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李维桢仕途坎坷，外放为地方官长达几十年，迁调频繁却升迁缓慢，屡遭弹劾而辞官归田。他怨而不怒，始终能保持一种自适心态，以平和之心面对仕途中的种种挫折，以包容之心广交布衣山人，在宦海浮沉及专心著述、优游山林之间寻找适意的生活方式。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号翼轩，自称角陵里人、大泌山人，湖北京山人。他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交游广泛，生活阅历丰富。他亲身经历了晚明社会政治文化的种种变迁，对于当时不同地域、阶层、流派的思想或碰撞、或融合、有兴起、有消歇的复杂面貌有更深入全面的接触与了解。对于李维桢的生平志趣，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较为完整的是张维任的《太史公李本宁先生全集序》及《小草三集自序》，均见于《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卷首。另《明史?文苑四》有李维桢本传，钱谦益的《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李公墓志铭》大致记载了其生平活动。通过对其生平志趣的粗浅考察，期望能为李维桢诗学思想及晚明诗学的研究提供一些背景资料。李维桢天生聪慧，过目不忘，从小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十三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二岁时，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在史馆，其学识受到同僚的肯定与称赞，将他与同馆许国齐称：“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1]（p7358）在翰林院期间，李维桢为仁圣皇太后修胡良巨马桥撰写的碑文受到首辅张居正的赏识。万历三年，《穆宗实录》修成，李维桢由编修升为修撰。当时李维桢年仅二十九岁，如能以此趋势发展，他似乎有入阁拜相的可能。然而，就在升修撰不久后，李维桢被外放为陇西右参议。虽是由从六品之修撰升为从四品之参议，但其发展前景却远不及在翰林院。在赴陕西的途中，两个儿子又相继夭亡。如此厄运，令李维桢对以后的仕途深感恐惧。正如他所预感到的，他的宦途从此出现了极大的转折，不再如年少时的一帆风顺，而是屡遭挫折。在其后四十余年间，李维桢辗转于大江南北。所至之处，危险重重。如万历三年二月，李维桢参议陇西时，吐蕃的军队常常入塞抢掠，突袭洮、岷、阶、文等地，而边塞却缺乏能够抵御吐蕃侵略的将领，甚至于守备范延武也被敌人俘虏。李维桢由繁华的京城来到这荒凉、战事频繁的边塞，其心境的落差可想而知。幸而于同年八月，总督石茂华与副使刘伯庆颇有才干，以抚赏诱之，而后分兵密剿，平息了这场战事。又如万历二十六年，李维桢由江西参政升四川参政，督办朝廷采木事宜。嘉靖以来，宫殿几次失火，而重修宫殿的大木则产于楚、蜀、黔等地的荒山野谷中，须派大臣监督。这是一个苦差，在深山野林中随时会有危险，因此人人自危，不敢前往。李维桢一到其驻地夔门，即拜祭江神。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官员，李维桢看到了当地百姓在采木事、兵事、旱疫等的重重包围下，已经是困苦不堪了。想到自己此行目的只能是加重他们的痛苦，李维桢万分无奈，情难自禁，在墨池上写下“惟寂惟寞，自投于阁;爰清爰净，无作符命”[2]（卷一百十八），透露出不愿做官的情绪。对于他的遭遇，好友于慎行在《后赠李本宁歌》报以深切的同情：“李君李君，汝今坎 何甚哉!七命藩臣二十载，朝天又奉除书回。忆昔蓬莱开内院，翩翩二九凌霄汉。大者为相小乃卿，君乎锻羽来何晏。”[3]（卷五）于慎行，字可远，更字无垢，东阿人，与李维桢同为隆庆二年进士，后迁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隆庆二年，有三十位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除李维桢外，他们中大多数没有离开史局而晋升较快，“大者为相小乃卿”。据《万历野获篇》记载，这榜中，赵志皋、张位、陈于陛、沈一贯、王家屏、朱庚、于慎行等七人均登阁拜相，而李维桢的遭遇却与同榜迥然不同。从万历三年开始，李维桢“七命藩臣”，历经陇西右参议、陕西副使、秦督学使、河南左参政、江西右参政、四川左参政、浙江按察使等职位，走过烽烟四起的戈壁荒漠，也踏过瘴疬弥漫的深山老林。从万历九年到万历二十七年十八年间，李维桢官只升了一级，由从三品之参政升到正三品之按察使。按明代迁官规则——必九年方升二级，李维桢升官速度为普通官员的1/4，可谓举步维艰。然而，就在升迁的两年后，李维桢又因谤而被降级，直到万历三十五年才重新升为按察使。从万历九年到万历三十五年，李维桢当了二十七年的参政，在《丙午晋中除夕》诗中他感叹说：“河西赐履又河东，蒲坂平阳古帝宫。二十八年尧作相，参知行省可能同。”其一是声誉过隆，遭人嫉妒。李维桢在史馆“斐然号良史”[4]（卷七），其才华又受到首辅张居正的赏识。而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对他也是赞誉有加，将他列入“末五子”之首，对他寄予厚望：“雄飞岂复吾曹事，狎主凭君异日盟。”[5]（卷十七）尽管李维桢屡遭弹劾而辞官归田，但声誉反而比以前更盛。在王世贞、汪道昆相继谢世后，李维桢成为文坛新一代的领袖，“ 州、新安既去，门下（李维桢）独踞齐州，为时盟主”[6]（卷三十五）。如此盛誉令“海内谒文者趋走如市”[7]（p1298），但同时也惹恼了某些当朝权贵。“辛丑上计”即是一场忌贤妒才的政治阴谋，据《万历野获篇》记载：“至今上辛丑外察。延津李太宰、三原温御史为政，乃建议：‘外吏亦岂无负才而轻佻者，亦宜增入浮躁，为不谨之次。其降级亦视罪之大小为轻重。’上允之。……其年拾遗，即以浮躁处李本宁宪使，降一级矣。”[8]（p.841）李维桢被看成是“负才而轻佻者”，以“浮躁”的罪名被降官一级。李维桢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复徐惟得使君》一书中说：“读足下书，用王司寇相比许，询虚名满天下，足下复乃逐臭尔。仆之拙宦正坐此不虞之誉，非所愿闻于足下。”[9]（卷十三）然而，此“不虞之誉”却伴其一生，在他七十八岁时，还遭排挤，据《明史》记载：“维桢缘史事起用，乃馆中诸臣惮其以前辈压己，不令入馆，但超迁其官。”[1]（p.7358）钱谦益《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李公墓志铭》云：“久之，起南京太常寺卿，稍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升尚书，名曰录用，实不令与史事。”其二是正直敢言。李维桢深受其父及岳父影响，为人处事不畏权势。其父李淑性情耿直，不愿攀附当朝权贵，曾拒绝重相严嵩的召见：“江西重相严曰：‘闻楚有才士李某者，吾乡人也，能一见我乎?’公逡巡谢，弗肯往。”[5]（卷九十七）李淑祖籍江西吉水，是严嵩的同乡，本可借此同乡之谊投靠严嵩作为获取升迁的捷径。可是李淑不屑与之为伍，拒绝了严嵩的示好。此后严嵩利用权势，处处压制李淑，以至于李淑虽精明能干却无法升迁，被迫辞官归田。其岳父王宗茂是嘉靖朝有名的直臣，与杨继盛、沈链、徐学诗等一起弹劾严嵩，嘉靖三十一年被贬为平阳县丞，不久辞官归隐。李维桢为人处事类此，如万历十年，沈懋孝主考南京，不慎取中张居正的亲戚，遭人诽谤而被谪。此时张居正已败，然而李维桢并没有害怕卷入张居正事件，毅然上书为沈懋孝鸣冤。此外，李维桢为人阔达、不拘小节，一些言论在某些有心人士的刻意传播下，易得罪当朝权贵。据《明史》（卷二十）刘台上疏劾辅臣张居正文中曰：“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李维桢当不至于在公开场合议论当朝首辅的家事，然而这却成为他“乙亥外放”的起因，由此可以看出他遭人蜚语中伤的处境。对于李维桢这种直言不讳、无所顾忌的个性，妻子曾多次劝诫他说：“君与人交浅而言深，荡佚简易，猜防绝疏，属有所思，或废揖让。”[9]（卷十七）好友陈于陛也规劝他慎言寡交，但他却从来不放在心上，终导致仕途几经挫折，或外放、或降职、或辞官。李维桢从小生活在贾风鼎盛的湖北省竟陵皂角市，其地农十之二、贾十之八、儒百之一。踏入仕途后，李维桢没有囿于门户之见及传统士大夫的等级观念，交友范围非常广泛。就隆庆、万历间文坛而言，前辈如王世贞、汪道昆、张九一、张佳胤、吴国伦、王世懋等，同辈如于慎行、焦 、汤显祖、屠隆、胡应麟等，后进如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与李维桢均交情匪浅。除此之外，在李维桢的交游中占较大比重是山人等布衣之辈。后人评价他“宾客杂进”、“交游猥杂”即源于此。有明一代，随着人口的增长，科举制度的发达，读书人日渐增多，但科举的录取名额却缺乏相应的增加。在僧多粥少的环境下，大量士子或在科举中失利，或不满于科举制度，于是弃举学诗，山人的队伍迅速膨大。到万历之季，甚至出现了“山人遍天下”的奇特社会现象。李维桢为人乐易阔达，重气轻财，与人交往不论其身份地位，因此山人多愿与之结交。其宦迹遍布大江南北，每至一处，均与当地的山人结交，在其《大泌山房集》中，收入了大量为山人而作的诗序、寿序、墓志铭、象赞、题跋等。“今山人称诗者，在所不乏。余或不识其人，即识其人或故为博士弟子员，或入太学上舍，于山人名义不类。而交游中若吴人王承父、叶茂长、曹子念、方仲美、俞羡长，皆布衣崛起，无所因籍，称山人殊当。”[2] （卷二十四）何白，字无咎，号丹丘，永嘉人。工画山水竹石，能诗，有《汲古堂集》行世。在李维桢看来，“布衣崛起，无所因籍”方是山人本色，而一些博士弟子、太学生自称山人，则名不副实，不伦不类。李维桢对于混迹于山人中的败类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既无文才，又无品德，为人虚诞放肆，拨弄是非，导致士大夫讳与山人交。但真正的山人如汪明生之辈与他们则截然不同：“所居炉香茗碗、胡床皮几，载酒抱琴而过者，非问学则赏音之朋也。不殉名亦不逃名，不避俗亦不忤俗，不谄上交亦不渎下交。”[2]（卷二十四）由此描述可知，真正的山人生活是雅致的，精神是自由的，人格是独立的。对于这些山人，李维桢非常乐意与他们交往，互相酬唱。当他晚年漂泊异乡，与当地名流山人交往则成为一种慰藉。《陆无从集序》云：“己酉以急难侨寓广陵，始奉无从杖履也。……广陵人言：肩吾罢相，折简召无从，无从谢不往。其方轨如此，而独曲节下余，恨相见晚，招余入淮南社，相唱酬已。”[2]（卷十三）陆弼，又名君弼，字无从，江都人，有《正始堂集》。能得到这位敢于拒绝辅相沈一贯邀请的高士的青睐，李维桢颇感自得。更让他引以为豪是一生中能结识大江南北有才华的山人：“江南北逢掖之士，以文名者，江都陆无从，吴门张伯起、王百 ，新都汪仲嘉，余皆与之游。吴兴吴允兆相闻久而相逢晚。顷者余客金陵，允兆买舟过访，聚谈三月而去。”[2]（卷三十五）张凤翼，字伯起，长州人，嘉靖四十三年举人，有《处实堂集》等。王稚登，字伯 、百 ，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有《王百 集》等。汪道会，字仲嘉，歙人，汪道昆从弟，有《小山楼稿》。吴梦阳，字允兆，归安人，禀性强直，不避权贵，有《射堂诗钞》。这些人均才华横溢，闻名于世，李维桢能“皆与之游”，可谓是非常难得。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对李维桢好与山人交游的原因有所揣测：“此辈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礼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宜仕绅溺之不悔也。”[8]（p587）沈德符认为李维桢愿与山人交，其原因并非如李所言是为了使他们能以文墨糊口，而在于山人擅长奉承，能投人所好。其实，沈德符误解了李维桢。在李维桢所交山人之中曾有人批评过他：“公（李维桢）才不逊古人，亦落言 州、太函窠臼耶。”对此批评，“本宁拱手叹服” [10]（p632）。此批评者为程可中，字仲权，休宁人。当程可中去世后，其子因家贫向李维桢求助，李维桢割润笔之资为助，可见其胸襟气度，并非好谀之人。李维桢在《戴瞻侯诗题辞》中说：“亿兆之人，无官者十居其九，岂皆高士哉?今之所谓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诗自高，要以冀荐绅唇齿为糊口计。”[2]（卷一百二十九）李维桢正是因为欣赏山人的才情以及同情山人的困境，方才提携山人。李维桢非常重视与山人间的真挚友情，晚年客居金陵时，他在《赠陆无从》一诗中说：“幸托布衣交最贵，罢官殊胜上扬州。”尽管他的仕宦之途颇以此受人诬染，却从不介意。对于自己的仕途不顺，李维桢深有感触：“金紫参藩二十余，白头林下奉除书。少年颜驷空成老，圣主恩深汉不如。”[2]（卷六）一个“空”字蕴涵了他多少感慨与委屈，眨眼间已由翩翩少年变成白头老翁，满腔抱负却始终没有机会得到施展，只能独自惆怅。万历中、后期，政治日益腐败，上下隔绝，矿税横征，缙绅树党，明王朝走向它最黑暗、迷乱的时期。儒家“济世”的社会环境已经消失，大量士人不再愿为了微薄的俸禄而远离故土亲人，卷入官场的纷争，忍受官场种种繁文缛节的束缚。他们开始追求一种适意的生活，把自我与社会相对隔离开来，专注于自我满足，寻找生活的情趣。袁中道说：“人生贵适意，胡乃自局促。欢娱极欢娱，声色穷情欲。”[11]（卷二）其“适意”在于纵情享乐，完全放纵欲望。袁宏道则羡慕“适世之人”，在《与徐汉明书》中说：“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戎行不足;以为儒，口不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要紧人。”[12]（p.218）袁宏道向往这种完全放弃社会责任、享受世俗欢乐、精神超脱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每每述说当县令之苦，后终辞官，隐居柳浪别墅。李维桢作为馆阁文人，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后，怨而不怒，转而向道家、佛家寻求心理慰藉，他畅游天下名山，在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暮鼓晨钟中体悟到“心自清凉境自幽”[2]（卷三）的禅境。与三袁有所不同，尽管想超越礼法的束缚，但儒家教义对他仍有较强的约束力，有时因种种缘故解职了，获得了暂时的自由，但一旦朝廷征用，他必然放下闲雅自适的生活去完成其社会责任。因此，他只能在个体生命的满足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心自清凉境自幽”的自适心态。王世贞称赞他 “进而不夺其才，退而不夺其志” [5]（九十七），做官时则在其位谋其政，政务之余则专心著述，悠游山林。尽管李维桢的仕途屡遭挫折，但他并不自持为翰林学士的身份而轻视吏事，也不因命运多舛而荒于政务，而是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事实上，李维桢拥有经世致用的才干。早在阁试时的策论如《春和赈贷议》、《闽广善后事宜议》等文中即显现出他治世的才华。在他浮沉外僚的几十年间，他认真做好刑名、钱谷、版筑、甲兵等与著书立说完全不同的工作。万历三年，参议陕西，驻扎 昌。为抵御吐蕃的入侵，增筑城墙北部，开东西北三门，并建楼其上。万历六年，督学关西，视察宁夏之儒学时，发现“宁夏诸生无廪食”，乃提出创议，希望能改善诸生的待遇。万历二十八年，任浙江按察使，时逢浙妖赵一平、陈天宠、王氏叛乱，在其他官员互相推诿之际，挺身而出，与徐、淮备兵使互通有无，平定了叛乱。万历三十四年至万历三十七年间，李维桢在山西任参政、按察使，以断案才能及爱护百姓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期间，他选拔人才编纂《山西通志》，并亲自加以考核，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山西通志》卷八十六云：“李维桢字本宁，湖广京山进士，由庶吉士授给事中，历提学副使，所至有声。万历间升山西按察使，明断如神，不事苛刻。每以弼教明刑为心。敦请耆儒纂修《山西通志》，亲加考核，当时称为信书。”此外，李维桢曾多次入闱比试，为朝廷选拔人才。因为能公正无私，唯才是举，其门生大多闻名一时，如陈长祚、叶向高、顾起元等。在《小草三集自序》中，李维桢自述了将文集命名的原因：“名之‘小草’，云‘处则远志，出则小草’，取晋人语自嘲尔……草自小耳，不出山与出山何异?”“远志”、“小草”本是一种药草的两种名称，“处则远志，出则小草”的典故出于《世说新语》，李维桢以小草自喻，自比于东晋不愿出仕的谢安，愿隐居山林，专心著述，以此成一家言，传声名于后。对于官位权势，他并不眷恋，反而认为此会妨碍著述，阻碍传声名于后世的理想。当他解甲归田时，不同于一般不得志之文人才子浸淫酒色，而是“帘阁据几，焚膏秉烛，捃摭旧闻，钻穴故纸” [7]（p.1298），精心钻研学问。他在《小草三集自序》中叙述家居生活“独不胜杯酌，不善博弈，不问家人生产作业”，只是“取家中藏书，校雠讽诵”。因此他的文名日重，即使杜门在家，也有许多文人特意到其家乡向他请教。李维桢在政务之余，热衷于畅游山水。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之名山胜水，“东吊鹦鹉，歌黄鹤，陟匡庐，泛彭蠡”，“宿黄山白岳，下钱唐”，“泛太湖”，“循洞庭，升衡岭，度大庾而谋宿罗浮”[5]（卷四十七）。甚至在七十岁时还“入岭南览羊城、龙编、魏沱、陆贾、安期生、葛洪诸胜迹而归”[2]（卷三十五）。即使是杜门在家，也将读书处修建于环境清幽的观音崖，古木峭壁，高瀑竟响，李维桢与乡中隐士优游其间，“敲棋呼卢，相与酣饮，或踞石而卧，掬泉而浣，倚杖放歌”[2]（卷八十七）。远离尘世的喧嚣，忘记世俗的纷争，忘情于山水之间，岂不乐哉!综上所述，李维桢才华出众，少年时科举道路顺利，弱冠即登朝，但才高遭妒，二十九岁后命运多舛，仕途积薪，曾辗转于荒凉艰苦之地为官数十年，甚至多次被迫辞官归田，无法实现济世的理想。作为馆阁文人，传统的儒家处事之道深深影响着他，尽管他的理想追求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却不可能完全放弃社会责任而完全张扬自我，只能在个体生命的满足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平衡，以“心自清凉境自幽”的自适心态来追求属于自己的适意生活：为官时在其位谋其政，做好本职工作，完成社会责任;政务之外则追求自我生命的满足，广交布衣、专心著述及优游山林。这种在人生得失悲欢的际遇中体悟出的成熟圆融心态，充满了儒道释合一的禅理，映射出了晚明一些士人群体的精神风貌。注：2007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晚明诗学思潮与李维桢诗学研究（07WX224）。[2]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3] 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四库全书本》。[4] 吴国伦：《 洞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6] 邹迪光：《石语斋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7] 钱谦益：《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中华书局，1959年。[9] 李维桢：《新刻楚郢大泌山人四游集》，《明万历刻本》。[1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1] 袁中道：《珂雪斋前集》，《续修四库全书本》。[12] 袁宏道，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作者简介：徐利英，女，1979―，江西宜黄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学院。 京山市档案馆 为京山建档致力打造京山文史资料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