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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给张作霖陪葬的国宝 东晋时的王羲之、王献之、王珣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他们的作品《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是名扬中外的稀世珍宝，被统称为“三希宝帖”。它们颠沛流离几十载，数易其主，一度面临流失海外的危险，关键时刻，一位历史伟人的当机立断，让这三件作品的命运峰回路转。三张小小的字帖，千百年来为何被当作传世之宝？它们的命运又和哪些历史人物紧密相连呢？  1927年任陆海军大元帅时的张作霖 1928年6月4日凌展，张作霖乘坐他的豪华专列，从北京出发返回奉天（今辽宁沈阳）。清晨5点23分，当专列行驶到皇姑屯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日本关东军预先埋放的炸弹被引爆，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被炸毁，张作霖乘坐的专用车用被炸得只剩下底盘。黑龙江省都督被炸得血肉模糊，当场死亡；张作霖被气浪掀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伤势严重。奉天省省长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奉天“大帅府”时已经奄奄一息， 经军医官抢救无效，于当天上午9时30分，因伤势严重，不治身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皇姑屯事件”。事件发生之后，奉天当局为防止日本人有所动作，秘不发丧；与此同时，正在河北滦州处理军务的张学良，听说消息之后，为防止日本人半路截杀，化妆成伙夫秘密潜回奉天；驻东北各地的日本关东军进入紧急状态，准备一旦得知张作霖确切的死亡消息，立刻出兵占领整个东北。  皇姑屯事件现场 就在国内外各派势力，密切注视东北政局变化的紧张时刻，北京城中却有一个人，听到张作霖专列被炸的消息之后，居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似乎是在感到庆幸。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易培基是湖南省长沙人，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加人同盟会，回国后参加了武昌起义，民国建立之初，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1925年10月，故官博物院成立，他是第一任院长。  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 易培基虽然是革命党人，但是与张作霖之间并没有个人恩怨，当他刚刚听到张作霖专列被炸的消息时，惊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冷汗从额头上不断渗出，他一边用手帕擦汗，一边将目光投向墙角的一个保险柜。在后怕中却悄然产生出种莫名的庆幸。 那么，保险柜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居然能让易培基在得知这场灾难性事件的消息之后，内心却感到庆幸呢？原来，这个保险柜里收藏着一件国宝级的文物， 就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 张作霖在离开北京之前，曾经派秘书刘哲，专门来找易培基，点名索要这件国宝。  被当做“挡箭牌”的冯玉祥将军 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就是保护好故宫收藏的每一件文物，这些都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宝贝。尤其是张作霖索要的是件国宝，是传世的珍品。可是，面对中华民国的海陆军大元帅，当时的国家元首，权倾一时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易培基知道不能强硬地拒绝。于是，他告诉刘哲，这件国宝锁在保险柜里，保险柜有三把钥匙，分别由包括冯玉祥将军在内的三个人持有，必须三个人同时在场，才能打开。一听冯玉祥将军的大名，刘哲不敢来硬的。这次张作霖退出北京，就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联合起来施加压力的结果。面对易培基的巧妙拒绝，刘哲只好作罢，空着手回去向张作霖复命去了。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的专列被炸。如果当时把这件国宝交给了张作霖的秘书刘哲，那么，这会儿它肯定被炸得烟消云散了。想到这，易培基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三希堂 那么躲过这一劫的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这还得先从故官说起。故宫西北面有个养心殿，是皇帝平日起居的地方。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屋子的墙上挂着一幅匾额，上面写着三个大字“三希堂”。这是乾隆皇帝亲笔所题。此小屋之所以叫“三希堂”，就是因为它收藏了三件稀世珍宝。这三件稀世珍宝分别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由于乾隆皇帝太喜欢这三件宝贝了，于是就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内专门隔出一间小屋，收藏这三件稀世珍宝，随时欣赏和临摹。那么，这三件书法作品真的有那么珍贵吗？  王羲之 就让我们先说说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吧。说起王羲之，大家耳熟能详。他生活在一干六百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出身贵族，厌倦官场，喜欢纵情山水，渴望回归自然，爱好田园生活。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的书法艺术由隶书向楷书，由楷书向行书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王羲之把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书法艺术的探索上，因此，他的精书和行书成就非常大，成为这种演变过程的标志性作品。尤其是他的《兰亭序》，几乎达到让人顶礼膜拜的程度，被后人称赞为“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不过，他的《快雪时晴帖》在形式上就显得过于简单了一些。此帖只有28个字，从字面上看，无非是王羲之在大雪初霁，天色放晴，心情格外舒畅的时候，给家人写的一张便条，但是，就是这张便条却成了干古名作，王羲之这28个字写得实在太精彩了。字体厚实生动，行笔灵动流畅，整篇神采飞扬，被誉为“天下第一法书”， 绝对不是夸张。  “勾填法”示意图 不过，《快雪时晴帖》的真迹早已不存在了，流传下来的这个帖，是唐代人用勾填法制作的摹本。所谓“勾填法”，就是用半透明的薄纸蒙在原作上，然后用笔勾勒出轮廓，再用墨填充。现存这幅《快雪时晴帖》的描摹技艺很高，基本保持了原作的神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它，体会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精彩。 虽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但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千多年以来，一直为收藏家所珍藏。张作霖派秘书刘哲找易培基索要的就是这幅《快雪时晴帖》。易培基幸好没有将它交给刘哲，否则这件国宝就在爆炸声中永远消失了。  王献之 第二件宝贝是《中秋帖》，它是王献之的作品。王献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第七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王献之在少年时期，放浪不羁，喜好自由，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才华和气度。比如，有一天晚上，王献之在书房里睡着了，一群盗贼悄悄潜入房中，把房内的东西偷了精光。当盗贼们悄悄离开书房时，王献之突然说：“偷儿，把那块青毡给我留下，那是我家祖传的遗物。”结果，吓得盗贼们放下手中的东西，惊慌而逃。王献之虽然胆大而又洒落，可是性格却比较内向。比如，有天，王献之与五哥王徽之和六哥王操之一起拜访谢安，一位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经担任过东晋王朝的尚书仆射（相当于宰相）。两位兄长与谢安一起谈论一些世俗事务，王献之寒暄几句之后就不再吱声，在一旁心不在焉地陪着。王氏兄弟离开谢家之后，其他客人问谢安：“你说，王氏兄弟哪个更优秀啊？”谢安回答：“当然是最小的更优秀。”客人们问：“为什么？”谢安说：“大凡杰出者，都少言寨语，因为他不多言，所以我知道他不凡。”  王徽之 由于王献之排行最小，因此哥哥们都很喜欢他，尤其是五哥王徽之格外疼这个七弟。后来，兄弟二人同时生病了，不久，王献之却先哥哥而去，时年42岁。王徽之几天没有弟弟的消息，就问身边的人：“这几天为什么没有子敬的音讯呢？”身边的人都不敢告诉他真相，王徽之立刻猜到了。他说：“看来是已经去世了！”哥哥说完这话之后，立刻乘车去奔丧。哥哥来到弟弟的灵堂，坐在灵位前拿起弟弟平常喜欢弹的琴，想给弟弟弹首曲子送行，可是，琴弦怎么也调不准，哥哥生气了，一甩手就把琴扔到地上，悲痛地说：“子敬啊，子敬，人和琴都不在了！”说完就昏了过去，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一个多月之后，王徽之也去世了。 也难怪弟弟去世，哥哥如此悲痛，因为王献之的确非常优秀。他从小跟随父亲王羲之练习书法，后来立志要超越父亲，所以，他博采众家之长，兼收井蓄，最终自成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而且隶书、楷书的功底也非常深厚，最终赢得了与父亲王羲之井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谢安曾经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令尊大人相比，怎么样呢？”王献之回答说：“当然不同，各有所长。”谢安说：“可是，旁人的评价却不是这样啊！”王献之回答：“旁人哪里知道？”看来，王献之对自己非常自信，而且评价也比较准确。南北朝时期，王献之的影响超过了王羲之。比如，梁朝的书画家袁昂曾经做出这样的评价：“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袁昂：《古今书评》）意思是，张芝令人惊奇，钟繇让人叫绝，王羲之能力最强，而王献之统统超过了他们。只是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喜欢王羲之而不喜欢王献之，因此，王献之的作品传世较少。  米芾所临摹的《中秋帖》 不过，这幅《中秋帖》却有些令人不解。有什么不解的呢？因为，它的篇幅更短，只有22个字，可是却不知道究竟说些什么。比如：“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文字根本读不通。因此有人讥讽说，此帖是作者在意识流支配下的随意涂鸦，进而否定此帖的价值。其实，《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的创作，而是北宋书法家米芾，根据王献之的《十二月帖》临摹而成。可是，米芾井没有逐字临摹，而是有所选择，米芾经常这样做，并且号称“集古字”。通过将两个帖对比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恰恰是对原作品的提炼，也就是说，米芾在选择他认为最精彩的字加以临摹。米芾也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他对王献之的临摹，包含着理解和再创作。而这种再创作，更具有书法艺术的特征，它超越了文字表意的实用功能，纯粹为欣赏笔墨线条而创作。米芾是北宋的大书法家，临摹的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的字，因此，《中秋帖》虽然是摹本，依然是无价之宝。 王珣 第三件宝贝是王珣的《伯远帖》。王珣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献之的堂兄。《伯远帖》只有47个字，是王珣对朋友伯远的怀念之作。作者情真意切，书法典雅俊俏，结构灵动自然，的确是一篇上乘之作。更为重要的是，《伯远帖》是东晋著名书法家流传下来的唯一真迹。  王珣的《伯远帖》 这三件珍贵的书法作品，一千多年来，一直在民间流转，最后在康熙年间，被清宫内府收藏。乾隆皇帝非常喜欢这三件宝贝，称它们为“三希宝帖”，将收藏它们的小屋，命名为“三希堂”。由此可见，乾隆皇帝是何其喜欢这三件宝贝。 乾隆皇帝 因此有人说，乾隆皇帝是个真正的收藏家。可是我认为，乾隆皇帝收藏国宝多少有些附庸风雅。而且，他的收藏，有时是对古代珍品的一种破坏。比如，乾隆皇帝有个爱好，喜欢在收藏的字画上盖自己的印章。虽然，这是收藏界的惯例，表明此宝物经过什么人的手，为宝物的流转提供佐证。一般情况下，收藏家在珍品上只盖一个印，但是，乾隆皇帝却没完没了地在他收藏的艺术珍品上盖印。以《伯远帖》为例，他在此帖上盖了53个印章，而且他的印章都特别大，实在是对古代字画的破坏。 乾隆皇帝在《快雪时晴帖》上盖了一堆的印章 乾隆皇帝不但喜欢在字画上盖章，而且还喜欢题字。最夸张的是，他在一共只有28个字的《快雪时晴帖》上先后题字七十多次。此帖上的题字，密密麻麻，简直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 乾隆皇帝在《富春山居图》上的各种题字 乾隆皇帝不仅在书法作品上题字盖章，而且在一些极其珍贵的古代绘画作品上，也题字盖章。比如，他收藏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几乎所有画面中的留白，都是被他题满了字。人们都知道，古代绘画讲究意境，而这意境往往在不着笔墨的留白之中，让观者展开想象，给人以空灵的审美感受。可是，乾隆皇帝将这些留白都用他的题字填满之后，什么样的意境都被破坏了。这幅本来空灵的山水图卷，被乾隆皇帝的题字挤压得死气沉沉。 乾隆皇帝曾经收藏了众多字画的三希堂 不过，乾隆皇帝的确非常喜欢收藏。在乾隆皇帝的“三希堂”里，不仅仅收藏了“三希宝帖”。从乾隆十年，他将三件宝贝收藏到“三希堂”开始，到乾隆十五年为止，仅仅4年间，乾隆皇帝在三希堂收藏了晋代以后134位历代名家的墨迹340件，拓本495种。因此，有人吹捧乾隆皇帝是位大收藏家。可是我认为，他这哪里是收藏啊，明明是满足占有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间收藏是需要花重金的，可是皇帝收藏无非是大臣贿赠，民间强抢，无偿占有，从来不会花一分钱的。这三件国宝在“三希堂"，直到光绪年间，一直安然无恙，这倒是事实。到了清朝末年，宣统皇帝退位，清王朝灭亡，包括“三希宝帖”在内的许多宫中国宝，不断被盗，散落民间，流失海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民国建立，清帝退位，皇室成员仍然住在紫禁城内，由民国政府每年供给400万大洋的津贴。可是一向挥霍无度、奢侈成性的皇室成员，这么多钱也不够开销。而且，民国政府只允许皇室成员在紫禁城内暂时居住，随时都有可能将他们赶出皇宫。在这种情况之下，上至废帝、太妃，下至宫女、太监，纷纷开始对皇宫收藏进行盗卖。 溥仪 最大的盗贼，就是废帝溥仪。他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供自己挥霍，居然准备将《快雪时晴帖》抵押给美国花旗银行，抵押金为40万元，溥仪已经出具了抵押证书。就在《快雪时晴帖》即将被盗卖出宫的时候，紫禁城却发生了一件让溥仪意想不到的事儿。 曹锟 什么事呢？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率领西北军在直奉战争的前线突然倒戈，撤兵回到北京，发动了政变，囚禁了民国总统曹锟，成立临时内阁，这就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1924年11月5日，一队全副武装的西北军，在鹿钟麟将军的率领下，突然闯进紫禁城，命令废帝溥仪和清室成员限期搬出皇宫，并且没收了宫中的全部财物。半个月之后，民国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紫禁城中的财产，并且将其全部没收归国有。 被一同搜出的仇英《汉宫春晓图》 1924年11月15日，准备搬出皇宫的废帝溥仪，命令御前总管，将《快雪时晴帖》夹人衣物之内，放进木箱，准备偷偷带出紫禁城。结果在神武门，被守门的军警搜了出来。同时还搜出明代画家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其实，《快雪时晴帖》被截获纯属侥幸。从1922年起，溥仪利用两个弟弟每天上午陪读的机会，将字画、古籍等珍贵文物放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每天放学时偷偷带出紫禁城，存放在天津英租界的住宅里。直到溥仪1924年搬出紫禁城为止，两年多的时间，他们弟兄合伙偷窃了宫中收藏将近1200件。显然，《快雪时晴帖》不过是溥仪所盗国宝中的最后一件，幸好没有得逞。 搜到《快雪时晴帖》的军人名叫郝成章，他是冯玉祥的部下，一名少校书记官。他当时把宝帖送到刚刚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办公室，向众位专家和委员征求保存此宝帖的意见。这个时候，在场的北京警察总监张璧说：目前清室善后委员会的设备还不齐全，没有人专门负责保管，此帖还是由我带回警察总署，暂时代为保管吧。郝成章委婉地拒绝说：此帖如果由您私人收藏，恐怕日后会有纠葛。为了您的名誉、威望不受影响，还是另想办法才是。结果张璧非常生气，拂袖而去。 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和专家们都知道张璧不怀好意，又觉得当时的紫禁城比较混乱，送回宫中收藏更不安全，于是，经过讨论之后一致决定，立刻派人购买一个保险柜，就放在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专门用来收藏《快雪时晴帖》。保险柜的密码和钥匙由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亲自掌管。显然，易培基对张作霖的秘书刘哲说，保险柜的钥匙由包括冯玉祥将军在内的3个人同时掌管，纯粹是急中生智的巧妙拒绝。 庄尚严 可是不久，这《快雪时晴帖》无论是放在保险柜中，还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都不安全了。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不久占领了整个东三省。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入山海关。6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当时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担任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接到了老友郭葆昌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 那天同去赴宴的还有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和副馆长马叔平。饭后，郭葆昌取出他所珍藏的几件宝物，供大家观赏。当郭葆昌把他的宝物打开的时候，3位专家惊呆了，发现在他们面前的居然是《中秋帖》和《伯远帖》。他们知道，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紫禁城里的大批文物珍宝破盗，损失惨重。“三希宝帖”除了《快雪时晴帖》侥幸被截获之外，《中秋帖》和《伯远帖》一直下落不明。它们怎么会落到郭葆昌的手上呢？ 郭葆昌 说起郭葆昌，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曾经担任过袁世凯总统府的内务总管，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尤其对古代瓷器颇有研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曾经聘请他担任瓷器鉴定委员。当3位专家质疑这“二希”的来路时，郭葆昌给大家讲述了他得到这“二希”的过程。 王珣的《伯远帖》 有一天，郭葆昌来到一个名叫“品古斋”的古玩店，店老板打开了一个包袱给他看，郭葆昌一下愣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藏于深宫、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吗？作为古玩收藏的老手，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他跟店老板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花重金把“二希”全买下来了。 米芾所临《中秋帖》 那么，这“二希”原来收藏在三希堂，它们究竟是怎么流失到品古斋去的呢？原来啊，在废帝溥仪出宫之前，《伯远帖》和《中秋帖》就已经被同治皇帝的妃子敬懿皇贵妃据为己有，并随时准备将这两件宝贝盗出宫去变卖。可是，她怕卖给大古董商会引起事端，便让太监带出后宫，悄悄卖给不太起眼的店铺。这位太监就选中了“品古斋”这样的小古玩店。还有一种说法，废帝溥仪与皇室成员搬出紫禁城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随身带出了宫，由她娘家的侄孙卖给古玩商。两种说法哪一种正确已经无关紧要，最为关键的是，“二希”被盗出宫，并且卖给了古董商，一个偶然的机会，郭葆昌收购了这两件国宝，使它们没有流失海外。 因此，3位专家在吃惊之余又感到欣喜。《快雪时晴帖》被侥幸截获，现在又见到《中秋帖》和《伯远帖》这一下，“三希宝帖”可以重聚一堂了！可是，郭葆昌根本没有出让这“二希”的意思。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3位好友许下诺言：“这三希宝帖是国宝，我能够得到其中两件，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事。不过，文物应该归国家所有，我只是暂时收藏。我已经立下遗嘱，将来这两件宝帖和我收藏的所有历代名瓷，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听到这话，3位专家也不好勉强了。几个月之后，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一万三干多箱故宫文物，分批运抵上海，存放在法租界。“七七”事变之后，又辗转运到了川西地区，直到抗战胜利，这些故宫文物才回到南京博物院。不过，《中秋帖》和《伯远帖》却经受了更为复杂的流转和磨难。
爱国收藏家张伯驹 1937年春天，一代收藏名家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见到《中秋帖》和《伯远帖》。他担心郭葆昌买下“二希”的目的是图利，不是为了收藏，更担心“二希”流落海外。于是，他请惠古斋掌柜柳春农做中间人，与郭葆昌协商，以20万大洋的价钱，将郭葆昌手中的“二希”，连同李白的《上阳台帖》等四幅古代名人字画一并收购。首付6万元，余款一年内付清。
郭葆昌 可是，几个月之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并且对中国进行金融封锁，张伯驹的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他全家也辗转迁到西安，躲避战火。张伯驹实在无法在一年内付清欠款，只好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退还给郭葆昌。 抗战胜利后，张伯驹返回北平，委托柳春农询问“二希”的下落，还想继续收购。此时，郭葆昌已经病逝，“二希”传给他的儿子郭昭俊。郭昭俊开出1000两黄金的天价。这个价钱当时可以买下两座前清王府，张伯驹难以筹措这么多的钱，只好作罢。
宋子文 不久，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到北平视察，郭昭俊把他父亲收藏的部分古代瓷器，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不但拿到行政院发给的10万元美金，还得到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的职务。郭昭俊所捐献的藏瓷器价值并不高，为什么会得到如此丰厚的回报呢？张伯驹对此感到不解，有位朋友告诉张伯驹，郭昭俊投靠了宋子文，见面礼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张伯驹听到这个消息，义愤填膺，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上海《新民晚报》，揭露宋子文占有“二希”的经过。文章见报之后，舆论大哗。宋子文只好将“二希”退还给郭昭俊。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南京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当时，马叔平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一直留守北平；徐森玉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分管南京分院。马叔平托病不出，民国政府只好将遴选文物的重任交给了徐森玉，并且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的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不能全部带走，也要挑最好的带走。不久，庄尚严接到民国政府的命令，将第一批挑选出来的文物押运台湾，这批文物都是宫中精品，其中包括《快雪时晴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一批国宝启程前，徐森玉拉着弟子庄尚严的手叮嘱道：“现在这些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在台湾，看管好这批家当。”庄尚严眼含热泪，点头答应。就这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二十三万八千多件故宫文物，漂洋过海，运到了台湾。
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字叔平） 1951年10月25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到国家文物局开会。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向马院长透露：“二希宝帖”在香港出现！而且准备公开出售，很有可能会流失海外，情况十分危急。其实，马院长此时已经得知了消息，正准备向有关领导汇报。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庄尚严 原来啊，郭昭俊1949年随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撤退到广州之后，立刻被遣散了。失去了工作的郭昭俊来到了台湾，由于生活所迫想出手“二希”，于是就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找副院长庄尚严，要将《中秋帖》和《伯远帖》卖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让“三希”重新团圆。郭昭俊开出个并不过分的价钱，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这种事情，庄尚严也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 郭阳俊只好带着“二希”离开了台湾来到香港做生意，为了筹措资金，将“二希”抵押给一个印度人。这个印度人又将“二希”以十多万港币的价格，抵押给香港汇丰银行。可是，生意失败，抵押期截止1951年11月底，如果到期无力赎回，银行准备将“二希”标价出售，郭昭俊只好找到徐伯郊商量。
周恩来总理 徐伯郊立刻给故宫博物院马叔平院长写信，马院长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此事。很快得到周总理的批示：同意收购《中秋帖》和《伯远帖》。但必须派人到香港鉴别真伪，确保两帖能够顺利购回。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由王冶秋、马叔平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徐森玉组成“三人专家小组”，赶赴香港鉴定井收购“二希宝帖”。
徐森玉夫妻与长子伯郊合影 1951年11月15日，三人专家小组乘火车抵达广州，同徐伯郊会合。徐伯郊是徐森玉的儿子，常驻香港，公开身份是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秘密身份是国家文物局“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组长。徐森玉、徐伯郊父子是保护故宫文物的功臣。比如，在故宫文物南迁途中，经过西南地区时，遇到土匪拦截，徐森玉亲自去见西南地区势力最大的“袍哥”，与他展开谈判。对方不提钱字，居然提出要求说：“要过路可以，条件很简单，叫你上海的儿子来，我要收个有钱人做徒弟！”徐伯郊当时正在上海兴业银行供职，“袍哥”显然是要他来做人质。为了保护国家珍宝，徐森玉冒险用儿子作抵押。徐伯郊接到父亲的电报之后，立即赶赴贵州安顺，去见这位“袍哥”，按黑社会的规矩拜“老头子”。徐伯郊凭借自己的见识与机智，最终说服“袍哥”，使文物顺利通过土匪控制的地区到达昆明，最后安全运抵四川。
徐伯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伯郊赴香港任职。当时大陆很多收藏家的珍品，通过香港流失海外，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宝级的文物。鉴于这种情况，国家文物局建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专门收购这些国宝，徐伯郊被任命为组长。 三人专家小组与徐伯郊会合之后，井没有直接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门。因为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为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收购工作安排在了澳门。专家们对抵押在汇丰银行的“二希宝帖”进行了秘密的鉴定，确定是真迹无疑之后，最终以48万多港元的天价，赎回了《中秋帖》和《伯远帖》。
故宫博物院 1951年12月3日，“二希宝帖”回到北京，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而《快雪时晴帖》，依然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尚严病逝。临终前对儿子说，此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没能让“三希宝帖”团圆；二是没有亲自带着从大陆运到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重新回到大陆。 不过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三希宝帖”一定会团聚，庄先生的愿望也一定会实现！（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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