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之七：“夏商周”与“断代史”

【中华文化之七：“夏商周”与“断代史”】

中华一族，到底有几千年文明？ 

这个问题，大可以影响王朝国运，小可以改写家谱人伦。非同小可！

媒体和大陆的教科书，一说到中国，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上下五千年和四大发明。不过，四大文明古国，只是中国学术界的说法，并不是全球史学家的普遍观点。

1、“四大古国”与“五大文明”

“四大文明古国”，这个提法最早的出处是梁启超于1900年写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认为“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但梁先生的说法也前后不一，例如1902年他又提出“五大世界文明古国”，即中国，印度，安息，埃及和墨西哥，其中安息即小亚细亚，墨西哥即玛雅文明。

不过，中华文明，特别是黄河文明，肯定位列世界前五大文明之一，这点毋庸置疑。《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 /世界文明史》（美·William McGaughey）一书记载： “古巴比伦（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之间）、古埃及（公元前3500年）、古希腊（公元前3000年～1100年之间）、古印度（公元前2000年）、古中国（公元前1600年商朝建立）是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

《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全球通史/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美/L.S.Stavrianos)中提及：“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

2、“文化“与“文明”，各是什么？

在说中华文明断代之前，先要了解

'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它们在考古学上，是有严格区别的。简单来说，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Bronze Age）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有城市，城邦国家以后的阶段。

Civilization这个词，起源于拉丁文“civilis”，“the genitive form of civis, meaning a 'citizen' or 'townsman' governed by the law of his city.”。所以文明（Civilization）的主要特征，包括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这些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所以，考古学和人类学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 

3、夏商周断代工程与结论

中华文明虽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都十分模糊而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事实上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历史上，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历史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但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在西元前2世纪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

直到晚清以后，情况才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1996年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即：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这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西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于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不过，由于工程成果报告简本发表后，其结论和方法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不少质疑，因此最终的报告繁本未能获得通过。

为啥呢？简单的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就是，查看史书记载，说武王伐纣后五百年，有个伶州鸠说武王伐纣那天晚上的星象是岁在鹑火，然后用电脑算了一晚上说是公元前1046年。据此断代，当然很多人信服不了。斯坦福大学的国际著名史学教授David Nivison甚至在《纽约时报》说'国际学术界将把这报告撕成碎片'。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考古断代，那基本上是，站在神一样的角度看待人类发展史，然后表明节点。在我上篇文章《中华文化之五：“文明”与“传承”》中华文化之五：“文明”与“传承” 中提到过，中华文明的延续，特别是华夏种族和文化的传承曾数次被打断，不说蒙古(闪族匈奴)曾经造成中原地区人口大灭绝，即使是两晋、五代、辽金、满清，哪一次朝代更迭不是以华夏民族的巨大人口损失为代价呢。今天通行的普通话，那是基于满人汉语的发音，即使如此也不过几百年的历史，而元蒙以前的口音早已不可考证，《说文解字》中的大量标注发音跟今天完全不同，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至于文化传承，现代看到的都是满清留存下来的一些书籍，加上各朝各代的毁书坑儒和篡改编辑，以及文革的破四旧和毁古迹，历史上的汉唐盛世真的是什么样子，根本无从知晓，更何况先秦！

那位，David Nivison先生是美国那边的《竹书纪年》的研究权威。由于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引用他的研究，他摆出许多美国“汉学家”看中国时那种“俯视苍生”的通病姿态，说要把报告撕碎，不足为怪，但老先生也许忽略了，《竹书》的价值固然不可否认，但其内容的准确度也一样相当存疑，且David Nivison的研究本就有不少疏漏，特别是、如果和费正清教授相比，他的汉学常识含混不清，很多古文的意思也并未读懂。当然，老先生的学术贡献是肯定在那的，但世人也不应过度神话他，以及过度抬高美国许多的汉学家的地位。

夏商周断代报告是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绝不是海外某些人士说得那么一钱不值和一塌糊涂。我个人看法是，中华文明史的研究，还是应该以我为主，而不是建立在许多整体研究能力还不如我们的老外口中。

4、顾颉刚的层累中国古史观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夏朝是否存在，这也是史学界一直争论的焦点。已经达成的一般共识是，商可以算文明，夏就只能算文化或者部落，所以最多只能说：有夏而无“夏朝”。 甚至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夏有可能只是先秦建构的神话，或者夏只是商灭掉众多部落之一。至于商朝人，如何用几百年后的象形文字表达夏，谁也不知道，甚至根本早就遗忘这个小部落，所以甲骨文中根本找不到记录。

疑古派的近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就提出过著名的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上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的“古史辨”派学者（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由对传说古史的挑战与批判，发展到对《尚书》、《诗经》、《周易》、《论语》、《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重要历史文献的考证与辨伪。这实际上涉及对中国古史资料的全部审查工作。论战的实际结果，推翻了长期笼罩史学界的以“三皇”、“五帝”为信史的古史系统，形成了具有实力的“疑古”思潮，对于盲目的“信古”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提出只有在清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展开科学的“释古”工作。

后来，顾先生自己说，“古史辨”包含了三个层面上的内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顾先生基于此、形成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譬如，'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称赞道： “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的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举尧、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传说为证，我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察，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

总而言之，后人辩史断代的关键就在于 — '不立一夏，惟穷流变'。

5、“文明”三要素与夏之存在

虽然顾颉刚解决了辨认考古证据的方法论，问题在于你得找得到“证据”，特别是考古学界定义“文明”的三要素：城邦、文字、青铜器。因此是否进入文明时代，不是依照有没有文字记载为唯一依据的，出现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结构 才是关键。

目前，我们至少在逻辑推理上，可以做这样的推论：1）如果没有夏一代，商朝那样完备的国家组织结构，难道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2）在生产力落后原始的年代，文字的产生和完善也需要非常漫长的岁月，那么像殷商甲骨文这样的成熟文字体系，绝对也不仅是商朝一代创造的。所以，从唯物主义发展观的规律看，“夏”不仅应当存在，而且其历史应该很漫长。

换句话说，夏朝是一个必然存在过的文明，只是可能不叫“夏”，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国家政治体系、甚至只能算是早期文明。如果这个时期不存在，首先，很难想象商朝严格的方国政治，贞人政治是怎么出现的，总不能到成汤突然就出现了。这之前肯定有漫长的岁月积累生产力。其次，殷商的甲骨文虽然是早期文字，但已经非常完备，有大量假借的虚词和形声字出现，很难想象，在这之前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朝代或者漫长“文明”的积累，就突然出现这么完备的文字。从图形到文字化再到标准化，恐怕不是都不是几百年的时间够用的。

要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或文明，它们都在没有自身的文字记载下渡过了漫长的奴隶制酋长制文明时期，它们的历史是口头传诵的，而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其存在的历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中华文明说有上下五千年，是谦虚了！从会农耕、盖房子、烧陶器、制首饰、设祭坛等开始，实际上，中华民族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野蛮了，而且我族的社会组织也很高级了。所以，客观的说，中华文明史至少存在了一万年以上，只是如果用今天的标准衡量，那样的文明程度不够高级而已。

6、商周断代的国际公认年份

回到夏商断代，考古学界至今也没承认已经发现了夏的确凿证据，因此，历史课本里讲到夏，基本也是说那是个神话时代。但具体要指商之前的历史客观实在，就以“二里头”文化等来具体表达。虽然夏代存在的证据还是没找到，不过借此课题推进了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和多学科交叉研究，也并非全无意义。

但是，商周的断代则是有凭有据。周武王伐帝辛时，天象出现岁星荧空，那可是有殷实的考古证据佐证，出土的青铜利簋上有明确的记录，而且器具碳14测定也与推演星象算出来的时间相近，就是公元前1050左右。因此商周断代可以作为信史确认。

再有，商周断代，国际基本公认可以缩小到二三十年的范围，至于具体是1027、1044还是1046什么的，就不好说具体年份了。不过三千年前的事儿，能在框在几十年范围内，可以算成功了，而且从懿王到厉王的年份也基本被国际承认。

新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说，商周断代是1046年。但根据“岁在鹑火”（出自《国语》记载周景王的乐官伶州鸠所言：“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推出1059年是美国天文学家David W.Pankenier。当然，这个年份并不是牧野之战年份，而是牧野之前十几年，根据这个再推牧野的年份，这个研究是1982年发表的（早于夏商周断代$，而且1997年又做了补充研究。

至此，关于中华文明的考古断代与年份起源的故事讲完了。最后，我想引用，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

'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传人，我深感自豪，并感恩这片土地和她的历史！！

（花生余、2018年10月12号，写于港深高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