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负败家声名，书儒林众相
我始终有些不明白，在中国古典小说中，那“四大名著”被拍了又拍，翻了又翻，那下一级的众多名著，除了《聊斋》被拍摄了几个短片外，其他的就都少有被涉及，当然，那些类似《杨家将》《岳飞传》的除外。 也许是我于影视改编不是太关注，孤陋寡闻也是有的，之所以要提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一直想看《儒林外史》的电视剧，网上一查，似乎早有拍摄，但却是无缘得观，至于是何原因就不得而知了，据有人说是涉及或恐影射当今官场而被禁放，是否是这原因不得而知，此水太深，吾辈还是三缄其口为佳。 《儒林外史》自是不能同那四部名著相比，但它位列第二集团当是毫无疑问的，至少比那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还是要耐看很多，但是，若不借助影视或当今网络媒体来张势，其影响力会微乎其微，而《儒林外史》正是这样一部处境很是尴尬的小说。  其实细细起来，这也不能全怪这些影视人，因为这部书毕竟不是太适合拍摄影视，一是它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二是全书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两点就决定了它注定不会成为一部能够很火的影视作品，肯定是不可能收回投资成本的。 《儒林外史》的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然而，虽然没有贯穿到底的中心人物和事件，但是那一个个鱼贯登场的人物却是很是精彩，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 我之所以会很喜欢《儒林外史》，是因为作者大部分描写的地方和人物，都与我幼时成长的地方相关，大多在南京、扬州、天长及仪征等这些江淮之地，而吴敬梓的家乡离南京和扬州都很近，所以，他描述的这些地方，听着便有种乡情般地亲切；尤其是他的祖上在明朝永乐年间为官时“受邑江苏六合”，而这个地方正是我的出身地。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落拓纵酒，传世《儒林外史》，后客扬州，卒于客中，时年54岁。 一部《儒林外史》，让吴敬梓声名远播，书中塑造了众多的士林中人物形象，特别是其中的“范进中举”更是其精典的造型，所以，这部书是被定位于反对八股取士，是对科举制度的辛辣讽刺云云，甚至有人说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 这个我是严重不相信的，自民国以前的历朝历代，文人都是以文章为立身之本，能有“领袖”声名的，如宋之欧阳修，明之钱谦益，清之王士祯等等，无一不是以诗文扬名，而写小说是被视为“旁门左道”的，于雨化民风根本是不搭界的，只是一种消遣，所以，要靠此来扬名立万，获得士人一致的景仰，那是天方夜谭。  要说他是因为考试不顺，久考不中，在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下，写下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肯定会招来一堆地责难，其实我自己也觉得不妥，我只是觉得，吴敬梓并不是反对科举，反对八股，他只是写了他熟悉的那个阶层的人，仅此而已。 科举制度影响中国千年，为历代人才的选拔贡献巨大，那众多由科举闯出来的人物，苏东坡、王安石、曾国藩，李鸿章等是其代表，而没有考取的知名人物，那自然也是多多，就是清朝的左宗棠，蒲松龄等，那个不是大才之人。 任何一个制度都有着利弊两面，现在很多人也对当前的高考及应试教育訾议多多，但是，不考试选人才，你能提出一个好的方案来？用魏晋时门第？当官家的永远当官？用推荐？如那曾经的“工农兵大学生”？重现当年女知青被那些手握大权的干部，深夜叫去“谈话”，然后换来一张录取通知书的场景？  我说这话也许有些过激，因为不管是门第还是推荐，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妄想，唯一的上升通道只能是参加考试去博个出身，这对所有如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说都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制度，您说是吧，尽管当年我也没考上，大汗中。 吴敬梓是当地是大户人家，富裕充实，本人自幼聪明异常，善记诵，书载其为“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这里所指的广文选指的是《昭明文选》，乃士子科考的必读书目，时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由此看来，他在幼时是打下了科举之路的良好基础。 但吴敬梓的科考之路走得是异常艰辛，而且从野史的记载看又是异常的混乱，弄不清其中的主脉络是如何的一个情况，先说他是补官学弟子员，也就是补了一个如同秀才般的出身，意思就是没考取秀才，又因才情而被上方赏识，遂补了个这“弟子员”，至于是否是用钱买来的，就知道了，但总给人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  继而又说他被当地巡抚推荐其参加“博学鸿词科”不赴，再又说他曾经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赴廷试，所以，一身没有功名，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 “博学鸿词科”他是何原因没有参加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不是因为不想出仕当官而拒绝，因为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就没有后面的这三级考试了。 清代的科举制度水很深，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和待遇，也不是一次考试就能得到相应的功名，但，不管如何，总是要一级一级地考，考过这级才能考更高的一个级别。而不可能你连个秀才都没考过，就能参加下面的乡试或会试，更不可能一步登天地去参加会试或廷试。 要知道，这廷试只有考中进士后，才由皇帝亲自策问，在朝廷上举行的考试，然后才产生状元探花等相应的名头；而吴敬梓怎么可能是因病没参加这一连串的考试，他不是因故，而是他没这个资格，所以，这后面一堆的话很是可疑，可以说这纯粹是其粉丝对他的溢美之词。  不过，从中我们能看出来，这吴敬梓是被这科举虐得不轻，考了半天是一事无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对这八股取士的制度有怨言而写下讽刺这些士子的小说，从感觉上来说倒也说得通，但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对那些考官的不满，一句“狗眼看人低”便可打总结了，而没有必要对整个科举制度的不满。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吴敬梓当年是被时人视为“败家子”的典型，他家庭原来很是富裕，但到了最后，竟至吃饭都无以为继的境地，史载其是“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他的败家之名在当时可谓是声名远播，但他的所谓“败家”同我们普通认识的败家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有着历史渊源的。 他的父亲吴霖起是拔贡出身，曾在赣榆县，也就是今天的连云港市出任教谕，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其为官清廉正直，当然，这样的人若不能和同僚们一起同流合污，怕是难以为继的。  作为一名管教育的官员，当看到当时的赣榆县贫穷落后，学校弊败凋零，他上任伊始便捐出自己一年的俸禄修葺校舍，继而变卖家产良田三千亩和祖上传下来的当铺和钱庄等，筹措银钱万两，对当地有关文化教育的文庙和尊经阁等建筑进行修复和扩建。 而在这一段时间，吴敬梓是一直跟随在其父身边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打下了很好的文学基础。 他父亲最后因不善于投机专营，在污浊的官场混得很是不好，终于遭到罢官的厄运，但他的言传身教对吴敬梓的影响巨大。 吴敬梓是随着父亲的罢官回到了故乡，不久父亲病故，吴敬梓手中掌有父辈留下的旧产无数，这时的他经历了族人之分家之痛，所谓“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在这场遗产争夺战中，吴敬梓是大败亏输，病弱的妻子也含恨而亡，这一切的变故也使得吴敬梓对人生和亲情，社会和人性等等有了独特的看法。  尽管在这场争夺战中落败，吴敬梓还是分得有价值两万多银钱的巨额财产，但是可惜的是，他于治理家财实在是不在行，“素不习治生，性富豪上”，成天是“倾酒歌呼，穷日夜”，是个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儿。 他的这种作派在家乡是人人侧目，都将其视为败家子，甚至是“乡里传为子弟戒”，混到了这样的地步，让他在家乡人们的眼中情何以堪。 后来，一文不名的他举家移金陵秦淮水亭，此时他家产已所剩无几了，但仍然是豪爽依旧，召集一帮文人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资金不足，就“售所居屋以成之”，遂致其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境地。 所以，由此来看，他的败家之举是在豪爽中多了些异样，至少他是为了文化兴盛而败家，只是做得有些过头了。  晚年的他后来是靠朋友的接济度日，或将自己的藏书去换几个散碎银子，生活穷困潦倒，他作诗形容此时的状况是：“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每到寒冬之际，城外绕行，歌吟啸呼，谓之“暖足”。 “明晨衔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被逼无奈的他不得不放下架子，欲去投靠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无果，不久便发病辞世，卢见曾还算是个重情之人，替他购棺装殓，遗柩得以归葬金陵清凉山下，可怜名噪一时的吴敬梓就此谢幕。 幸运的是，他给我们留下了著名的小说《儒林外史》，这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它以宏阔的社会历史为背景，讲述了数十个人物的生动故事，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幽默诙谐的艺术语言，加上意蕴深长的思想内涵，为我们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艺术宫殿。 《儒林外史》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惺园退士所说，它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魃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腑，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  “范进中举”是《儒林外史》中的著名篇章，也因为被选入课本，一个考了大半辈子，被八股几乎是虐了一生的穷书生形象深入人心，当然，还有那被认为是吝啬鬼的严监生，风流倜傥的杜少卿，悲情一生的马二先生，人品高洁的王冕，真真假假的牛布衣等等，吴敬梓让我们认识了那个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这其中有欺男霸女，有侵吞家财，有欺世盗名，有放荡不羁，有酸腐作态，有尔虞我诈，有风流潇洒，有斯文扫地，在人物的塑造上，他几乎涵盖了当时文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 从书中我们能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清客的招摇撞骗，吴敬梓选择的这些典型形象真可谓是高人一等，在刻画上亦是入木三分。 看着吴敬梓为我们展现的这一众人等，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特定时代的环境中来加以理解，那是一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我相信吴敬梓所写的这些人，都是很真实的，是我们现在这些人在理解上感觉有些怪异之人，但是，如果放到那样的环境中，就应该对他们给予宽容和同情。 比如范进，考到54岁方才中举，如同一个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天天买彩票之人，突然中了五百万大奖一般，能不兴高采烈，即使是喜极而出现疯癫，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要知道，他是顶着秀才之名，将自己的一切都压在了这上面，作为一个穷困潦倒的文人，天天受着乡邻和家人的白眼，日日苦读，届届赶考，且不说生活的困顿，即使是那赴考的费用就够他筹措的，压力之大也是可能想象的。 如果你要说他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而可怜他，甚至鄙视他，这当无不可，如果换一个角度，他矢志不渝，终于否极泰来，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这难道不是应该值得我们现代人效仿的吗？ 再看那严监生，因那死前伸出的两手指头，“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后世将其定位是一个吝啬鬼而大加指责，这也没有太多道理的是吧。 就如同我现在，每餐只要有剩菜剩饭，只要没变质，必定会留着下一顿吃，但孩儿们如果看见，定会大加指责，毫不客气地当面倒掉，因为她们是从来不吃剩的；而我父母会将每次的洗澡水都收集起来，用于冲马桶或拖地等等。 所以，我认为严监生不能简单地定位于吝啬鬼，这只是他的生活习惯，一种省吃俭用的美德，即使他的钱再多，他也会将这种习惯进行到底的，这总比那些天天盼拆迁，一旦钱到手，便花天酒地，使钱任性的土豪要高尚得多吧，为何我们现在有些人对这些土豪羡慕有加，却对这节约资源之人而横加指责呢？不懂。 当然，吴敬梓笔下的儒林中人也有很多丑陋之人，其言行实在是让人作呕，其实细想一下，难道只有这些“受八股毒害”之人才有这样的作派吗？哪个层次的人都良莠不齐，人品格的高尚与否同所受教育程度实在是没有必然关联。 庙堂有庙堂的丑恶，底层有底层的善良，作为一个中间层次的读书人，在夹层中总有一些被其他层次之人所不知的特质，吴敬梓只是将其放大后呈现给了我们，他并不是讽刺或是歌颂那些士人，他只是写了他熟悉的身边人，没必要将其归于“反封建，反科举”的高度去赞扬。 争名逐利乃世之常情，任何时代，哪个阶层都是铁定的法则，人的本性使之然也，这没有什么可责备的，而吴敬梓也并不是“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局外人，不然他就不会曾经那么努力的参加科考了。 鲁迅先生曾经对《儒林外史》有个评价，他说吴敬梓是：“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就是说，吴敬梓还是站在一个很公正的角度来针砭时弊，“尤在士林”则是说，他所指责的是整个世俗，只是对士林这个阶层要更甚一些罢了。 一部《儒林外史》，道尽了百年士林的风云雨雪，辛酸苦叹，在吴敬梓写《儒林外史》的那个年代，他笔下的芸芸众生，都是那个时代士人们的生活状态，无论是吴敬梓赞扬的人，或是他讽刺的人，都是现实存在的真实人物。 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以我认为，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并非为了讽刺那些所谓被科举毒害的众生，而只是真实的记录了他身边熟悉的一帮人。 因为读书不读书，成功不成功，同人善恶的本质是没有一毛钱关系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八股的戕害而成为了虚伪之人，行罪恶之事；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角度去考量，定会从这部书中看到那别样的一番光景。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是《儒林外史》的开篇词，它道出了吴敬梓对待功名的人生态度，其实，无论他和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清”也罢“浊”也好，作为一个尘世中的人，总是被时代所挟裹，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朝着特定地方向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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