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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史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音乐研究领域，是19世纪西方音乐学学科建设的起点与基础。传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以音乐作品、表演、接受和音乐批评为对象，具体采用手稿解读、古文字学、语文学、风格批评、历史编纂、音乐分析和图像学等研究方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在中国的发展业已取得长足进步。然而，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始终面临艰巨挑战，在中国音乐学研究的整体氛围中显示出特殊的难度。这一境况的形成，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史料、研究方法和学术信息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同来自音乐学其他领域的冲击和挑战密切相关。今日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一方面同其他学科的嫁接与融合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又因人们对音乐历史的持续探索和各种新发现表现出明显的回归趋势。这种回归并非重新回到传统的研究范畴、观念和方法中去，而是基于当代的文化需求对它们重新加以利用和强调。笔者对这一回归趋势给予关注，力图发现传统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对当代音乐史研究的特殊意义。本文将从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音乐和史料这两个基础因素出发，继而以重回书斋、原创研究、阐释与批评、教育培养四个方面探讨西方音乐史研究传统的持久价值。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传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式微是一个音乐学领域的全球现象。人们希望摆脱以艺术审美与风格界定为目标的音乐史研究，并且对“西方”和“艺术音乐”等传统概念展开反思和批判。民族音乐学家们将音乐视为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现象，在捍卫多元文化和独立表达的旗帜下彻底颠覆西方音乐的优越性。对于特定族群音乐的田野调查以及对现当代音乐的密切关注，使得大多数研究者对西方音乐的历史研究失去兴趣。这一传统学科的从业人数有所缩减，并且在其内部发生了重大的研究转向。新音乐学自80年代末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实证主义为主的音乐史研究的否定和批判。它主张将音乐研究同蓬勃兴起的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以及历史与哲学领域取得的新成果广泛联系，充分开拓音乐学研究的多元视角与新方向。尽管如此，传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并未在一片革新浪潮中走向没落。新世纪以来，西方音乐史研究者在音乐传记、手稿研究、音乐接受史、音乐话题研究和音乐哲学诸领域取得的成果，不断证明了这一学科方向在当今时代的崭新价值与持续有效性。 音乐与史料 西方音乐史研究始终围绕着音乐和史料这两个基本因素加以展开。就音乐而言，当今的音乐文化发展丰富多元，早已超越了西方艺术音乐的范畴。多媒体和录音技术的革新使人类的音乐生活空前活跃，推动并促成音乐同其他文化领域的广泛融合。这种趋势不仅带来了包括流行音乐和严肃音乐在内的当代音乐的繁荣，更激起人们对历史音乐和世界音乐的强烈兴趣。在过去三十年中，古典音乐领域对历史音乐的挖掘和仿古演出，成为新时代的音乐景观和市场标志。不同地域的传统音乐同流行音乐的结合，则引领音乐时尚走向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体验。在这样的音乐环境中，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者们面对空前复杂的研究对象，拥有了更加多样的课题选择。学者们对久远的历史音乐的挖掘和研究成为显著趋势，并将古乐复兴视为一种学术使命。它提高了音乐研究者在现实音乐生活中的参与度，促使大众的欣赏趣味再次转向历史。对于古典和传统音乐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传播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研究范畴。它有助于将音乐历史研究同当代文化紧密联系起来，有效扩充了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时间跨度和地域范畴。 史料作为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基础因素在学者们的眼中司空见惯。然而，自20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当人们的文化与学术交流日益通畅时，有关音乐的新史料不断涌现，在很多方面填补或更新了人们的历史认知和音乐理解。面对更加丰富的研究材料，学者们再次展开基础性的历史研究工作，而传统的西方音乐研究方法则继续发挥作用。这使得人们普遍认识到，传统研究方法的持续有效性是由具体的研究对象所决定。音乐历史研究是一个传统与前卫并存的学术领域，并不由某种特定的研究潮流所主导。例如，在针对新挖掘的音乐手稿的研究中，人们继续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整理、解读和分析材料。尽管这些方法因为历经百年而显陈旧，可它们在基础研究中发挥的效用却无可替代。另一方面，当人们在新的研究观念的引导下对音乐的文化语境日益关注时，音乐史料的范畴也随之增大。有关音乐人物、事件和现象的史料收集已经从传统的书信、笔记、评论、回忆录等扩充到经营账目、广告招贴、票房记录、历史地图、社团年表、个人履历、历史乐器、演出场所和数据库信息等更为广泛的范畴。这使得学者们对传统研究对象重新审视和思考，从更为多元的视角对它们予以补充和更新，甚至彻底颠覆以往的观念和结论。庞大而丰厚的史料为西方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向前发展的充分可能，更将基于音乐历史的跨领域、跨学科的综合文化研究确立为一种新常态。 重回书斋 传统的历史研究一贯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书斋里的研究项目，西方音乐史也不例外。随着20世纪中叶民族音乐学的兴起，民族音乐学家们越发对书斋式的研究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种足不出户的研究状态陈旧过时，无法满足针对鲜活生动的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需要。然而，当音乐的历史文化信息随着田野调查的普及和深化大量积累时，音乐研究者们则需要再度回到书斋，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和思考。民族音乐学者对诸多音乐文化个案的研究往往止于采集、记录和描述，而深入的文化思考却往往被忽略或在整个研究中显得微不足道。相对而言，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者们在方法革新和研究争论上远没有民族音乐学界那般活跃和激烈。他们更加乐于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那些五花八门的研究成果，不断思考音乐文化的内在成因和思想线索。音乐历史的研究者较之民族音乐学者往往缄默许多。这或许正是不同学科对研究者群体思维与个性的影响结果。 当代的音乐学研究者应该重回书斋，认真面对日益积累起来的音乐信息和文化史料。首先，以接受者的身份聆听音乐录音并对其进行选择、分析和评价，成为音乐学者的一项基础工作。音乐学研究离不开对具体音响的分析和判断，而这项任务并非在各种表演场所就能进行，恰恰需要研究者在安静而私密的环境中予以完成。当今的音响录制技术对于音乐的采集、复原和分析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它使得各种声学指标的统计成为可能，有助于学者们对音乐展开更为细致而尖端的量化研究，超越了传统的音乐分析的技术手段。其次，对于广泛收集而来的大量音乐史料，学者们更需要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无论是有关音乐的手稿材料，还是同各种音乐活动相关的文化史料，今日的音乐学者们针对它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同一个世纪前西方音乐史研究者们的作为并无本质区别。相反，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于案头研究给予着重要支撑，使人们深刻感受到学科发展的继承与延续。人们对于具体音乐资料和文化信息的分析依旧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并且凭此衍生出新的思考和观点。音乐与史料作为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两个基础因素仍旧是当代研究者持续面对的工作对象。它令我们认识到重回书斋的必要性，并对传统的案头研究方法加以充分应用。 不仅如此，西方音乐史研究者们今日身居的书斋，已不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研究场所。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和各类研究资源的互惠共享，使得学者们拥有了足不出户、放眼世界的研究便利和工作优势。各种电子化文献和音乐信息尽力满足学者们的研究需要，并且使一个个独立的书斋同博物馆、图书馆、大学，以及各类音乐研究中心结成新型的音乐学术网络。研究者之间的学术沟通可以通过各种电子信息渠道予以实现。它使得书斋一跃成为音乐历史文化研究的前沿阵地，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所处地域和空间带来的各种研究局限。 原创研究 当我们拥有了西方音乐史研究必需的音乐和史料资源，获得独立的研究空间时，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也就呼之欲出。然而，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遭遇同行冷落与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原创研究的缺乏。首先，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科内容决定了西方研究者同中国同行之间的显著差别。前者面对的是本土文化，后者关注的则属于异文化。显著的文化差异使得西方学者在面对母文化时拥有天然的研究优势，切实反映在语言、逻辑、学术传统、经验积累以及研究方法等方方面面。其次，由于音乐学学科的早期发展亦是以西方音乐的历史研究为起点，这就使得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积累远远超越他人。中国的西方音乐传播和早期研究始于20世纪，直到50年代西方音乐史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方向予以确立。两相比较，二者的发展历程和学术经验显然不在一个层次。再次，中国在20世纪文化发展中的诸多特殊性，导致了本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者在学术语言、音乐史料和研究方法的掌握方面存在不足，对于国际领域的学术前沿亦缺少了解。这就使得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难以取得实质进展，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局限在通史教学和常识认知的基础层面。 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能否克服种种限制，取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正是当代研究者们积极追求的学术目标。在当今国际学术交流丰富频繁、学术信息便捷传播的有利背景下，我们取得国际认可的原创成果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中国学者需要在学术语言、研究方法和信息沟通等方面付出努力，积极参与国际音乐学术活动。它使中国学者能够触及和把握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明确自身的研究兴趣和发展方向。面对纷繁细密的研究课题，研究者可以进行自主选择，找到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立足点。当研究对象变得足够具体和细小时，我们就能相对容易地找到独立的话语空间，并且极有可能同西方研究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即便是西方学者占据绝对优势的研究领域，我们也可本着自身的研究需求涉足其中，继而在具体的课题上取得研究突破。在这个方面，中国学者同西方同一领域专家的合作交流显得尤为重要。它能促成双方针对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进行持久讨论，亦能为获得研究所需的学术信息和一手资料带来便利。 中国在西方音乐史领域的原创研究除了涉足西方学术界主导的研究领域，还可以依托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展开独立研究。比如，我们可以带着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背景将学术目光朝向中国。20世纪是中国同西方广泛接触与交流的时代。中国的近现代音乐亦受到西方文化和专业音乐教育的显著影响。这使得我们有可能从西方音乐研究的背景和视角出发，展开对传入中国的西方音乐，以及中国音乐历史的独立研究。前者属于音乐接受史的范畴，具体探索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以及随之产生的发展变异和文化影响。中国人究竟如何看待西方音乐，这些音乐又为新时代的中国带来怎样的思想和文化变革，正是这类研究普遍涉及的核心问题。后者针对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则是对西方音乐史学科范围的具体扩充。笔者认为，西方音乐研究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学术研究拥有优势，应该积极参与其中。其一，这一研究方向是由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中西兼容的特征作为前提的。其二，西方音乐史领域积累的研究方法和文化视角为研究者涉足中国现代音乐研究提供便利。其三，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亦期待在学科交叉中获得更大的研究突破。在这个方面，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者正可以在中国音乐家传记、手稿分析、音乐阐释和音乐思潮等领域发挥专长，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并将有关中国音乐的研究个案纳入到音乐史研究的国际领域之中。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者有责任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展开研究。这也是我们追求原创性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 阐释与批评 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需要学术思想和研究观念的具体支撑，而它所追求的目标乃是透过音乐与史料的深度关联，指向抽象的思想层面。音乐史研究并不满足于对史料的梳理串联和对音乐的周详分析。它从根本上是研究者基于音乐历史所做出的文化阐述，时时处处都同人文思想紧密相连。从早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开始，学者们就不断对音乐审美、情感表现、风格界定等思想问题展开讨论，而在针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中则特别强调音乐阐释与批评。 音乐阐释并不是某种特别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而是研究者基于具体的研究个案对音乐提问。这个提问的范畴非常广泛，从作曲家的灵感、动机和创作过程，到音乐自身的审美特点、思想表现，再到音乐同文化语境的整体关联，无不包含其中。阐释就是一个通过音乐解答疑问的过程，同音乐学者的研究期待和思想表达紧密相关。事实上，音乐阐释的核心目的正在于思想的表达。它有助于研究者明确自身的主体性，透过音乐与历史信息的交互作用展现个体的独立思想。音乐阐释使我们穿越历史现象的表层看到事物运动的特征与规律，从而使历史研究富有思想的深意。例如，对于作曲家创作过程的研究正是对音乐手稿分析追问的结果。它一方面勾勒出艺术家音乐创作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则渗透着研究者关于作品生成的独立见解。它向人们说明，音乐阐释不是一个追求客观实在的过程，而是一种思想探索的途径。它维系着音乐历史研究的思想标准，并且鼓励研究者各自独立的学术表达。 音乐批评是传统西方音乐研究中用以抵达思想层面的另一手段。通过它，研究者们可以拉近自身同音乐作品之间的时空距离，使历史音乐化为可供当代人理解、点评的文化产物。自17世纪以来，音乐批评始终是西方音乐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着后人对作曲家和作品的评价标准，决定着人们对音乐的风格定位。在音乐的商业化传播渐成趋势后，音乐批评甚至成为赚取营生的评论行业，在音乐市场运作中起到推波助澜的宣传作用。 随着西方音乐史的学术发展，音乐批评渗透在音乐研究的各个方面，并且成为当代音乐生活中凸显的思想利器。人们通过批评不断框定保守与前卫、继承与创新的具体边界，从而为大众提供接触和理解音乐的思想经验。同音乐阐释相比，音乐批评更加贴近音乐审美，在时间上则特别强调当下。对于历史上的音乐批评记录的整理和分析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要项目，而音乐史中的风格描述和价值定位也往往依据这些具体的评价信息。 音乐阐释和批评是传统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抵达思想层面的手段和途径。它们共同左右着人们对音乐的基本认知与判断。当我们强调传统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的当代价值时，音乐的阐释和批评让我们理解音乐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并不停留在音乐和史料上，而是指向抽象的思想和精神。它并不限于对音乐审美的阐述和评价，还包含着对作品生成过程、风格转变规律和音乐文化精神的思想总结。音乐历史研究的深厚之处正在于此。 学术培养 如何培养中国未来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人才，是诸多师长前辈为之辛勤工作、积极探索的教育主题。多年以来，我国的专业音乐院校已经确立了行之有效的培养体系。尽管各学校在课程设置和学习要求上有所差异，大家却对西方音乐史的常规知识、研究方法，以及经典著作给予强调和关注。这些教育内容对于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有着积极帮助。事实上，我们的西方音乐史教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轨道上，尽管针对具体个案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会比较前卫。 尽管如此，笔者从个人和同辈的学术成长经历思考，未来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要对如下三个方面予以强调。首先，持久而专业的外语学习不仅是对研究生提出的具体要求，即便本科阶段学生也要加强对基础外文文献的阅读和写作训练，而这正是由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科性质决定的。西方音乐史的原创研究如果能够以双语或纯外语的形式对外展现，就有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基本了解。学生凭借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在未来的学术交流和独立研究中开拓更加广阔的天地。其次，西方音乐史学术人才的培养应该注重对研究方法的系统学习和训练。这里首先是对音乐史基础常识的掌握，继而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沿革提出具体的学习要求。本科学生需要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学习音乐史研究方法论，并在不同阶段按照所学方法写作符合规范的小型论文。研究生在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前，应对相关个案的研究方法和已有成果进行梳理并写作综述，充分了解特定课题下的学术前沿，明确自身研究的目标和空间。再次，西方音乐史的专业学生需要学习符合国际规范的论文写作技巧，并且在论文的具体规划过程中培养创造性思维。以上三个方面，学生需要跟从专门从事此类教学的教师学习，而不局限于西方音乐史的学科领域之内。 除此之外，对于西方音乐史经典研究文献的翻译工作在学科教学中也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同中国学术引进的现实需求紧密相关。目前，我国专业音乐院校的许多教师积极投身于这项艰巨的工作，已经翻译出一批音乐史研究的必读文献。这项工作虽不属于原创研究，却对学科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使得国人能够更加便利地阅读经典文献，并将人们对西方音乐的理解引向深入。文献翻译工作尽管耗费从业者们的大量精力，可它为音乐文化传播与普及做出的贡献却不可限量。旁观音乐学术研究起步较早的亚洲邻邦，文献翻译在音乐学专业教育与研究的发展中都起到了支柱作用，而这种学术引进的思路依旧来自传统，并且在整个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被广泛提倡。 结 语 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将会继续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在各种学科交互影响、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我们对学科传统的回归并不是捍卫保守的学术立场，而是对以往的研究历程加以沉淀，在直面当代学术语境的同时返观这个学科方向的根源和起点。对于传统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合理应用，将为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开辟独立的发展空间，逐步跻身西方音乐史的国际学术舞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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