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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在清代先后出土了两块名碑，《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並称“二爨”，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古代一流碑刻方阵行列。今天先来聊聊“小爨”《爨宝子碑》。皆因此碑形制上比《爨龙颜碑》小，被称了“小爨”。可名头上并不逊于“大爨”，甚至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爨宝子碑》，全称《晋振武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晋安帝太享（义熙）元年（405）四月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云南曲靖城七十里的杨旗田发现，后移至城中魁星阁前，现存曲靖第一中学爨碑亭内。  《爨宝子碑》的碑文内容，是追思哀悼历任东晋建宁主薄、治中、别驾、太守的爨宝子一生功绩，属功德碑一类。宝子（名、字都称宝子）十九岁任太守，施政一方，造福百姓，政声颇佳，却不幸于二十三岁任上辞世，百姓自发悼念他、颂扬他，属下立碑追思他，众人惟愿以自己百死之心来换取他的性命。可见他年纪不大，却是个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此碑文词佳妙，情真意切，不像出自边陲僻壤之文，倒像东晋士大夫的锦绣华章。  “小爨”之碑高183cm，宽68cm，正书，祭文、题名及碑额文字共三百多字。这真是个奇异之碑，每个字犹如小精灵一般。其怪诞的用笔，率意的结体，稚拙的神态，灵异的韵致，亦庄亦谐的章法，等等，出现在东晋的僻邑荒郡、文化荒漠之地，令国人诧异，让学人仰慕。南朝政局一直是“禁碑”的，为何爨碑能在此现身显灵，如此的奇异瑰宝立时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此碑刻立时距王羲之辞世才过去三十年，“书聖”的江左风流，似乎对它没有任何影响，此碑敢于“标新立异”，以独具的个性面目，与“二王”书风并列于东晋书壇。我以为，异体各貌，帖派、碑志，各领风骚尔！  此碑入土千年有余，默默无闻，于清代乾隆四十三年方出土，却是选了个好时机！此间正是帖学告退、而碑学大兴之际。此碑一出来即名重天下，立时受到书家学者的抬爱。清阮元、汪鋆等人多有赞语，而碑学大师康有为更是赞不绝口，在《广艺舟双楫.碑品》中称其“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当为正书古石第一”，“在书法艺术史上和汉文字演变史中有‘上为汉分之别字，下为真书之鼻祖’ ”，并将其形象的比喻为“端朴若古佛之容”，“与魏碑之《灵庙》、《鞠彦雲》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 一时间，学习小爨之风盛行。  此碑书法确属“另类”。专家学者将其誉为“楷隶之间”，是由隶向楷过渡时期的佳作。我意，这倒是一件涵盖了隶、篆、楷、草的上乘“新体”！ 它结构奇巧，形象古拙，笔法严谨，含蓄凝炼，姿态百出，气息高古。虽说总体上说，其隶书与楷书成分多一些，但又杂糅各体：既有隶书的笔法，又有楷书的结构，还有篆书的体势以及草书的意韵。能在碑中体现出如此多的元素，不能不说这是书法史上的“一朵奇葩”。  “小爨”尤其神奇的是在形神塑造、结构安排乃至于笔墨技巧上，可谓变化无穷，千姿百态。不同的笔势韵致，孕育出气象万千的意境：有的严整肃穆，有的舒放宽博，有的相其形而长置，有的就其势而扁构，有的结体别具一格，有的顿挫而情见…，大小轻重之别，疏密虚实之变，聚散分合之妙，参差不齐之美。既便有这么多的辨证组合、矛盾交织，极尽变化，却自然、统一、和谐，收到了佳妙的艺术效果。甚至会让人产生想像，此碑长居老林深山，与烟云古树相伴，却能如意伸展，纵横适宜，飘逸千变，以至于隐约显露出若干大草狂草的因子。难道说唐代颠张颠素从中看出端倪了吗，竟将这南朝楷隶之碑，演变成了云烟缭绕、玄秘奇异的长线条草书墨迹……，我一时陷入恍惚迷离之中，为小爨之美而惊叹不已！  几千年书法各体递次的形成，其新体往往汲取了前体的优点，经历漫长的相互融汇，相互渗透的“渐变”过程。《爨宝子碑》正是由隶书向楷书转变过程中的产物，或者说是楷书的初始阶段。此际楷书尚无成熟法度，大量藉用隶、篆笔法，因而写得隶意极浓，篆势显露，生机勃勃，比后期完善成熟的楷书，反倒更有情趣，更有妙着，也更便于书写者任情恣性，无拘无束，畅志抒怀，从而写出了一番新的境界。  此碑用笔技法乃至结体上，显露新意，独具新貌，这也是区别众多魏碑的原因。其结体率意别致，生动有趣。用笔别具一格，横道起笔切锋，露锋上扬，收笔向上翘起，方笔峻直，如刀切削，隐含无限力度。笔画多的字而体大，少笔画者而体小，随形就势，不加修饰。总体上方笔方势，俨如金刚般庄严。点聚三角状态，小大错落参差，犀利刚健……，等等，与众碑铭拉开了距离，成为“小爨”专用的笔法符号。  此碑书、刻者并无记载，但无疑是方家高手所为。随着碑刻的百世流传，让后学从心里感念、崇敬于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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