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淳（日本）关于日本现存之《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

   文章源自《书法》2006年第5期，仅用于书友交流，无商业用途，特此说明。

关于日本现存之《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

富田淳（日本）

引言

二〇〇六年一月至二月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书之至宝——日本和中国”展，继之同年三月至四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中日书法珍品展”。本展带有巡回性质，基于上海博物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多年的交流，首先向上海博物馆借来六十五件名品，加上现存于日本的日中书法名品，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然后，再将现存日本的日中名品六十六件借给上海博物馆。此次上海博物馆展品之中，有三十三件为现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书法名品。

日本自古以来竭尽心力吸收中国文化，从中国带来的中国书法名品有不少传世，其中包括王羲之书迹的向拓本（双勾填墨本）。现在，有关王羲之书迹向拓本，意见不一，大致可知有以下九种。

一、姨母帖　辽宁省博物馆藏

二、初月帖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三、寒切帖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四、远宦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五、奉橘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六、行穰帖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七、丧乱帖　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八、孔侍中帖　日本前田育德会藏

九、妹至帖　日本私人藏

在此不满十件的向拓本中，《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三件，公认为是王羲之书法中比较精巧的向拓本。此三件在日本国内亦极难借到，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特别展中，此三件是首次被公开展出，更可贵的是也在上海博物馆公开展出。时隔千年，至宝终于返回故乡，作为担任展览策划人员之一的笔者，无比欣喜。笔者曾于中国的国际研讨会就日本现存王羲之的向拓本发表过拙考，以下就《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之现状、流传经过以及《丧乱帖》的修复情况作进一步介绍。

王书东渡日本的文献记载

从七世纪初日本开始遣使赴隋开始至九世纪的二百多年间，前后派遣遣唐使十多次，每次有许多中国文物被舶载来日本，中国书法亦无例外。例如，据说七三五年，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六九五—七七五）将种种书法奉献给圣武天皇：“入唐留学生随八位下下道朝臣朝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并种种书迹、要物等。”（《扶桑略记》天平七年［七三五］四月二十六日）据载，七五四年，鉴真（六八八—七六三）到达竹志的大宰府之际，舶载来王羲之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鉴真和尚到竹志大宰府。……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扶桑略记》天平胜宝六年［七五四］正月十六日）“王右军真迹（考迹下高招两本有之字）行书一帖。小王（考小王戒北二本作王献）真迹行书（考行书二字群高招三本无)三帖。”（《唐大和上东征传》）

不难想像，当时有许多精湛书法被舶载来日本。

作为王羲之书法被舶载来日本的记录，屡被提起之例有《东大寺献物帐》。天平胜宝八年（七五六）六月二十一日，值圣武天皇（七○一—七五六）七七忌，光明皇后（七○一—七六○）为做佛事，将天皇生前喜爱之物，共六百数十件奉献给东大寺大佛，《东大寺献物帐》即为当时的记载目录。据此可知，圣武天皇曾经拥有何等中国书法，并可窥知当时中国书法舶载情况之一斑。《东大寺献物帐》记载的原本现存正仓院，各卷名称来自其内容。

其中所见有关中国书法的记录如下：

一、王羲之书法二十卷（《国家珍宝帐》）

指以下自向拓本晋右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至王羲之扇面书一卷，共二十卷。

书法二十卷：

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廿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二。五十行，苏芳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三。卅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四。五十四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五。卅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六。卅一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七。卅六行，白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八。卅四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九。卅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草书卷第十。廿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一。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浅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二。卅七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三。廿一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书卷第五十四。廿一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五。廿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行书卷第五十六。卅一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书卷第五十八。卅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九。廿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行书卷第六十。卅七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

同羲之扇书一卷。廿行，黄纸，紫檀花轴，碧地锦褾，绮带。

（天平胜宝八年［七五六］六月二十一日献物帐，《国家珍宝帐》）

视其内容，卷一至卷十为草书，也许此十卷为一帙。剩下十卷为卷五十一至卷六十，然无卷五十七，代之为扇面书一卷，想必此十卷为一帙。卷五十六和卷六十写明书体为行书，卷五十一为真草书，其余不记书体。

王羲之向拓本二十卷被舶载来日本时，情况如何呢？当初，这里记载的二十卷由舶载而来的可能性并非没有，然而，一般用经帙将十卷包为一帙，据现存遗品亦可知此实情，加入扇面书一卷以代替卷五十七，也许是舶载来日本以后所为。也就是说，很可能此等书迹原来至少自卷一至卷六十并加上扇面书一卷，作为一批舶载来日本。

以上王书，据《二王等书录》贞观十三年（六三九）之王书整理情况类推，草书、行书占大半，楷书（真书）极少。

二、欧阳询的真迹和王书之临书（《屏风花毡等帐》）

欧阳询的真迹和王书之临书、大小王真迹书，为有关欧阳询、王羲之、王献之的书迹记录。记载于文献之例仅为其中极少一部分，不难推测，实际上有许多中国精湛书迹被舶载来日本。

屏风一具十二扇。各高四尺八寸半，广一尺七寸半，白碧笺纸，欧阳询真迹，褾绫缘白绢背乌漆铜叶帖角，其下端八寸半无物，但漆木骨耳白绫接扇。

屏风一具十二扇。各高四尺八寸半，广一尺八寸半，黄白碧绿等绢临王羲之诸帖书，碧绫缘白纸背乌漆木（帖）金铜钉叶帖角，紫皮接扇，其下端六寸半涂胡粉别录书传。（天平胜宝八年［七五六］七月二十六日献物帐，《屏风花毡等帐》）

三、大小王真迹书（《大小王真迹帐》）

大小王真迹书一卷。黄半纸，面有大王书九行七十七字，背有小王书十行九十九字，两端粘青褐纸。又桃褐纸裹着紫绮带，水晶轴。

右书法，是奕世之传珍。先帝之玩好，遗在箧笥，追感瞿然，谨以奉献，卢舍那佛，伏此妙善，奉翼冥途，高游方广之通衢，恒演圆伊之妙理。（天平宝字二年［七五八］六月一日）

《丧乱帖》

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所藏。原为皇室珍藏品。纵二六点二厘米，横五八点九厘米。右端钤有“延历敕定”朱文印记三方。印文中之“延历”，为桓武天皇朝（七八二—八○六）年号。桓武天皇为奈良时代后期至平安时代初期之天皇，七九四年自长冈京迁都至山城国宇多。即所谓平安迁都。本幅有“延历敕定”朱文印记，可知曾藏桓武天皇内府。

原为手卷，现在改为轴装。共十七行，起首八行成一通尺牍（《丧乱帖》），第九行至第十三行，每一行为一断简（《二谢帖》），第十四行至最后一行另成一通尺牍（《得示帖》）。初行“之极”右方，可见梁徐僧权之“僧权”左半押署，第九行“良不”左方，可见梁姚怀珍之“珍”字押署。徐僧权、姚怀珍皆为应梁武帝之诏，鉴定内府书迹之人物，可知本帖原本曾在内府被鉴定为真迹。

帖中第一通尺牍首尾完整。据“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虽即修复，未获奔驰”等内容，可以认为书于修复先祖之墓的永和十二年（三五六）之时，时桓温被夺回洛阳，荀羡被派遣，此地重归平稳。

来历：保管于正仓院的王羲之书法，即书法二十卷及大小王真迹，原为奈良时代中期之圣武天皇（七○一—七五六，七二四—七四九在位）生前喜爱之物，被奉献给东大寺。《丧乱帖》为此批书法中之一件。据记录正仓院进出情况的《双北杂物出用帐》，天应元年（七八一）八月十二日，“大小王真迹一卷”、“书法廿卷”和圣武天皇、光明皇后之书法一起被借去皇宫。书法二十卷中的十二卷于同年八月十八日归还，大小王真迹于翌年二月二十二日归还。其余八卷于延历三年（七八四）三月二十九日，历经三年岁月，终于归还。此为桓武天皇亲自借阅，现存《丧乱帖》、《孔侍中帖》上所钤“延历敕定”朱文印记，认为钤于延历三年（七八四）书法二十卷的剩余八卷归还之际。然保管于正仓院的王书，至平安初期之弘仁年间（八一○—八二四），几乎皆被处理给民间。例如，《弘仁天长杂物出入帐》（《续续群书类从》第十六）有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八二○）十月三日将大小王真迹处理给民间的记录。不知当时情况如何，然可知皇室收藏王羲之书法渐次散佚之大概。或许，散落民间的王羲之书法，对当时日本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丧乱帖》其后之递传杳而不明，可追溯之文献记载是进入十七世纪以后。当时，官库传有王羲之书法一卷。江户时代初期之后水尾天皇（一五九六—一六八○，一六一一—一六二九在位）治世时，另有王羲之书一卷从外部进献上来。然而，后水尾天皇将外部进献而来的王羲之书法一卷分割成三幅，其中两幅置于自己的文库，其余一幅赐予后水尾天皇第八皇子即后西院（一六三七—一六八五，一六五四—一六六三在位）。原存官库一卷及置于身边之两幅后因火灾烧失，唯赐予后西院一幅传世。后西院驾崩后，此幅被赐予后水尾天皇的皇子之一，即妙法院尧恕法亲王（？—？），此即《丧乱帖》。明治十三年（一八八○），由妙法院奉献给皇室，现为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收藏。

《孔侍中帖》

收藏于东京·前田育德会的国宝。共九行，纵二四点八厘米，横四一厘米。原为手卷，现在改为轴装。与《丧乱帖》同样，画心中央纸缝处钤有“延历敕定”朱文印记三方。

帖中前半之《哀祸帖》，若干词序不同，相当于《右军书目》之“不图哀祸频仍（五行）”，后半之九月十七日相当于《右军书目》之“九月十七日羲之报且行因孔侍中（八行）”。此为褚遂良于内府整理王书之际，基于有来历的原本所作记载。有关此件《孔侍中帖》，太田晶二郎的论考（《关于王羲之〈孔侍中帖〉特别是接于其前之帖》，一九八一年）发表了重要见解。兹介绍如下。

江户时代鉴定家江月宗玩（一五七四—一六四三）于鉴定记录《墨迹之写》中留下珍贵记录。据此可知，元和二年（一六一六）野村屋新兵卫持来此帖之际，此帖后半部第三行“知领军疾后问”之“后问”二字，原来位于行尾。即，原来“知领军疾□□后问”，“知领军疾”之下有损伤，藏者对此介意不堪，而将“后问”二字往上移动。

此帖以前一直被介绍为收有三通断续尺牍：一通《哀祸帖》（三行），二通《九月十七日帖》（三行），三通《忧悬帖》（三行）。据上述情况，可以认为实际上收有二通尺牍：即《哀祸帖》（三行）、《九月十七日帖》（六行）。若《九月十七日帖》为六行，以“羲之报”始，以“羲之报”终，符合王羲之尺牍之书式，此点亦可作为旁证。

而且《墨迹之写》有珍贵记载。即江月宗玩目睹之际，《哀祸帖》之前有以下七行：

々左右时务公私所

赖一见长相々逝痛想

々岂唯骨肉之情言

及摧惋永往奈何袁妹委

笃示致问慌愦不

得此热不能不取给

腹中便复恶无赖

以上相当于《二王书语》中《群从彫落帖》之一节。《东大寺献物帐》所记书法二十卷中，与现存《丧乱帖》、《孔侍中帖》或《妹至帖》等一起，包括《群从彫落帖》，至少在元和二年（一六一六）时，《孔侍中帖》起首《哀祸帖》之前，有《群从彫落帖》相接，此点值得大书特书。

来历：和《丧乱帖》同样，可以认为是作为奈良中期的圣武天皇生前喜爱之物奉献给东大寺，保管于正仓院的王羲之书法，即书法二十卷及大小王真迹书之一。“延历敕定”之印记，亦与《丧乱帖》之经历同样，也许是桓武天皇借览，归还时所钤朱文印记。其后流传不详，如上所述，元和二年（一六一六）野村屋新兵卫携至江月宗玩处时，其起首有相当于《群从彫落帖》一节相续。

据传，本幅在明治时代出现于东京上野的古书店，其后成为富山藩儒者冈田信之（一八二五—一八八五）所藏。冈田信之号吴阳，学于江户幕府主要教授儒学之学问所昌平黉，后任命为富山藩校广德馆的文学教授，并兼藩主之师。明治以后，成为富山师范学校教师，然不久即辞职，竭力于家塾学聚舍。此帖后成为冈田信之之子、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资料编纂挂嘱托、文学博士冈田正之所有，再经冈田正之之子冈田震之手，昭和二年（一九二七）九月二十三日，前田侯爵家购之于正之之子震。现在的装裱，为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改裱而成。

《妹至帖》

《妹至帖》原本发现于某大名家传来之手鉴。所谓手鉴，是将历代著名书迹分割成数行，收于册页，作为鉴定家鉴定古代墨迹时的比较资料。此手鉴为某收藏家获得于昭和初期，收有种种珍贵古代墨迹，其中《妹至帖》特别惹人注意。于是那位收藏家拜访了当时书画鉴定第一人之田中亲美。那位收藏家期盼田中对《妹至帖》发表一些看法，然田中一言未发。于是收藏家正欲归去时，据说田中徐徐手指《妹至帖》曰：希望得到此断简。那位收藏家断然拒绝，曰“唯此不能相让”，便转身而返。那位收藏家收藏《妹至帖》历经四十年后，于昭和四十八年（一九七三），在五岛美术馆“昭和兰亭纪念展”上首次公开于世。

《妹至帖》曾收于手鉴，并被切断成仅仅二行十七字，然后与《丧乱帖》、《孔侍中帖》运用同样纸张、同样技法制成为王书向拓本。源高名（九一四—九八二）《西宫记》中有醍醐天皇驾崩记录。据记载，作为祔葬品的天皇爱玩之品中有王羲之书法三卷，即《乐毅论》、《兰亭序》、《羸》等三卷，原本此三卷并非原迹，醍醐天皇于延喜十七年（九一七）借览保管于宜阳殿的“累代书法”，并令人模写之。有人指出，此处所见之《羸》或许是指《妹至帖》。若《西宫记》记载是指《妹至帖》，《妹至帖》则也许亦与《丧乱帖》、《孔侍中帖》同样，是于奈良时代舶载来日本的王羲之帖之一。或因收于手鉴，保存状态良好，在探讨向拓本技术上亦为珍贵材料。而且中国历代著录不见此文，作为王羲之研究的新资料甚为重要。

完成《丧乱帖》之修复

三之丸尚藏馆所藏《丧乱帖》，于平成十三年（二○○一）、平成十四年（二○○二）越两年修复完毕，太田彩氏所撰修复报告发表于《三之丸尚藏馆年报纪要》第九号（二○○四）。著者偕同东京国立博物馆岛谷弘幸氏、正仓院事务所杉本一树氏受命于揭离修缮时调查《丧乱帖》，故于修复过程中得遇观察画心状态之良机。比如，就双钩填墨之字面意味而言，即先勾出轮廓，然后填上墨色。实际上仔细观察实物，并非如此简单。所谓填墨，是由许多细微如头发丝般的线条重合而成，技术相当精致。有关《丧乱帖》，至今已有各种论考发表，然此次修理，明了了一些以前只能推测而无法证实的疑问。

以下拟整理至今存在的若干问题，同时根据太田氏的报告概述此次修缮经过，并抒述己见。

纸质：此次修理，在高知县纸产技术中心分析了画心的纸质。因用于试验的纸料极少，故检验结果只能是参考数值，判明《丧乱帖》的用纸料为雁皮百分之五十五，楮百分之四十五之混合纸。黄蜀葵淀粉粒子得到确认。黄蜀葵根部所含水溶性高分子溶于水即成为胶质体溶液，因为将纸的原料纤维一根根泡在里面，纤维互相不缠绕而分散于水中，而且水液产生适当的粘性，故纤维长时间浮于水。最早文献记载不明，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中有言及。黄蜀葵根自古用作粘剂，将原料纤维一根根均匀分散于水中。

纸张厚度最大零点零七八毫米，最小零点零五一毫米，平均零点零六四毫米。如据透光照片亦能看清楚，《丧乱帖》书心，因重新装裱而剥落变薄之状态能够观察到。作为传达唐代未装裱之初始状态的纸张样例，可以举出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收藏，大英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收藏之敦煌文献。太宗治世之敦煌文献遗例不多，然高宗治世所制作、所谓长安宫廷写经之纸张厚度，多为零点零七毫米左右。

关于折痕：《丧乱帖》所用纸张，和《孔侍中帖》同样，可以辨认出纵向纹理。这二帖所用此类纸张，纵向纹理看似漉纹，因此曾经作为纵帘纸被介绍。其后有人提出意见，《丧乱帖》纸张表面的纵向纹理为凸状折痕，可能是代替墨界，用一种竹片压出之白界（西川宁《御物集成》一九七八、《正仓院书迹》一九六四）。

此次修理之际，从正反面多次观察揭离后的书心，确认《丧乱帖》纸张所见纵向纹理，是从书心反面用竹片状物用力压出。

从纸张反面用竹片状物按压而出现于《丧乱帖》的折痕，于纸张表面呈凸状，因多次打开，折痕受到摩擦，或被污秽。其状如制纸时的漉纹，一时作为“纵帘纸”的称呼来由被介绍。然而双钩填墨部分，模拓时根本未受该折痕之影响。故此种折痕无疑是后来因某种原因而加上。《孔侍中帖》与《丧乱帖》属同样状态。

传世数量极少的唐代真迹中，凸状折痕得到确认的遗例，有孙过庭《书谱》（六八七），书写年代未确者有智永《真草千字文》，传贺知章书《草书孝经》亦可认出与《书谱》同样的折痕。原来《书谱》之折痕，为便于书写，以代替墨界作为格线而施加折痕，即可以作为所谓白界之例。

限于管见，和《丧乱帖》、《孔侍中帖》有同样折痕的遗例，可以举出《寒切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妹至帖》（东京·私人藏）。《寒切帖》我未亲见过，限于图版所见，书心表面纵向纹理处墨色，可以窥见摩擦剥落的状态。与《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同样，是从纸的反面用竹片状物按压而产生折痕所引起的现象。

那么，为何如此在书心双钩填墨处加以损伤行为呢？对此长期无明确解释，后来中田勇次郎氏提出米芾《书史》所谓“勒成行道”说（《米芾〈书史〉勒成行道说和〈丧乱帖〉》，见于《中田勇次郎著作集》，一九八四）。据中田氏所述，勒成即雕刻，行道意味着界线。故勒成行道，意即在纸张反面刻出界线。米芾《书史》谓，据纸背刻出界线，施加于适当间隔的界线与界线之空间，弯曲而成筒瓦般，成为反曲状。界线之间的文字，纸墨的摩擦得到减轻。反面衬纸用绢，不合常理，绢对正面之纸墨带来损伤，使原迹损坏。纸张正面和反面的接触，集中到从反面按出的折痕，以防止其他墨书部分出现折痕，米芾似推荐此种保存法。中田氏推测，米芾是根据很多唐人方法而来，故此种勒成行道亦作为唐人保存古法书的方法之一而使用。

孙过庭《书谱》所见折痕，明确为方便书写的白界。然而若为减轻对古书画纸墨损伤的勒成行道法实际被使用，可以认为智永《真草千字文》、传贺知章《草书孝经》中避开文字、见于行间的折痕，并非为书写上的方便，有可能是作为保护上的措施而加以勒成行道。

现存日本的日本古法书中，留有折痕的遗例不少。以光明皇后《乐毅论》为首，同样传为光明皇后《杜家立成杂书要录》，空海（七七四—八三五）《聋瞽指归》、《崔子玉座右铭》，传为嵯峨天皇（七八六—八四二）书《李峤杂咏》、《光定戒牒》等表面，亦可认出明显折痕。此等折痕，也许是反映作为古法书的保存方法之一，勒成行道传到日本，在日本被实践的例子。更详细的实际情形有待以后研究。

结语

关于王羲之书迹收集，历代著录记载甚多，大致情况可以类推。但是，关于王羲之书迹模本的制作情况，特别是内府中用双钩填墨技法精巧制作向拓本的技法以及传达制作的实际状况的资料，想必不多。可以说，无法得见王羲之真迹的情况下，被认为基于王书原作所制作的向拓本，也许是探究王书本来面目的最可信的资料。

就此种意义而言，《东大寺献物帐》所记载王书向拓本二十卷等，恰好是传达唐代王羲之书迹模本制作状况的材料。因为轴、褾、带等记载，亦遵照唐代制度，故可认为此等向拓本是从唐代内府流传出来的。

关于传存作品，可知《孔侍中帖》在元和二年（一六一六）时，其前与《群从彫落帖》相连接，《丧乱帖》在十七世纪后水尾天皇所藏之际，是现在长度的三倍。可以认为，若昭和四十八年（一九七三）《妹至帖》初次公之于世那样，今后，王羲之向拓本出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着。

——转自《蒋培友的博客》·2020/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