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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是圣方济名沙勿略。但是他未能进入中国大陆，终死于广东上川岛。真正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奠定基础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从利玛窦开始，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不断东来，在中国逐渐出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高潮。利玛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教，是因为他对中国情况有充分把握，并且“入乡随俗”，采取了“中国文化适应政策”，从各方面取得信任，减少传教的阻力。  1.走“亲近路线”，顺应中国风俗习惯 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面对的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渊博的思想传统的东方大国，毕竟与非洲、美洲有相当大的区别。要向在中国顺利传教，就必须了解清中国情况，以减少中国人对传教士和基督教的排斥心理。利玛窦神父是勇敢的尝试者和改革者，他首先采取的是适应中国风俗的作法。 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首先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语言在沟通、理解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利玛窦一到中国，便刻苦学习汉语，迈开传教过程中沟通的第一步。“1582年，利玛窦在澳门学习‘圣万迪诺新信徒学校’学习中文。1583年，来到肇庆后，利玛窦缄口不谈宗教，而是更加刻苦等学习汉语。”除了谨慎踏实地学习语言外，他们还适应了中国当地的风俗习惯，公开穿戴儒生们的服装，按照中国当时文人的典型装扮来打扮自己。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凡事讲礼节。要想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任，他们也注意起中国礼节，并在潜移默化中融化在自己的行为当中。 利玛窦“能谦虚谨慎地学汉语，恭敬地穿儒服，努力地接受和适应中国文化，结交中国朋友，首先使自己中国化。这样，利玛窦在中国的言行举止就成了后来之耶稣会士们仿效的榜样。”  2．走“思想路线”，调和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仅在外在上适应中国风俗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耶稣会士来讲，下一步的任务便是如何也让天主教教义为中国人接受。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一直以来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在中国人脑海中和行为中根深蒂固。利玛窦第二步即“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 利玛窦研读儒家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伦理观，“首先把基督教说成是一种近似儒教的伦理和政治教理，与人类的理智相吻合。”利玛窦以基督教的观点来解释儒学，将基督教的上帝类比于儒学的天、天命，使基督教本土化，便于中国人接受。 以利玛窦为例，其他传教士也存在这种现象。“在16世纪初叶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曾认为，在送子娘娘观音的身上发现了与怀抱圣婴的圣母马利亚的之相似性。”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也找到了这种相似。在沿海地区，它与对女神妈祖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又被称为“天妃”、“天后”。 耶稣会士采取这种相对宽容且明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迎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这不失为一种较为大胆成功的尝试，也为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顺利传教的前提。  3．走“上层路线”，侧重结实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逐渐了解了中国国情，决定要走上层路线，结交中国皇帝、士大夫和社会名流等社会上层人士。 其一，在地大物博、唯我独尊的中国，为了获得在中国传教的合法地位，必须取得中国朝廷和士大夫的信任。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更有利于减少在华传教的阻力和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每至一地，利玛窦都要拜访和结识当地官员和名流。利玛窦与当时一些出名的上层人士交往甚密，在传播中西文化时也成功地将他们归化为天主教的信徒。“明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直接受利玛窦的宣教和学术上的诱导，先后受礼。” 其二，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热衷于“上层路线”，也是由他们的社会出身所决定的。据耿昇先生统计分析，“16-18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中上层社会出身的人。”由社会出身出发，走“上层路线”，在中国采取“文化适应政策”，也相对合理的。  4．走“科学路线”，宣扬西方先进科学知识 16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鄙视番夷专制国家，西方外来的意识形态要进来实属不易。利玛窦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不可能直截了当的改变这个国家的信仰，中国人是如此的深信他们比蛮夷优越，以至首先应当使他们改变轻视欧洲人的态度。”因此，为了改变中国人的态度，利玛窦首先用西方先进科学成就来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关注和崇敬，以便于进一步的传教活动。 上流社会对他们介绍进中国的欧洲奇物比如三菱镜、地球仪、世界地图、钟表等颇感兴趣，逐渐从形式上到文化认同上接纳了这些传教士。从器物的传进到译著的传播，早期耶稣会士以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手段，达到了推行天主教的目的。这逐渐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的传教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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