们若运角疑兵，敌人就会惊愕不敢前进，即使明白地告诉他们说：“这里没有人防守。”他们也不会相信。准确地估计敌人袭击我军的地点，暗中在那里部署兵力进行防备，敌人不了解我军的虚实，就会以为我们有用不完的兵力，那么即使我军的人数比敌人少，又有什么值得忧虑呢？收卷军旗，停止击鼓，使军队没有一点声音；严令约束士兵，有敢大声说话的斩首，不时让老人和儿童登上城墙，故意表示胆怯；然后乘敌人斗志松懈之时，突然发起攻击，敌人就会被打得大败而逃，那么即使城小，又有什么可忧虑呢？ 【原文】 背城而战，阵欲方，欲踞，欲密，欲缓。夫方而踞，密而缓，则士心固，固而不慑。背城而战，欲其不慑。面城而战，阵欲直，欲锐，欲疏，欲速。夫直而锐，疏而速，则士心危，危则致死。面城而战，欲其致死。 【译文】 背靠城墙打防御战时，军队适合用方的阵形、横列展开的阵形、密集的阵形和利于缓慢前进的阵形。这样的阵形可以使士兵觉得牢不可破；觉得军阵牢不可破，就不会产生恐惧心理。背城而战的时候，就是要让土兵不感到恐惧才行。面向城墙打进攻战时，军队要用直的阵形、前尖后宽的阵形、稀疏的阵形和利于迅速前进的阵形。这样的阵形可以使士兵觉得面临危境；觉得面临危境，就会拚死作战。面城而战的时候，就足要让士兵拚死作战才行。 【原文】 夫能静而自观者，可以用人矣。吾何为而怒，何为则喜；吾何为则勇，吾何为则怯？夫人岂异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观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涂之人皆可以将。 【译文】 人如果能够冷静地观察自己，就可以带兵打仗了，我为什么会愤怒？我为什么会欢乐？我为什么会勇敢？我为什么会怯懦？别人和我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天下的人有谁不会观察自己呢？所以懂得人为什么会愤怒、会欢乐、会勇敢、会怯懦的道理，即使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做将军。 【原文】 平居与人言，一语不循故，犹在愕而忌。敌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视敌有无故之形，必谨察之，勿动。疑形二：可疑於心，则疑而为之谋，心固得其实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敌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谋应，目疑以静应。彼诚欲有所为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译文】 平时同别人谈话，有一句话不符合常理，就会引起惊愕，进而产生猜忌。倘若敌人用可疑的表现来迷惑我们，反而安然处之不觉得奇怪，这就太鄙陋了。所以，聪明的人看到敌人有不合常理的表现，一定谨慎观察，切勿盲动。可疑的表现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不见具体行动，而使我们在心里产生疑问，心里既然有了疑问，就应针对敌人的表现而进行谋划分析，这样就可以得知敌人的真实情况；一种是故意用虚假的行动使我们看到，从而产生疑问，这时切不可被敌人的假像所迷惑，要知道那正是敌人迷惑我们的诡计。因此，心里有疑问，要用分析谋划的方法来对付，看到敌人的可疑行动，要用冷静观察的态度来对付。敌人果真要有所行动，就不会让我们看到。 强弱第三 【原文】 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将者，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 【译文】 知道有些东西是应当十分爱惜的，有些东西是不值得爱惜的，这样的人就可以带兵打仗了。所以那些善于指挥的将帅，总是牺牲不值得爱惜的东西，来养护十分值得爱惜的东西。 【原文】 士之不能皆锐，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处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孙膑有言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此兵说也，非马说也。下之不足以与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弃之矣。中之不足以与吾上，下之不足以与吾中，吾既不能再胜矣乎？得之多於弃也，吾斯从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独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三权也者，以一致三者也。 【译文】 士兵不可能都是精锐的，马匹不可能都是优良的，兵刃器械不可能都是坚固锋利的，这是事物的本然之理，只看使用它的人如何处置了。士兵有上、中、下三等，这样，用兵也就有三种权变。孙膑（战国时齐国人，为孙武的后代，也是著名的军事家。齐成王时任军师，辅佐齐国将军田忌屡打胜仗，著有《孙膑兵法》）曾经说过：“用你的下等马与对方的上等马比赛，用你的上等马与对方的中等马比赛，再用你的中等马与对方的下等马比赛。”这实质上讲的是用兵作战，并不只是在讲赛马。下等马不能够赛过对方的上等马，这个我们是早已明白的；我这样安排，是故意放弃这次取胜的机会。对方的中等马不能赛过我们的上等马，对方的下等马不能赛过我们的中等马，这样不就可以取得两次胜利吗？从总体上看，得胜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要多，所以应该选择这种比赛办法。对方的上等马得不到他的中等马和下等马的援助，虽然胜了一次，岂不是白搭吗？对方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所以我说：“士兵有上、中、下三等，因而用兵之道也就有三种权变。”三种权变，就是用放弃一次胜利的手段，来达到三次交锋总的胜利目标。 【原文】 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鸣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汉高帝之忧项籍耳，虽然，亲以其兵而与之角者，盖无几也。随何取九江，韩信取魏、取代、取赵、取齐，然後高帝起而取项籍。夫不汲汲於其忧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恤之地，彼盖所以孤项氏也。秦之忧在六国，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後取，非其忧在蜀也。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国，取一阵，皆如是也。 【译文】 管仲（春秋时颍上、即今河南省登封县人，名夷吾，字仲，死后谥敬，又称管敬仲。齐桓公时在朝为相，辅佐桓公成就霸业）说：“攻击对方坚固的部分，那对方薄弱的部分也就变成坚固的了；攻击对方薄弱的部分，那对方坚固的部分也就变成薄弱的了（攻坚则暇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这话说得好极了，不选择敌人薄弱的地方来攻击，那么天下的敌人都变成强敌了。汉高祖的忧虑主要在项籍，但他率领军队直接同项籍作战却没有几回，等到随何（汉初人，善言辩，刘邦为汉王时，他为谒者，负责接待宾客。后受命说服九江王英布，使之叛楚归汉）取了九江，韩信（秦未淮阴、即今江苏省淮阴县人。初从项羽，后归刘邦，屡建战功，封为楚王。有人告其谋反，降为淮阴侯后为吕后所杀）击破魏国、消灭代国、攻取赵国、破了齐国，然后汉高祖才大举进攻项籍，并战胜他。汉高祖所以不急急忙忙地去对付他所优虑的项籍，而是长时间地在那些不值得忧虑的地方作战，其目的就是要用这种策略使项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秦国的主要忧虑是六国，而蜀国（诸侯国名，都成都，即四川省成都市）最偏僻最弱小，秦国却最先攻灭了它；楚国最强大，却几乎是最后才攻取了它；这并不是因为秦国的主要忧虑在蜀国呀！诸葛亮每次出兵都是同强大的魏国相较量，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无论是夺取天下、攻取一个侯国、赢得一场战争，都是这样。 【原文】 范蠡曰：“凡阵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春秋时，楚伐随，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盖一阵之间，必有牝牡左右，要当以吾强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兴兵，习观行阵形势，每战视敌强其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後之庸将，既不能处其强弱以败，而又曰：“吾兵有老弱杂其间，非举军精锐，以故不能胜。”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无。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败可俟矣。 【译文】 范蠡（春秋时楚国宛、印今河南省南阳市人。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入齐，经商至富）说：“大凡作战布阵的原则，是充实左翼，使之成为坚强难破的雄军，设立较弱的右翼为配合作战的雌军。”春秋时期，楚国攻打隋国（诸侯国名，在今湖北省随县，为楚所灭），季梁（隋国人，有才德）对隋君说：“楚国人以左为上，国君一定在左翼军中，您不要正面和楚王相遇。要攻击楚军的右翼，右翼军中没有良将精兵，一定会被我们打败。偏师一旦战败，它的整个军队就瓦解了。”大凡一个军阵之中，必定会有强弱不同的雄雌左右两翼，关键是应当用我军的强大主力去攻击敌人薄弱的一翼。唐太宗说：“我自从兴兵打仗以来，经常仔细观察军阵形势，每次作战，发现敌人加强他的左翼，我也加强我的左翼：敌人减弱他的右翼，我也减弱我的右翼。使我军的弱翼经常对着敌军的强翼，我军的强翼经常对着敌军的弱翼。敌人进犯我军的弱翼，前进不过数百步；我军攻击敌人的弱翼，总是突破敌人的阵线，然后再掉转头来从背后攻击敌人的强翼，所以每战必胜。”后世那些平庸无能的将领，既不能善于运用强弱之势，因而常打败仗，却说：“我的军队中掺杂着老弱的士兵，并非全部是精兵，因此不能够打胜仗。”他们不懂得老弱的士兵，本来也是军事指挥家所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老弱的士兵，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引诱消耗敌人的强兵，从而保全我军的精锐，这样，等待我军的就是失败的结局。 【原文】 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终而已矣。 【译文】 所以聪明的统帅，总是舍得牺牲自己的弱兵，而使敌人轻易地拚掉他的强兵；不计较小的损失，而用心于取得大的胜利。指挥战争的要领，本来就不过是以追求最后胜利为目标罢了。 攻守第四 【原文】 古之善攻者，不尽兵以攻坚城；善守者，不尽兵以守敌冲。夫尽兵以攻坚城，则钝兵费粮而缓於成功；尽兵以守敌冲，则兵不分，而彼间行，袭我无备。故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 【译文】 古时候善于进攻的人，不把全部兵力用来攻打防守坚固的城池；善于防守的人，不把全部兵力用于守备敌人出击的地方。把全部兵力用来攻打防守坚固的城池，就会挫伤士兵的锐气，浪费粮食军备，因而延缓取胜的时期；把全部兵力用于防守敌人出击的地方，那样士兵就不能再分开作战，敌人就会秘密行动，偷袭我们没有设防的地方。所以说，进攻时应该攻击敌人不设防的地方，防守时也应该防守敌人所不攻打的地方。 【原文】 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车毂击，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锐兵出其北；大兵攻其东，锐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盘绝径，潜师其间，不鸣金，不挝鼓，突出乎平川，以冲敌人心腹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胜败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胜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胜矣。何则？正道之城，坚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坚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则无城也，无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亦木偶人是也。 【译文】 进攻有三种战术，防守也有三种战术。这三种战术一是正兵，二是奇兵，三是伏兵。宽广平坦的道路，战车交错，人肩相摩，出征经过这条道路，回来也经过这条道路。我军一定进攻的地方，正是敌人一定防守的地方，这就叫做正兵战术。用大军进攻敌人的南边，用精锐部队袭击敌人的北边；用大军进攻敌人的东边，用精锐部队袭击敌人的西边，这就叫做奇兵战术。在高山深谷之中，在盘曲绝险的半道上，埋伏军队，不敲锣，不击鼓，然后突然出现在平原上，出击敌人的心腹之处，这就叫做伏兵战术。用正兵的战术打仗，胜败不可预料；用奇兵的战术打仗，十次战斗可以取胜五次；用伏兵的战术打仗，打十次而十次都可取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用正兵所攻击的对象一定是敌人防守坚固的城池；用正兵所攻击的军队，一定是敌人的精锐军队。用奇兵所攻击的城他，不一定是敌人防守坚固的城池；用奇兵所攻击的军队，不一定是敌人的精锐军队。如果用伏兵，那么敌人就无城可守，无兵可用。只会用正兵进攻，而不懂得用奇兵和伏兵进攻，这样的将帅就和木偶人一样。只会用正兵防守，而不懂得用奇兵和伏兵防守，这样的将帅也和木偶人一样。 【原文】 今夫盗之於人：抉门斩关而入者有焉，他户之不扃键而入者有焉，乘坏垣、坎墙趾而入者有焉。抉门斩关，而主人不知察，几希矣；他户之不扃键，主人不知察，太半矣；乘坏垣，坎墙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为主人者，宜无曰门之固，而他户墙隙之不恤焉。夫正道之兵，抉门之盗也；奇道之兵，他户之盗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盗也。 【译文】 现在那些做盗贼的人：有的是毁门撬锁进去行窃，有的是从没有上锁的旁门进去行窃，有的是翻墙穿洞而进去行窃。毁门撬锁而主人不觉察的，情况很少；从不上锁的旁门而入，而主人不觉察的，有一大半的比率；翻墙穿洞而入，而主人不觉察的，则是到都可见到的事。做为主人，不应当说：“只要大门关锁牢固，旁边的小门和墙上的小洞就不必忧虑了。”用正兵的战术，就好比毁门撬锁为盗一样，成功与否不可预料；用奇兵的战术，就好比从没上锁的旁门为盗一样，大半是可以成功的；用伏兵的战术，就好比翻墙穿洞为盗一样，十次有九次可以成功的。 【原文】 所谓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吴之长江，蜀之剑阁是也。昔者六国尝攻函谷矣，而秦将败之；曹操尝攻长江矣，而周瑜走之；锺会尝攻剑阁矣，而姜维拒之。何则？其为之守备者素也。刘濞反，攻大梁，田禄伯请以五万人别循江淮，收淮南、长沙，以与濞会武关。岑彭攻公孙述，自江州溯都江，破侯丹兵，径拔武阳，绕出延岑军後，疾以精骑赴广都，距成都不数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颜而不备愬，愬自文成破张柴，疾驰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济。此用奇道也。汉武攻南越，唐蒙请发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邓艾攻蜀，自阴平由景谷攀木缘磴，鱼贯而进，至江油而降马邈，至绵竹而斩诸葛瞻，遂降刘禅。田令孜守潼关，关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备，林言、尚让入之，夹攻关而关兵溃。此用伏道也。 【译文】 所谓正兵战术，像战国时秦国的函谷（关名，在今河南省云宝县东北农润河畔王垛村），三国时吴国的长江、蜀国的剑阁（道路名，在今四川省剑阁县东北大、小剑山之间，为诸葛亮所开辟，为川、陕间交通要道，利于防守），都是其例。战国时代中原六国曾经进攻函谷关，被秦国将军所打败。曹操曾经攻打长江，被周瑜击溃而逃。钟会（三国时长社、即今河南省长葛县人。有才学，曾做魏国司徒，后因谋叛，为乱兵所杀）曾经进攻剑阁，被姜维（三国时天水、即今甘肃省甘谷县人，字伯约。为蜀汉大将军）所阻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预先就设有守备。刘濞（刘邦兄子，封吴王。汉景帝时谋反，兵败，为东越人所杀）反叛汉朝，北上进攻大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田禄伯（吴王刘濞之臣，官大将国）向刘濞请求给他五万人马，沿着长江淮河从另一路进攻，等收取淮南（诸侯国名，都寿春，即今安徽省寿县）、长沙（诸侯国名，都临湘，即今湖南省长沙市）以后，再到武关（今陕西省商洛县西南丹江北岸）与刘濞会合。岑彭（东汉棘阳、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字居然。初随王莽，后归刘秀，封舞阴侯。后率军入蜀攻公孙述，至武阳为刺客所杀）攻打公孙述（东汉茂陵、即今陕西省与平县东北人，字子阳，起兵反王莽，自立为蜀王，后称帝，号成家，在位十二年，为汉军所败，被杀），从江州（在今四川省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沿都江（水名，即今四川省成都地区的岷江）逆水而上，大破侯丹（公孙述的都将）军队，直接攻取武阳（即今四川省彭山县），绕到延岑（公孙述的部将）军队的后面，以精锐的骑兵急速奔赴广都（在今四川省成都市东南），距离成都不过数十里。李愬（唐临潭、即今甘肃省临潭县人，字元直。有谋略，以平吴元济反叛有功，封为凉国公）攻蔡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蔡州的所有精锐部队都用来抵抗李光颜（祖先为河曲、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一带羌族人，姓阿跌氏，唐肃宗时赐姓李，字光达。因讨平藩镇有功，官至检校司空），不防备李愬。李愬从文城（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南）出发，攻破张柴村（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南）之后，急速奔驰二百里，半夜抵达蔡州，黎明就擒获了吴元济（唐沧州、即今河北省沧县人，淮西节度使兼蔡州刺史吴少阳之子。公元814年9月，吴少阳死，吴无济自请代父职，朝廷不许；10月举兵反叛。1817年10月，李愬雪夜袭蔡州，擒吴元济，送京师斩首）。这些，都是用奇兵战术的例子。汉武帝攻打南越（国名，在今广东、广西一带，都番禺，即今广东省广州市），唐蒙（人名，汉武帝时任中郎将）请求发动夜郎（国名，在今贵州省西部、北部，与云南省东北部，四川省南部一带，公元前111年归汉，置牂牁郡）军队，乘船从牂牁江（一名都泥江）沿水路而下，直抵番禺（即今广州市）城下，突然出现，南越人根本没有料到。邓艾攻打蜀国从阴平县（在今甘肃省文县西白龙江北岸）出发，经由景谷（道路名，在今甘肃省文县南沿白水江入四川），将士们攀援树木，缘着险恶的石径，鱼贯而进，到了油江县降服了马邈（蜀汉将军），到了绵竹县斩其守将诸葛瞻（诸葛亮之子，字思远，官至尚书仆射，军师将军），接着又迫使刘禅投降。田令孜（本姓陈，字则仲，唐末蜀县、即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唐僖宗时为宦官，专朝政）率军把守潼关，关的左边有个大山谷，名叫禁谷，没有派兵把守。林言（唐末曹州冤句、即今山东省曹县西北人，黄巢的部将）、尚让（亦黄巢部将）便从山谷中进入关内，夹攻潼关，守关的唐朝军队被击溃。这些，都是伏兵战术的例子。 【原文】 吾观古之善用兵者，一阵之间，尚犹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胜，况守一国、攻一国，而社稷之安危系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将耶？ 【译文】 我考察古代那些善于用兵的人，他们在一次战役之中，尚且要用正兵、奇兵、伏兵三种策略，来取得胜利，何况是守卫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这类关系着整个天下安危的战争，难道可以用那些不懂得这三种用兵战术的人为将帅吗？ 用间第五 【原文】 孙武既言五间，则又有曰：“商之兴也，伊摰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商。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按《书》：“伊尹适夏，丑夏归亳。”《史》：“太公尝事纣，去之归周。”所谓在夏在商诚矣，然以为间，何也？汤、文王固使人间夏、商邪？伊、吕固与人为间邪？桀、纣固待间而後可伐邪？是虽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则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汤必曰：“桀虽暴，一旦用伊尹，则民心复安，吾何病焉。”及其归亳也，汤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视民病。”遂与天下共亡之。吕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纣虽虐，一旦用吕牙，则天禄必复，吾何忧焉。”及其归周也，文王必曰：“纣得吕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与天下共亡之。然则夏、商之存亡，待伊、吕用否而决。 【译文】 孙武说过“间谋有五种”（《孙子兵法·用间篇》：“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又说过：“商朝所以能兴盛起来，是因为伊挚（商汤的宰相，官号叫尹，所以又称伊尹，原为汤妻的陪嫁奴隶，后辅佐商汤伐夏桀，建立商朝）曾经待过夏朝，了解夏朝的情况；周朝所以能兴盛起来，是因为吕牙（即姜太公）曾经待在殷朝，了解殷朝的情况。因此，明智的君主、贤能的将帅，凡是能用具有极高智慧的人做间谍的，就一定能够建树大功。这是用兵的关键所在，整个军队要依靠他来决定行动。”考察《尚书》的记载，伊尹确实到过夏朝，认为夏朝政治丑恶，就往毫京归顺商汤。根据史书记载，姜太公曾经为殷纤王做事，因为纣王无道，才离开殷朝，投奔周朝。所以孙武说伊尹曾待过夏朝、吕牙曾待过殷朝，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孙武又认为他们是间谍，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商汤、周文王（姓姬名昌，死后谥号文。为周武王之父，殷时为西方诸候之长，号西伯，奠定了周朝统一天下的基础，历史上常与周武王并称为“文武”）本来就命他们在夏朝、商朝做间谍吗？难道伊尹、吕尚本来就是为人做间谍的吗？或者是夏桀（姓姒，名履癸，夏朝末代君王，史称夏桀）、殷纣本来就是只有依靠间谍才能讨伐的吗？——即使是智慧最低下的人，也懂得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不过，我的意思是：天下的存亡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当伊尹在夏朝的时候，商汤一定会说：“桀虽然暴虐，一旦他任用伊尹，那么民心就会回复安定，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等到伊尹来到毫的时候，商汤一定会说：“桀得到伊尹而不能任用，夏朝一定要灭亡了。我不能看着人民陷入困苦之中而坐视不问。”于是就联合天下诸侯一起来讨灭夏桀。当吕牙在商朝的时候，周文王一定会说：“纣虽然暴虐，一旦他任用吕牙，那么天赐的福禄一定会恢复，我还忧虑什么呢？”等到吕牙来到周朝的时候，周文王一定会说：“纣得到了吕牙而不能任用，商朝一定要灭亡了。我不能够长期阻止天意的贯彻。”于是就命令周武王联合天下诸侯，共同来讨灭商朝。这样看来，夏朝、商朝的或存或亡，是依赖于伊尹、吕牙的是否被任用而决定的。 【原文】 今夫问将之贤者，必曰能逆知敌国之胜败。问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爱千金，故能使人为之出万死以间敌国，或曰能因敌国之使而探其阴计。鸣呼！其亦劳矣。伊、吕一归，而夏、商之国为决亡。使汤、武无用间之名，与用间之劳，而得用间之实，此非上智，其谁能之？ 【译文】 现在如果要问什么样的将帅才算是贤能的？一定会回答说：“能预先知道敌国作战的胜败，就是贤能的将帅。”再问他用什么办法可以预先知道敌国作战胜败呢？他一定会回答说：“不吝惜千金，所以能使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为他刺探敌国的情况。”或者说：“能根据敌国使者的言行探测他们的阴谋计划。”他们这样做也真是够辛苦了！像伊尹、吕牙这样，一来归顺就决定了夏朝、殷朝灭亡的命运，使得商汤、周武王没有用间谍的名声和用间谍的辛劳，却得到了用间谍的实效。这如果不是有上等智慧的人，谁能够做到？ 【原文】 夫兵虽诡道，而本於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於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计，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於诈，百补而千穴败。智於此，不足恃也。 【译文】 用兵打仗虽然属于诡诈之道，但是以坚持正义为根本的人，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五种间谍的运用，它的归宿总是诡诈之道，成功了会得到好处，失败了就会带来灾祸。况且，我对别人使用诡诈，别人也将对我使用诡诈。所以能以间谍取胜的人，有时也会因间谍而遭到失败。我的间谍不忠贞，反而会被敌人利用，这是失败的第一种原因。间谍得到的不是敌人的真实情况，而是故意显示的虚假情况，却以为是可信的，这是失败的第二种原因。做间谍的人接受了我的钱财，不能探得敌人的秘密计划，因为惧怕惩罚而编造一些假情报告诉我，这是失败的第三种原因。在正义上尽心力的人，这一件事情做好了，其他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可成功；在诡诈上用心计的人，做一百件补救的事，却会有一千件繁杂的事情发生，终归还是失败。把聪明用在诡诈上的人，是不能够依靠的。 【原文】 故五间者，非明君贤将之所上。明君贤将之所上者，上智之间也。是以淮阴、曲逆，义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计定；左车、周叔不用於赵、魏，而淮阴进兵之谋决。鸣呼，是亦间也。 【译文】 所以五种用间谍的办法，并不是圣明的君主、贤德的将帅所崇尚的：他们所崇尚的，应该是争取到极高智慧的人做谋士。因此淮阴侯（韩信）、曲逆侯（陈平）坚持正义不愿为楚王效力，而汉高祖得到他们之后，就决定了消灭项籍的计划；李左军（秦末人，赵王歇的大臣，封广武君）、周叔（秦末人，魏王豹的部将）不被赵王和魏王信任，因而淮阴侯进兵赵、魏的计划就决定了。这也是使用间谍的一种办法啊！ 孙武第六 【原文】 求之而不穷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与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几人？求之於言而不穷者几人？言不穷矣，求之於用而不穷者几人？呜呼！至於用而不穷者，吾未之见也。 【译文】 连续向他提出问题而难不倒他，这样的人就是天下的奇才了。同天下的士人谈论用兵的事，而说“我不会用兵”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在这些人中，向他连续提出问题而难不倒他的，又能有几个？在理论上难不倒他，但用他来领兵打仗而能够始终不遭到失败的，又能有几个？哎！至于说领兵打仗而能始终不遭到失败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哩！ 【原文】 《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为人，必谓有应敌无穷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吴王阖庐之入郢也，武为将军。及秦、楚交败其兵，越王入践其国，外祸内患，一旦迭发，吴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 【译文】 孙武写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后世所有的军事家都把他当作老师来崇敬。依照我的看法，孙武是谈论兵法的杰出人物，他的书论述奇特、权变、秘密、机智这些用兵的技巧，真是神出鬼没，妙不可言，自古以来那些谈论用兵的著作、极少能比得上的。因而揣测他作为出色的军事家，一定具有应付敌人的无穷才能，不知道他领兵打仗却不能每战必胜，而且和他在书中谈的相距甚远。当吴王阖庐攻入郢都（楚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的时候，是以孙武为统帅的；等到秦国和楚国联合打败吴国的军队，后来越王勾践又率大军践踏了他的国家，外祸内患一旦接踵而来，吴王（指夫差）奔走而不及自救之时，孙武却对消除这些祸乱一筹莫展。 【原文】 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敌，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戎、子西、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冢而吴服，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然始吴能以入郢，及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盖亦鲜耳。夫以武自为书，尚不能自用，以取败北，况区区祖其故智余论者而能将乎？ 【译文】 假如依据孙武自己的书来责求他的过失，大概有如下三条：《九地篇》说“把威武加在敌人头上，就要使他不能同别国结交。”然而孙武却使秦国能够听到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姓公孙，封于申，故称申包胥。吴兵入郢都，申包胥至秦求救，哭于秦廷七日七夜，秦终于出兵救楚，大败吴军）的话，出兵援救楚国，对吴国没有忌惧之心；这就太不威武了。这是孙武的第一条过失。《作战篇》又说：“长久出兵在外，就会使军队疲惫，挫伤锐气，力量耗尽，物资枯竭，那样别国就会乘你危机时而起兵进攻你。”而孙武在吴王阖庐九年（公元前506年）冬季攻打楚国，到十年秋季才返回，可以说是“长久出兵在外”了，越国人能够不乘其国内空虚而攻入吴国吗？这是孙武的第二条过失。《作战篇》又说：“战士奋勇杀敌，是由于愤怒。”孙武纵容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后奔吴，为大夫，终因直谏而死）、伯嚭（也是楚国人，后奔吴夫差时为太宰。越灭吴，杀伯嚭）鞭打楚平王（姓毕，熊氏，初名叶疾，即位后改名居，在位十三年）的尸体，发泄一个匹夫的私忿，用对敌人的侮辱来激怒敌人；这就是司马戌（即沈尹戌，楚国左司马）、子西（楚平王子，名申，时为令尹）、子期（亦楚平王子，子西之弟，名结，时为大司马）所以用誓死的决心来向吴国报仇的原因。勾践攻占吴国，不去毁坏吴王的祖坟，而吴国人民却顺从他。田单（战国时齐国人。燕军攻齐，占领七十余城，仅莒、即墨二城未破。即墨守将战死，城中人民推田单为将军，田单用计大破燕军，收复所有被占城市，因功封安平君）欺诈燕军，使他们掘了齐人的坟墓，因而激起了齐国人民的奋发斗争精神。他们的智谋远在孙武之上。孙武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他的第三条过失。但是当吴军开始讨伐楚国时，能够很快就攻入鄂都，正是由于利用伍子肯、伯嚭、唐国（春秋时诸侯国，都城在今湖北省随县西北唐城镇）、蔡国（春秋时诸候国，都城在今河南省新蔡县，唐、蔡二国国君均曾被楚囚禁受辱）对楚国的愤怒和楚国子瓦（即囊瓦，字子常，曾为楚国令尹）的不仁，孙武的功绩也是很少有的。孙武自己写的书，尚且不能自己熟练运用，因而遭到这样的失败，更何况那种愚蠢地只知学习孙武的某些过时的教条、理论皮毛的人呢？怎么可以用他们来领兵打仗呢？ 【原文】 且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着书言兵，世称之曰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词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然吴起始用於鲁，破齐；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复霸。而武之所为反如是，书之不足信也固矣。 【译文】 吴起（战国时卫国人，著名军事家：著有《吴子》一书，属兵家）与孙武是一样的人，都著书谈论兵法，世人将他们并称，叫做“孙吴”。然而吴起书中谈论用兵，不注重法制，文字粗糙简略，没有统领全书的纲纪，不及孙武的书语言精练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用兵理论都可在《孙子兵法》中找到最终的本源。但是，吴起开始被鲁国任用，就大破齐军；后来到了魏国，又能战胜秦国军队；到了楚国后，使楚国再次称霸诸侯。可是孙武的所作所为，反而造成了那种失败的结局，可见书上的理论本来就是不能够完全信赖的。 【原文】 今夫外御一隶，内治一妾，是贱丈夫亦能，夫岂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军之众，阖营而自固，或且有乱，然则是三军之众惑之也。故善将者，视三军之众与视一隶一妾无加焉，故其心常若有余。夫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而其中恢恢然而犹有余地，此韩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能勿视其众而已矣。 【译文】 假如在外面指使一个男仆，在家里管理一个侍女，这是一个没有才智的普通人也会做到的，难道还一定要别人来教导吗？至于率领三军这样众多的人，关闭营门以求自固，有时还是会发生骚乱，这是由于三军人数太多，使自己思想产生迷乱的缘故。善于治军的将帅，指挥三军那样众多的人，和使用一个男仆、一个侍女并无多少区别，所以他的心力经常有余裕。以一个人的心胸，来承当统帅三军这样众多士兵的重任，还总是觉得其中宽宽的尚有余地，这就是韩信所说的“领兵越多越容易办”的原因。所以，用兵难道有什么特别的道术吗？只不过是能不为士兵的人数众多所困惑罢了。 子贡第七 【原文】 君子之道，智信难。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见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则举而弃乎信。吾则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继也。” 【译文】 君子立身处世的原则中，机智和诚信是最难同时做到的。诚信是用来端正机智的，而机智常常至于不端正；机智是用来通达诚信的，而诚信常常至于不通达。所以君子对此应当谨慎。世俗的儒士们都说：“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人们看到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于是就全都抛弃诚信。我却要说：“虽然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但是不讲诚信，机智用一次之后，就再也不能继续使用了。” 【原文】 子贡之以乱齐、灭吴、存鲁也，吾悲之。彼子贡者，游说之士，苟以邀一时之功，而不以可继为事，故不见其祸。使夫王公大人而计出於此，则吾未见其不旋踵而败也。吾闻之：王者之兵，计万世而动；霸者之兵，计子孙而举；强国之兵，计终身而发：求可继也。子贡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 【译文】 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弟子。先后做过卫国、鲁国宰相。机智过人，能言善辩。经商致富，与王侯分庭抗札。据传说，子贡曾经功说齐国伐鲁，游说吴、越、晋诸国之间，使之互相牵制，因此有“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的说法）用机智使齐国生乱、吴国灭亡、鲁国保全，我对他这种做法感到可悲。像子贡那样的人，不过是游说之士罢了，他苟且贪求一时的成功，而不以能够长久使用为目的，所以他预见不到这种做法所将带来的灾祸。假使王公大人的计策都出于机智，那么我还未曾发现他们不马上就跟着失败的。我听说：“称王天下的人，他的军队只有在考虑到万代的利害时才会动用；称霸天下的人，他的军队只有在考虑到子孙的利害时才会动用；强者的军队，只有在考虑到自己终身的利害时才会动用。”所以如此谨慎，就是希望成功的措施以后还可以长久使用。而像子贡这样用兵，只能用一次，下次就不能够再使用了。 【原文】 故子贡之出也，吾以为鲁可存也，而齐可无乱，吴可无灭。何也？田常之将篡也，惮高、国、鲍、晏，故使移兵伐鲁。为赐计者，莫若抵高、国、鲍、晏吊之，彼必愕而问焉，则对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鲁，吾窃哀子之将亡也。”彼必诘其故，则对曰：“齐之有田氏，犹人之养虎也。子之於齐，犹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齐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惧肘股之扞也。今子出伐鲁，肘股去矣，田氏孰惧哉？吾见身将磔裂，而肘股随之，所以吊也。”彼必惧而咨计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趋鲁，压境而止。吾请为子潜约鲁侯，以待田氏之变，帅其兵从子入讨之。”彼惧田氏之祸，其势不得不听；归以约鲁侯，鲁侯惧齐伐，其势亦不得不听。因使练兵搜乘以俟齐衅，诛乱臣而定新主，齐必德鲁，数世之利也。吾观仲尼以为齐人不与田常者半，故请哀公讨之。今诚以鲁之众，从高、国、鲍、晏之师，加齐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势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赐之不出於此也。 【译文】 子贡的那次出使，我认为既可达到保存鲁的目的，又可以使齐国不发生内乱，也可以使吴国不至于灭亡。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田常（即田成子，又名田恒，本姓陈，其祖先为陈国公子完，入齐后改姓田。公元前481年，田常杀齐简公，立齐平公，自任齐相，齐政尽归田氏）正准备篡夺齐国政权，害怕高氏（高无平，齐卿）、国氏（国书、齐卿）、鲍氏（疑指鲍牧，齐卿）晏氏（晏围，晏婴之子，为齐大夫）的反对，所以派他们带领各自的军队去讨伐鲁国。如果替子贡打算，不如到高氏、国氏、鲍氏、晏氏那里去故意表示哀悼。他们一定会感到惊讶，并问这是为什么。那就回答说：“田常派你们的军队来攻打鲁国，我看到你们快到灭亡了，所以来表示哀悼。”他们一定还要追问原因。那就回答说：“齐国有田氏，就像有人在自己家里养只恶虎一般。你们对于齐国，就好像人的四肢对于身体一样重要。田氏想要吞掉齐国的野心由来已久了，然而一直不敢把他的野心付诸实现，原因就是惧怕遭到你们强有力的反抗。现在连你们都出来攻打鲁国，就像是齐国的身体失去了四肢，田氏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看身体将要被割裂，而四肢也要跟着死亡，所以来向你们表示哀悼。”他们听了一定会感到惊惧，并且询问对付的计策。这时子贡便可以乘机教导他们说：“你们可以把军队全部开向鲁国，但到边境就停下来。请允许我秘密地替你们去约好鲁侯，等到田氏在国内发动叛变时，让鲁君率领他的军队跟着你们一起到齐国去讨伐田氏。”站在齐国立场上来考虑，他们惧怕田氏将会加害他们，势必不能不听从子贡的安排。然后子贡再返回鲁国，和鲁君商定协约。鲁君因为害怕齐军攻打自己，势必也不能不接受子贡的计划书。因而乘机让鲁国训练士兵、检阅车马，等到齐国发生内乱，便派军队去诛杀乱臣，安定新的国君。齐国一定会感激鲁国的恩德，这对鲁国以后几代人都是有利的事。我看当时仲尼曾认为齐国人中有一半是不赞成田常的，所以他请求鲁哀公（姓姬名将，在位二十七年，死后谥哀）讨伐他。如果真的用鲁国军队，和高氏、国氏、鲍氏、晏氏的军队一起，再加上齐国反对田常篡权的那一半人，来共同讨伐，就可以攻入齐国的京城，在街市上把田常车裂处死。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可以成就很大的功绩。可惜啊！子贡没有采用这种策略。 【原文】 齐哀王举兵诛吕氏，吕氏以灌婴为将拒之。至荥阳，婴使谕齐及诸侯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今田氏之势，何以异此？有鲁以为齐，有高、国、鲍、晏以为灌婴。惜乎！赐之不出於此也！ 【译文】 齐哀王（汉初人，高祖刘邦之孙，名襄，齐悼惠王刘肥长子，继刘肥为齐王，死后谥哀）发兵讨伐吕氏（吕后之侄吕产、吕禄等，专擅朝政，吕后死，诸吕被诛），吕氏命令灌婴（汉初雅阳、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人，秦末随刘邦反秦，屡立战功，封颖阴侯。品后死后，与周勃、陈平合谋诛诸吕、立汉文帝，安定汉朝）率军前去抵抗。到了荥阳灌婴派使者去说服齐哀王和其他诸侯联合起来，等待吕氏发动叛变，然后共同讨灭他们。田常所处的形势，和吕氏没有什么不同，当时的鲁国好比汉朝时的齐国，当时的高氏、国氏、鲍氏、晏氏则好比灌婴等人。可惜的是，子贡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手段！ 六国第八 【原文】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译文】 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军队不强、作战失利，弊病在于拿土地来贿赂秦国。用土地来贿赂秦国，自己的国力就会削弱，这是一条亡国的道路。 【原文】 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於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译文】 有人会问：“六国先后地灭亡了，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我回答说：“不去贿赂秦国的国家，却由于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了。因为失去了强有力的援助，就不能单独保全。所以我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秦国除了用战争夺取土地之外，由于别的国家的赠送，小者得到田邑，大者得到城池。比较一下秦国所得的土地，由于别的国家贿赂而得到的，要比由于战胜而得到的多一百倍；其他国家送给秦国的土地，要比战败而失去的土地多一百倍。这就可以看出，秦国的最大希望，六国的最大忧患，本来就不在于战争。试想六国君主的历代先租，是怎样地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获得了这点土地。但是他们的子孙却对这些土地不甚爱惜，拿它来送给别人，就像抛弃草芥那样随便。今天割给人家五个城邑，明天割给人家十个城邑，然后求得一夜的安睡；但是早上起来查看四方边境，发现秦国的军队又来了，这样下去，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暴秦的贪欲却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奉送给他的土地越多，他对你的侵略就越厉害。所以用不着交战，双方的强弱胜负就已经清清楚楚了，六国都落得个灭亡的下场，按理说本来也应该如此。古人说：“用土地来事奉秦国，就像抱着干柴去救火，柴烧不完，火就不会熄灭。”这话是讲对了。 【原文】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於秦，二败而三胜。後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译文】 齐国不曾送给秦国土地，到头来也跟着其他五个国家灭亡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和秦国结盟，而不帮助其他五国。五国已经灭亡，齐国也就逃不掉了。燕、赵两国的君主起初还有考虑深远的谋略，能够守卫自己的国土，坚持大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虽然是个小国，却灭亡得较晚，这是他坚持用兵抵抗的效果。到了燕太子丹（姓姬，名丹，燕王喜之子，曾派荆轲入秦刺秦王，未遂。秦发兵攻燕，燕王喜斩太子丹，以头献秦王）用荆轲（战国时卫国人，或称荆卿，又名废卿，为燕太子丹门客，受命刺秦王，事败被杀）去执行刺杀秦王的计划，这才招来祸害。赵国曾和秦国打了五仗，二次战败，三次取胜。后来秦国又两度攻击赵国，都被李牧（战国时赵国著名军事家，为赵将，曾大破匈奴军。与秦军作战，层建大功，封武安君）所打败。到了李牧因被诬而遭杀害，赵国就灭亡了；可惜用武力抗秦没有能坚持到底。燕、赵两国当时都在秦国已经把别的国家消灭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可以说智谋力量都是孤立无援了，战败而灭亡，的确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假使过去其他三国（指韩、魏、楚）各自爱惜自己的土地，齐国人不要依附秦国，燕太子丹不施行刺客的计划，赵国的良将李牧还在，那么胜负的命运，存亡的名分，同秦国相比较，到底何方有利，还不容易断定呢。 【原文】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於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译文】 唉！如果把送给秦国的土地拿来封赏给天下的谋臣，用事奉秦国的恭敬之心来礼遇天下的奇才，同心协力对付西方的秦国，那样恐怕秦国人连吃饭都会咽不下去了。六国有这样的形势力量，却被秦国久积的威势所胁迫，日削月割，以至于灭亡，真是太可悲了！治理国家的人，切不要被敌人久积的威势所胁迫啊！ 【原文】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於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译文】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国家，其势力比秦国弱小，却还有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形势。假使以全中国这样大的力量，却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比起当年的六国，就更加不如了。 项籍第九 【原文】 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势；不有所忍，不可以尽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济。 【译文】 我曾经说过：“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而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所以这三个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获得成功。”假使不能舍弃一些东西，就不能取得天下的形势，不能忍让一些事情，就不能完全拥有天下的财利。因此，有些地方不去夺取，有些城市不去攻占；有些胜利不去获取，有些失败不去逃避；得到一些人才也不要得意忘形，失掉一些人才也不要老羞成怒；任凭天下人各自为所欲为，我从容地先发制人，这样就可以获得成功。 【原文】 呜呼！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死於垓下，无惑也。吾观其战於钜鹿也，见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未尝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关，籍於此时若急引军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钜鹿，而犹徘徊河南、新安间，至函谷，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则其势不得强而臣。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钜鹿之战也。 【译文】 唉！以项籍百战百胜的才能，而最后却兵败垓下（地名，在今安徽省灵壁县东南沱河北岸）而死，对此倒也不必奇怪。我从钜鹿（地名，在今河北省平乡县）之战中（公元前207年，项羽奉楚怀王熊心之命，北上救赵，与秦军战于钜鹿，大破秦军），即看出他的谋略缺乏远见，度量不够宽大，未尝不对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当项籍渡过黄河北上之时，沛公（即刘邦）才开始整顿兵马向武关（在今陕西省商洛县西南）进发，这时项籍如果率领军队去进攻秦国，趁着刘邦军队的锐气而利用它，就可以攻占咸阳，控制住全天下。但他不知道运用这种策略，却愚蠢地去同秦国的将领争一日胜负的名声，既然已经在钜鹿大获全胜，却又在黄河以南新安县一带往返作战，等到他到了函谷关时，刘邦早已经进入咸阳几个月了。秦地人民既然已经安心接受沛公的统治，而对项籍产生了仇视心理，那么势必不要再强迫他们臣服项籍了。所以项籍虽然把刘邦改封到汉中，而自己最后建都在彭城（即今江苏省徐州市），致使刘邦仍然能够再次占领三秦（地名，即今陕西省中、北部一带。项羽入关，三分秦国关中之地：封章邯为雍王，领咸阳以西之地；封司马欣为塞王，领成阳以东之地；封董翳为翟王，领上郡即今陕北之地，合称三秦）。这样，天下的形势就要归汉，不会归楚；楚虽然能百战百胜，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说：项籍终于在垓下战败身亡，钜鹿之战就已出现预兆了。 【原文】 或曰：“籍必能入秦乎？”曰：“项梁死，章邯谓楚不足虑，故移兵伐赵，有轻楚心，而良将劲兵尽於钜鹿。籍诚能以必死之士，击其轻敌寡弱之师，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关，与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关，与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则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 【译文】 有人也许会问道：“即使按照你讲的这种策略去做，又怎么可以断定项籍一定能攻入秦国呢？”我回答说：“项梁（秦末下相，即今江苏省宿迁县人，楚将项燕之子，项羽叔父。与项羽一同起兵反秦，在定陶为秦将章邯所败而死）死后，章邯（秦二世时官任少府，后为将军，率军与起义军作战，屡胜，进围钜鹿，为项羽所败，降楚，后随项羽入关，封为雍王。终被刘邦所破，兵败自杀）以为楚军不是忧虑，所以就转移兵力去攻打赵国，颇有轻视楚军之心，因而把精兵良将都派去围攻钜鹿。这时项籍如果能率领拚死作战的士兵，袭击秦国留守的那些既有轻敌心理而又人少力弱的军队，攻入咸阳是十分容易的事。况且，即将灭亡的秦国军队所把守的关防，和沛公刘邦的军队所把守的关防，二者相比，其忧劣是不言而喻的；沛公军队攻打关防，和项籍的军队攻打关防，二者相比，其优劣也是不言而喻的。秦军所把守的关防，沛公可以攻进去；沛公所把守的关防，项籍可以攻进去，那么，即将灭亡的秦国军队所把守的关防，项籍难道就不能攻进去吗？” 【原文】 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曰：“虎方捕鹿，罴据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则碎於罴明矣。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使籍入关，王离、涉间必释赵自救。籍据关逆击其前，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蹑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功於秦也。”战国时，魏伐赵，齐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赵而破魏。彼宋义号知兵，殊不达此，屯安阳不进，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据关矣。籍与义俱失焉。 【译文】 也许又有人问：“这样说来，项籍是可以攻进秦国的。但是，救赵国的事情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老虎正在捕捉野鹿，熊罴却乘机占据了它的洞穴，搏击它的幼子，老虎怎么可能不舍弃野鹿而返回自己的洞穴呢？返回去就会被熊罴撕碎，这点也是很明白的，兵书说'要攻击敌人必定援救的地方’（攻其必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假使项籍攻破秦国国防，王离（秦末东乡、即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人，秦名将王翦之孙。二世皇帝时，率军击赵，在钜鹿之战中被项籍所擒）、涉间（秦末人，姓涉名间，二世皇帝时为秦将，在钜鹿之战中兵败，自焚而死）一定会撤除对赵国的包围，赶回秦国去救援。这时项籍依凭险关在秦军前面迎击，赵国与其他诸侯救赵的十几支军队在秦军后面追击，就一定可以消灭他们。这样项籍便可一举解除秦军对赵国的包围，而且取得灭秦之功。”战国时魏国攻打赵国，齐国派兵援救，田忌（战国时齐国人，为将军，率兵击魏救赵，用军师孙膑之计，大败魏军于马陵，杀魏将庞涓）带领军队迅速直扑向魏都大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因而救了赵国，打败了魏国。那个宋义（秦末楚国人，随项梁起兵反秦，楚怀王熊心任命他为上将军，号子卿冠军，率军救赵，至安阳不进，坐观局势，被副将项羽所杀）号称懂得兵法，却完全不知道这个道理。他率军救赵，走到安阳便停下来不再前进，说是“要等待秦军作战疲敝再趁虚攻击”，我恐怕秦军还没有疲敝，沛公就已先攻占秦国的关防了。项籍和宋义的计策都是错误的。 【原文】 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後曰险哉！ 【译文】 因此，古代那些夺取天下的人，常常首先考虑所占据的地方是否有利于发展。诸葛孔明放弃了荆州（今湖北省汉水以南地区，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市），而到西蜀去，从这个行动看，我就知道他不可能统一天下了。诸葛亮不曾看出什么是大的险要，他认为剑门山（在今四川省北部，又名梁山，有剑门七十二峰，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形似剑门。主峰在今四川省剑阁县北，诸葛亮在此设剑门关，并修筑栈道，叫剑阁道）的险要就可以保护蜀汉不至于灭亡。我曾经去考察过那里的险要形势，它利于防守，不利于出击；出击时后边的军队就不能接续得上。像这种险要之地，战战兢兢地防守以求保全自身，尚且不能得到充足的物资供应，怎么能够靠它来夺取中原的广大地区呢？像那秦朝、汉朝旧都所在的地方，有千里广阔的肥沃土地，又有大河高山做为屏障，才真是能够控制天下的好地方；为什么要去经营剑门山那样不能自由行动的地方，然后还得意地说“这里真是险要”呢？ 【原文】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译文】 现在那些富有的人家，都一定要居住在四通八达的都市中，使他们的钱财可以流通天下，然后才能收取全天下的利益。也有那种气度狭小的人，得到一件宝物，就把它密藏在家里，整天守着门户而防备盗贼。唉！这样做只是希求不丢失财物，并不是希求发财致富啊！但是，一旦大盗来了，就会抢劫一空，又怎么知道自己财物不会丢失呢？ 高祖第十 【原文】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後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见也。 【译文】 掌握策略，运用权术，恰当处理一时的利害关系，汉高祖比不上陈平；分析估计天下形势，不费多大力气就能制服项羽，高祖又比不上张良（秦末韩国人，字子房，曾谋刺秦始皇，未遂，逃匿下邳。后随刘邦起兵，为主要谋士，辅佐刘邦灭秦和项羽，因功封留候）。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辅佐，天下就不会归于汉朝，那样汉高祖最终也不过是一个鄙朴而倔强的人罢了。然而天下已经安定之后，关于子孙后代长治久安的计策，陈平、张良的智谋就没有考虑到；汉高祖则常常为之事先谋划安排，并且完全符合后来所发生的事变情况，就好像是在他亲眼看清楚了事变情况之后，才做出这些安排一样，这说明汉高祖的智慧对于大事能够看得很透彻，而对于一些小事则比较不在行，我们可以从日后发生的事发现这一点。 【原文】 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既安矣，勃又将谁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 【译文】 汉高祖曾经对吕后说：“周勃（汉初沛、即今江苏省沛县人，随刘邦起兵反秦，以军功为将军，封降侯）稳重忠厚，缺乏文采，但是能够安定刘氏江山的必定是周勃这个人。可以任命他做太尉（官名，掌管全国兵权）。”当时，刘氏江山已经安定了，还要让周勃来安定谁呢？所以我的猜想是：汉高祖把太尉这个重要的官职托给周勃，是预见到将来诸吕为乱的祸殃了。 【原文】 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帝意百岁後，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无有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 【译文】 既然如此，汉高祖不及早除去诸吕的后台吕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过去周武王死时，周成王（姓姬名诵，周武王之子，周朝二代君主）以幼年继位，三监（周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武王灭商后，封殷纣王之子武庚于殷旧都，并在度都的东、西、北三面建立卫、庸、邶三个诸侯国；分别派管叔、蔡叔、霍叔去那里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就叛变了。汉高租猜测到在自己死后，将、相、大臣和那些封侯封王的人中间，一定会有武庚这样的叛臣，而没有谁能够制服他们。所以考虑到只要家里有主事的母亲在，即使是强梁凶悍的奴仆也不敢欺侮幼弱的主子。吕后曾辅助汉高祖平定天下，一向被大臣们畏敬顺从，只有她可以镇压住那些图谋不轨的大臣们，而等到年幼的君主长大成人掌握政权。所以汉高祖不在死前除去吕后，是替汉惠帝（姓刘名盈，刘邦与吕后所生，继刘邦为帝，在位七年，死后谥号惠）考虑。 【原文】 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呜呼！彼岂独於哙不仁耶！且哙与帝偕起，拔城陷阵，功不为少矣。方亚父嗾项庄时，微哙诮让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斩之。夫哙之罪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健，诸将所不能制，後世之患，无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於杀人而已矣。樊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於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哙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则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或谓哙於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继以逆诛。谁谓百岁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 【译文】 吕后既然不可除去，所以就剪除她的党羽，削弱她的权势，以致即使发生变故而政权也不至于动摇。因此，以樊哙（汉初沛、即今江苏省沛县人。吕后的妹夫，秦末随刘邦起兵，以军功封舞阳候）这样的功臣，一旦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也就毫不犹豫地要杀掉他。唉！难道汉高祖单单对樊哙不仁吗？况且樊哙和汉高祖一起起义，攻城破阵，立功不能算少。当范增唆使项庄刺杀刘邦时，如果没有樊哙当场对项羽进行谴责，那么汉朝能否建立，可就不知道了。可是当一旦有人毁谮樊哙，说他要在高祖死后，杀掉戚夫人（刘邦之妾，赵王刘如意之母，刘邦死后，戚夫人与赵王如意均被吕后所害），虽然樊哙正在率军讨伐燕王（姓庐名绾，汉初丰、即今江苏省丰县人。从刘邦起兵反秦，后以功封燕王。因被疑叛汉，投奔匈奴）的途中，高祖也立即命令陈平、周勃到军营中将他就地处死。樊哙的罪行并没有表现出来，说他有杀掉戚夫人之心，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况且汉高祖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就诛杀天下的功臣，这一点也是明白的。汉高祖娶吕氏为妻，吕氏的族人中像吕产、吕禄之流，都是些平庸之才，不足忧虑；只有樊哙强横雄健，是将军们所不能制服的，后世的祸害，没有谁比他再大的了。汉高祖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这种毒药一样，使它的毒可以治疗疾病，而不至于毒死人。樊哙一死，那么吕后的毒将不至于伤害汉朝江山。汉高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他死后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陈平、周勃并没有遵照命令杀掉樊哙，是将汉高祖忧虑的祸害留了下来。樊哙死于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这是天意啊！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么吕禄就不可能被欺骗，太尉周勃也就不可能掌握北军。也许有人会说樊哙是汉高祖最亲近的人，即使他还活着，未必就会参与吕产、吕禄的叛乱。韩信、黥布（汉初六、即今安徽省六安县人，姓英名布，因犯秦法曾被黥面，故又称黥布。起兵反秦，初附项羽，后归汉，封淮南王。后又叛汉，兵败被杀）、卢绾都曾被封王，南面称孤，而卢绾又是最受汉高祖宠爱的，他们都还在汉高祖未死之前，相继因为叛乱被讨灭了。谁又能够肯定在汉高祖死了之后，像樊哙这样性情残暴、以屠狗为业的人，当他看到自己的亲戚趁着有利的形势，造反称帝称王，而一定不会感到高兴，跟着他们一起造反呢？所以我说：“陈平、周勃这两个人没有遵照汉高帝的命令，杀掉樊哙，是将他生前所忧虑的祸害留了下来。” 译者的话 《权书》为苏洵所作。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生于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少年时期不好读书，喜爱游历，自言“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从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忆山送人》）二十七岁“始大发愤，谢其素所住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以后他曾几次应进士、茂才异等科考试，皆不中，因而尽焚以往所写文章，更加刻苦攻读。 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曾回书说：“由是，尽焚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韩愈）“及其他圣人贤人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并且决心放弃通过考试求官的人生道路，专心于学术研究，他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托于学术。”（《上韩丞相书》） 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间，”他写了《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成为蜀中名蜚遐迩的学者和散文家。当时的益州（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知州张方平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省雅安县）雷简大都盛赞其文，张方平力劝他进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并致书翰林学士欧阳修，进行推荐；雷简夫也致书欧阳修和韩琦大力推荐。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来到汴京，拜见了欧阳修。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的文章大加激赏，并将其中二十二篇（《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献于朝廷。消息传出，士人争相传诵，模仿其文，一时名动京师，使当时文风为之一变。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洵妻程氏病逝，父子三人便仓皇返回家乡。次年（公元1058年）朝廷诏试舍人院，苏洵托辞有病，不去应试。由于朝廷的再一催促，苏洵不得不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再次携二子入京。他在《上欧阳内翰第四书》中说：“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辞，必将以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岁之秋，轼、辙已服阙（服丧期满），亦不可不与之俱东。”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二月到了京师，经宰相韩琦推荐，授秘收省校书郎（从九品）；一年后，改任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省）主薄（亦从九品），参与修纂《太常因革礼》。宋英宗（赵曙）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九月书成，翌年病逝于京师，享年五十八岁。 苏洵除晚年做过短时期的小官之外，平生未曾深涉仕途。但不能据此就断定他是对现实冷漠的人，实际他是一位极其关心国家命运、留意政治的人。虽然一生潦倒，但他不在求仙拜佛中自我麻醉，也不做吟风弄月的无病呻吟，甚至也不像周敦颐、邵雍那样津津于天理人性的说教；他的一生著述，以策论、史论、兵法为主题，以切合实用为目标，字里行间都寄托着他的人生追求，希望当政者能“深晓其义施之于今”（《上韩枢密书》），从而对政治有所革新，使国家走上富强。这就是他的抱负和理想。 欧阳修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其论义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二篇，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这可谓是知人知言之论。但像欧阳修这等有知人之明者能有几人？那些权贵们，虽然也爱其文，却不乐其义，这就是苏洵在当时虽然文名大盛，却仍然仕途失意的原因；遂使他终其一生在政治上无甚作为。 《权书》不仅在苏洵的全部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我国古代论说兵法和权谋的一部重要著作。它集治道、兵法、史论为一体，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思想内容。全书十篇之中，有不少迥异于古人、超绝于时俗的崭新的见解，即使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智慧的光辉。 比如在书前小序中，一开头的言词就表现出他与世俗之儒的不同：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信奉儒家学说的人是不谈论兵法的，因为仁爱正义的军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假如仁爱正义的军队果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还要用姜大公的计划谋略呢？而且在牧野之战中，武王率仁义之师还要经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战斗，然后才能获胜而停止战争，这里如果用的不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又是什么呢？ 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为世俗之儒者所断不敢言。其他像《心术篇》中提出，“只有正义才可以激发士兵，士兵出于正义而发怒，就可以百战不殆。”因而要想让士兵保持不懈的斗志，就应当使他们在胸中经常聚积着对敌人的愤怒，这就是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士兵仍不厌倦的原因。 在《孙武篇》中，他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出发，将孙武与吴起作了比较，指出：孙武的书“语言精炼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兵法理论都可在其中找到本源，但他带兵打仗却不能每战必胜，甚至最后遭到了失败的结局；而吴起的书虽然还不及孙武，但他却是一位常胜将军，所到之处都能取得成功。所以说书上的理论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更何况那些只会背诵《孙子兵法》教条的人，怎么可以让他们来带兵打仗呢？ 又如，他在《六国篇》中说，“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军队不强、作战失利，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会削弱，这是一条亡国的道路。”“奉送给秦国的土地越多，他对你的侵略就越厉害。”又说：“假使以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却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就比当年的六国又差得更远了。”在《项籍篇》中说：“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而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又说：“我从钜鹿之战中就看出项籍的谋略缺乏远见，度量不够宽大，未曾不对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诸葛亮放弃荆州到西蜀去，从这个行动看，我就知道他不可能统一天下。”等等。 像这些观点，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来看，确实是“标新立异”的思想。如果当政者能够认真对待，就会有振聋发喷之效，收大开茅塞之功。但当时的现实却是理学方兴、政治保守、对敌妥协、但求苟安。在这样的环境中，苏洵的这种带有离经叛道色彩的思想，是不可能得到统治者青睐的，何况他有些文章确有借题发挥、以古喻今、指桑骂槐的嫌疑呢！所以，苏洵一生不得志，以势而论，也在必然之中，仅就《权书》来看，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此外，像《法制》《强弱》《攻守》等篇对具体战略战术的论述，其中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见解，应为学习、研究兵法和谋略的人所重视。 苏洵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将他比做荀子，张方平则将他比做贾谊，评价极高。其文不重雕饰、风格朴实、语言简劲、内容丰盈、议论纵横、气势磅礴；其中有些名篇，如《权书》中的《六国》等，堪称千古文章之楷模，由宋以后，为历代文人学士所传诵，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苏洵的著作包括《权书》在内，也是应当珍视的宝贵文化遗产。《权书》向无单行本；苏洵的一生著述，大多收集在《嘉祐集》中，《权书》即其中之一种。关于《嘉祐集》，宋时已有不同版本。曾巩作《苏洵墓志》说有集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说有集十五卷，徐乾学家传是楼藏本十五卷。曾巩、晁公武、陈振孙所说的本子今不可见。《四库全书》集部所录《嘉祐集》十六卷，是以徐氏本为主，以清康熙年间苏州邵仁泓翻刻本十六卷互相参订，正其伪脱而成；又附录二卷为沈斐所辑（《四库全书》经部录《苏评隈子》，二卷，属后人伪托：史部录《谥法》四卷，为苏洵所著）。此外，今天所能看到的《嘉祐集》，除了徐氏本和邵氏本之外，尚有明嘉靖壬辰刊本十五卷，凌蒙初刊朱墨本十三卷，清康熙年间蔡示英刊本十六卷、附录二卷，道光年间眉州三苏祠刻本二十卷。以上各本中均有《权书》。 苏明允衡论 【衡论引】 事有可以尽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尽者。尽以告人，其难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难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于此为铢，于此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权罪者，非也。始吾作《权书》，以为其用可以至于无穷，而亦可以至于无用，于是又作《衡论》十篇。呜呼！従吾说而不见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远虑】 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经者，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曰权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机者，虽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圣人而无权，则无以成天下之务，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机者，又群臣所不得闻，群臣不得闻，谁与议？不议不济。然则所谓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无也。后世见三代取天下以仁义，而守之以礼乐也，则曰圣人无机。夫取天下与守天下，无机不能。顾三代圣人之机，不若后世之诈，故后世不得见耳。有机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禹与汤、武倡其机于上，而三臣共和之于下，以成万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为之谋主，阖庐有伍员，勾践有范蠡、大夫种。高祖之起也，大将任韩信、黥布、彭越，裨将任曹参、樊哙、滕公、灌婴，游说诸侯任郦生、陆贾、枞公，至于奇机密谋，群臣所不与者，惟留侯、酂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过曰房、杜。夫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一也。君子有机以成其善，小人有机以成其恶。有机也，虽恶亦或济，无机也，虽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无也。司马氏，魏之贼也，有贾充之徒为之腹心之臣以济。陈胜、吴广，秦民之汤、武也，无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则？无腹心之臣者，无机也，有机而泄也。夫无机与有机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设陷井，设陷井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机者，创业之君所假以济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呜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见机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变，常伏于燕安，田文所谓“主少国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无之。当是之时，而无腹心之臣，可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遗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遗孝昭、孝宣。盖天下虽有泰山之势，而圣人常以累卵为心，故虽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传》曰：“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间耶？又曰：“五载一巡狩。”彼无腹心之臣，五载一出，损千里之畿而谁与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开心胸，以济缓急。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宴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茕茕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以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太祖之用赵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御将】 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御相以礼，御将以术，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不以礼，不以信，是不为也。不以术，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将难，而御才将尤难。六畜，其初皆兽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马亦能踶，牛亦能触。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杀之。杀之不能，驱之而后已。踶者可驭以羁绁，触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弃其才而废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踶，是能触，当与虎豹并杀而同驱，则是天下无骐骥终无以服乘耶？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奸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术，而全其才以适于用。况为将者，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顾其才何如耳。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勣，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贤将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难御，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丰饮馔，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将也。近之论者或曰：将之所以毕智竭虑，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辞者，冀赏耳。为国家者，不如勿先赏以邀其成功。或曰：赏所以使人，不先赏，人不为我用。是皆一隅之说，非通论也。将之才固有小大，杰然于庸将之中者，才小者也，杰然于才将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当观其才之大小，而为之制御之术以称其志。一隅之说不可用也。夫养骐骥者，丰其刍粒，洁其羁络，居之新闲，浴之清泉，而后责之千里。彼骐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岂以一饱而废其志哉。至于养鹰则不然，获一雉，饲以一雀，获一兔，饲以一鼠。彼知不尽力于击搏，则其势无所得食，故然后为我用。才大者，骐骥也，不先赏之，是养骐骥者饥之而责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鹰也，先赏之，是养鹰者饱之而求其击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汉高祖一见韩信而授以上将，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见黥布而以为淮南王，供具饮食如王者；一见彭越而以为相国。当是时，三人者未有功于汉也。厥后追项籍垓下，与信约期而不至，损数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弃敝履。项氏未灭，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极富贵矣。何则？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极于富贵，则不为我用。虽极于富贵而不灭项氏，不定天下，则其志不已也。至于樊哙、滕公、灌婴之徒则不然，拔一城、陷一阵，而后增数级之爵，否则，终岁不迁也。项氏已灭，天下已定，樊哙、滕公、灌婴之徒，计百战之功，而后爵之通侯。夫岂高帝至此而啬哉，知其才小而志小，虽不先赏，不怨，而先赏之，则彼将泰然自满，而不复以立功为事故也。噫！方韩信之立于齐，蒯通、武涉之说未去也。当此之时而夺之王，汉其殆哉。夫人岂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则曰：“汉王不夺我齐也。”故齐不捐，则韩信不怀。韩信不怀，则天下非汉之有。呜呼！高帝可谓知大计矣。 【任相】 古之善观人之国者，观其相何如人而已。议者常曰：将与相均。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国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有征伐无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轻。相贤耶，则群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将贤耶，相虽不贤，将不可易也。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为将者大概多才而或顽钝无耻，非皆节廉好礼不可犯者也。故不必优以礼貌，而其有不羁不法之事，则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则？豪纵不趋约束者，亦将之常态也。武帝视大将军，往往踞厕，而李广利破大宛，侵杀士卒之罪则寝而不问。此任将之道也。若夫相，必节廉好礼者为也，又非豪纵不趋约束者为也，故接之以礼而重责之。古者相见于天子，天子为之离席起立，在道，为之下舆，有病，亲问，不幸而死，亲吊。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变，天下大过，而相以不起闻矣，相不胜任，策书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栈车牝马归以思过矣。夫接之以礼，然后可以重其责而使无怨言。责之重，然后接之以礼而不为过。礼薄而责重，彼将曰：主上遇我以何礼，而重我以此责也，甚矣。责轻而礼重，彼将遂弛然不肯自饬。故礼以维其心，而重责以勉其怠，而后为相者，莫不尽忠于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观贾谊书，至所谓“长太息者”，常反复读不能已。以为谊生文帝时，文帝遇将相大臣不为无礼，独周勃一下狱，谊遂发此。使谊生于近世，见其所以遇宰相者，则当复何如也？夫汤、武之德，三尺竖子皆知其为圣人，而犹有伊尹、太公者为师友焉。伊尹、太公非贤于汤、武也，而二圣人者，特不顾以师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责于此，天子御坐，见宰相而起者有之乎？无矣。在舆而下者有之乎？亦无矣。天子坐殿上，宰相与百官趋走于下，掌仪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虽臣子为此亦不为过，而尊尊贵贵之道，不若是亵也。夫既不能接之以礼，则其罪之也，吾法将亦不得用。何者？不果于用礼而果于用刑，则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则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过削之以官而出之大藩镇。此其弊皆始于不为之礼。贾谊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诛，而安忍弃其身，此必有大愧于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为。武帝尝以不冠见平津侯，故当天下多事，朝廷忧惧之际，使石庆得容于其间而无怪焉。然则必其待之如礼，而后可以责之如法也。且吾闻之，待以礼，而彼不自效以报其上；重其责，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者，天下无有也。彼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报其上之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责而丰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之为福。吾又未见去利而就害、远福而求祸者也。 【重远】 武王不泄迩，不忘远，仁矣乎？非仁也，势也。天下之势犹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于外，则腹心为之深思静虑于内，而求其所以疗之之术；腹心病于内，则手足为之奔掉于外，而求其所以疗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后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迩，不忘远，非仁也，势也。势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独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势，而武王知天下之势也。夫不知一身之势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势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关中，自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而陈胜、吴广乃楚人也。由此观之，天下之势，远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近之官吏贤耶，民誉之，歌之，不贤耶，讥之，谤之。誉歌讥谤者，众则必传，传，则必达于朝廷，是官吏之贤否易知也。一夫不获其所，诉之刺史，刺史不问，裹粮走京师，缓不过旬月，楇鼓叫号，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诉也。吏之贤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诉，乱何従始耶？远方之民，虽使盗跖为之郡守，檮杌饕餮为之县令，郡县之民，群嘲而聚骂者虽千百为辈，朝廷不知也。白日执人于市，诬以杀人，虽其兄弟妻子闻之，亦不过诉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则死且无告矣。彼见郡守、县令据案执笔，吏卒旁列，棰械满前，骇然而丧胆矣。则其谓京师天子所居者，当复如何？而又行数千里，费且百万，富者尚或难之，而贫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动。吾故曰：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国家分十八路，河朔、陕右、广南、川峡实为要区。河朔、陕右，疆域之防，而中国之所恃以安。广南、川峡，货财之源，而河朔、陕右之所恃以全。其势之轻重如何哉？曩者北胡深入，西寇悖叛，河朔、陕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县令，未尝不择。至于广南、川峡，则例以为远官，审官差除，取具临时，窜谪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优异者，不复官之广南、川峡，而其人亦以广南、川峡之官为失职庸人无所归，故常聚于此。呜呼！知河朔、陕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陕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轻，是欲富其仓而芜其田，仓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土之所产又极富夥，明珠大贝，纨归布帛，皆极精好，陆负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关讥、门征、僦雇之费，非百姓私力所能办，故贪官专其利，而齐民受其病。不招权、不鬻狱者，世俗遂指以为廉吏矣，而招权鬻狱者又岂尽无？呜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赋取日重，科敛日烦，罢弊之民不任，官吏复有所规求于其间矣。淳化中，李顺窃发于蜀，州郡数十望风奔溃，近者智高乱广南，乘胜取九城如反掌。国家设城池，养士卒，蓄器械，储米粟以为战守备，而凶竖一起，若涉无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责者，莫若漕刑。广南、川峡既为天下要区，而其中之郡县又有为广南、川峡之要区者。其牧宰之贤否，实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贤则已，其戕民黩货，的然有罪可诛者，漕刑固亦得以举劾。若夫庸陋选耎不才而无过者，漕刑虽贤明，其势不得易置，此犹敝车躄马而求仆夫之善御也。郡县有败事，不以责漕刑则不可，责之，则彼必曰：败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将何所归罪？故莫若使漕刑自举其人而任之。他日有败事，则谓之曰：尔谓此人堪此职也，今不堪此职，是尔欺我也。责有所任，罪无所逃。然而择之不得其人者盖寡矣。其余郡县，虽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当诏审官俾勿轻授。贼吏冗流，勿措其间，则民虽在千里外，无异于处甸中矣。 【养才】 夫人之所为，有可勉强者，有不可勉强者。煦煦然而为仁，孑孑然而为义，不食片言以为信，不见小利以为廉，虽古之所谓仁与义、与信、与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义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则无诸已而可勉强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肃，在边鄙而四夷惧，坐之于繁剧纷扰之中而不乱，投之于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为吏而吏，为将而将，若是者，非天之所与，性之所有，不可勉强而能也。道与德可勉以进也，才不可强揠以进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让，一人善骑射，则人未有不以揖让贤于骑射矣。然而揖让者，未必善骑射，而骑射者，舍其弓以揖让于其间，则未必失容。何哉？才难强而道易勉也。吾观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强之道与德，而加之不可勉强之才之上，而曰我贵贤贱能。是以道与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遗焉。然而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为众人所勉强者耳。何则？奇杰之士，常好自负，疏隽傲诞，不事绳检，往往冒法律，触刑禁，叫号欢呼，以发其一时之乐而不顾其祸，嗜利酗酒，使气傲物，志气一发，则倜然远去，不可羁束以礼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而不为此，以留意于向所谓道与德可勉强者，则何病不至？奈何以朴敕小道加诸其上哉。夫其不肯规规以事礼法，而必自纵以为此者，乃上之人之过也。古之养奇杰也，任之以权，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责之以措置天下之务，而易其平居自纵之心，而声色耳目之欲又已极于外，故不待放肆而后为乐。今则不然，奇杰无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禄者过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礼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纵耶。今我绳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随之以刑，则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无事之时既不能养，及其不幸，一旦有边境之患，繁乱难治之事，而后优诏以召之，丰爵重禄以结之，则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纯忠者也，又安肯默然于穷困无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时，天下号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称职。当是时，虽有奇杰无所复用，而其礼法风俗尤复细密，举朝廷与四海之人无不遵蹈，而其八议之中犹有曰议能者。况当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尽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称职，礼法风俗又非细密如周之盛时，而奇杰之士复有困于簿书米盐间者，则反可不议其能而怒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贳其过，无使为刀笔吏所困，则庶乎尽其才矣。或曰：奇杰之士有过得以免，则天下之人孰不自谓奇杰而欲免其过者，是终亦溃法乱教耳。曰：是则然矣，然而奇杰之所为，必挺然出于众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晓天下，俾得以赎其过，而其未有功者，则委之以难治之事，而责其成绩，则天下之人不敢自谓奇杰，而真奇杰者出矣。 【用法】 古之法简，今之法繁。简者不便于今，而繁者不便于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则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轻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无辜，故法举其略，而吏制其详。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则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杀人、伤人耳。若其轻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则以属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简。今则不然，吏奸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奸，则以喜怒制其轻重而出入之，或至于诬执。民媮，则吏虽以情出入，而彼得执其罪之大小以为辞。故今之法纤悉委备，不执于一，左右前后，四顾而不可逃。是以轻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辄以举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书，论其大概，而增损剂量则以属医者，使之视人之疾，而参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履，既为其大者，又为其次者，又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简则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则一也。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画一明备，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持东家之尺而校之西邻，则若十指然。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恶夫物之伪而假真，且重费也，故禁民糜金以为涂饰。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糜金之工，肩摩于列肆。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价。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价而従县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従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人，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宪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骫法以为奸，而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盗白昼持梃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 【议法】 古者以仁义行法律，后世以法律行仁义。夫三代之圣王，其教化之本出于学校，蔓延于天下，而形见于礼乐。下之民被其风化，循循翼翼，务为仁义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虽不用，而其所禁亦不为不行于其间。下而至于汉、唐，其教化不足以动民，而一于法律。故其民惧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为仁义。唐之初，大臣房、杜辈为《刑统》，毫厘轻重，明辩别白，附以仁义，无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务为仁义，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时，然要其终亦能使民勉为仁义。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则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变其节目而存其大体，比闾小吏奉之以公，则老奸大猾束手请死，不可漏略。然而狱讼常病多，盗贼常病众，则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举公法而寄之私吏，犹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间又不能无失，其何以为治？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与其子弟，皆天子之所优异者。有罪而使与氓隶并笞而偕戮，则大臣无耻而朝廷轻，故有赎焉，以全其肌肤而厉其节操。故赎金者，朝廷之体也，所以自尊也，非与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后人畏焉，罚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后人惩焉。今也，大辟之诛，输一石之金而免。贵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胜数，是虽使朝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暮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金不可尽，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其罪，则一石之金又不皆输焉，是恣其杀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赎之又轻，是启奸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诬以杀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诚杀人而官不能折以实者，是皆不可以诚杀人之法坐。由是有减罪之律，当死而流。使彼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为诚杀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宽矣，是失实也。故有启奸之衅，则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虽死而常无告；有失实之弊，则无辜者多怨，而侥幸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独于法律之间变其一端，而能使不启奸，不失实，其莫若重赎。然则重赎之说何如？曰：士者五刑之尤轻者止于墨，而墨之罚百锾。逆而数之，极于大辟，而大辟之罚千锾。此穆王之罚也。周公之时，则又重于此。然千锾之重，亦已当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赎，不能当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贵人近戚皆赎，而疑罪不与。《记》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虽君命宥，不听。今欲贵人近戚之刑举従于此，则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与疑罪皆重赎。且彼虽号为富强，苟数犯法而数重困于赎金之间，则不能不敛手畏法。彼罪疑者，虽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残溃其肌体，若其有罪，则法虽不刑，而彼固亦已困于赎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于困，而无辜者不至陷于笞戮，一举而两利，斯智者之为也。 【兵制】 三代之时，举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汉始。三代之时，闻有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闻有卒吏叫呼衡行者也。秦、汉以来，诸侯之患不减于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槛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蚕而衣，故劳，劳则善心生。秦、汉以来，所谓兵者，皆坐而衣食于县官，故骄，骄则无所不为。三代之兵皆齐民，老幼相养，疾病相救，出相礼让，入相慈孝，有忧相吊，有喜相庆，其风俗优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汉以来号齐民者，比之三代既已薄矣，况其所谓兵者，乃其齐民之中尤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弃。夫民耕而食，蚕而衣，虽不幸而不给，犹不我咎也。今谓之曰：尔毋耕，尔毋蚕，为我兵，吾衣食尔。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将曰：向谓我毋耕、毋蚕，今而不我给也。然则怨従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为乱，不可得也。既骄矣，又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欲其不为乱，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于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减于三代，平居无事，占军籍，畜妻子，而仰给于斯民者，则遍天下不知其数，奈何民之不日剥月割，以至于流亡而无告也。其患始于废井田，开阡陌，一坏而不可复收。故虽有明君贤臣焦思极虑，而求以救其弊，卒不过开屯田，置府兵，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耳。呜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后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于废。陵夷及于五代，燕师刘守光又従而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与齐民齿。故其人益复自弃，视齐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惩唐季、五代之乱，聚重兵京师，而边境亦不曰无备；损节度之权，而藩镇亦不曰无威。周与汉、唐，邦镇之兵强，秦，郡县之兵弱。兵强，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与汉、唐则过，而秦则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虽然，置帅之方则远过于前代，而制兵之术，吾犹有疑焉。何者？自汉迄唐，或开屯田，或置府兵，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而民犹且不胜其患。今屯田盖无几而府兵亦已废，欲民之丰阜，势不可也。国家治平日久，民之趋于农日益众，而天下无莱田矣。以此观之，谓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时，而乃戚戚嗟嗟无终岁之蓄者，兵食夺之也。三代井田，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复。虽然，依彷古制，渐而图之，则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职分也，籍没也。职分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吏。籍没则鬻之，否则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公。职分之田遍于天下，自四京以降至于大藩镇，多至四十顷，下及一县亦能千亩。籍没之田不知其数，今可勿复鬻，然后量给其所募之民，家三百亩以为率。前之敛其半者，今可损之，三分而取其一，以归诸吏与公。使之家出一夫为兵，其不欲者，听其归田而他募，谓之新军。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营。三时纵之，一时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战法，而择其技之精者以为长，在野督其耕，在阵督其战，则其人皆良农也，皆精兵也。夫籍没之田既不复鬻，则岁益多。田益多则新军益众，而向所谓仰给于斯民者，虽有废疾死亡，可勿复补。如此数十年，则天下之兵，新军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业，则其人必纯固朴厚，无叫呼衡行之忧，而斯民不复知有馈饷供亿之劳矣。或曰：昔者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无乃薄于吏与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为禄，而其取之亦不过什一。今吏既禄矣，给之田则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则不既优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没，非官之所待以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犹愈于无乎？且不如是，则彼不胜为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税，取之薄，故民胜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田与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为兵，况诸古则为逸，故虽取之差重而无害。此与周制稍甸县都役少轻，而税十二无异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数百亩之田，征繇科敛不及其门，然则彼亦优为之矣。 【田制】 古之税重乎？今之税重乎？周公之制，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稍甸县都皆无过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盖周之盛时，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后以次而轻，始至于十一，而又有轻也。今之税虽不啻十一，然而使县官无急征，无横敛，则亦未至乎四而取一与五而取一之为多也。是今之税与周之税，轻重之相去无几也。虽然，当周之时，天下之民歌舞以乐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乐，常若擢筋剥肤以供亿其上。周之税如此，吾之税亦如此，而其民之哀乐何如此之相远也？其所以然者，盖有由矣。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于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皆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皆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修沟洫。沟洫之制，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垅，不可为也。纵使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已而又为民作屋庐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于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之说，盖出于此。而后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坏其业，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至于贫，而彼尝已过吾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以无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余地多，余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乐输于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之于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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