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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普遍论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牛子牛 马克思告别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起点，是承认特殊历史情境的现实性，并在其中寻找革命行动的主体。这一问题意识由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的讨论所继承，并在阿尔都塞那里得到了推进。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向来存在着普遍的历史规律同特殊的历史行动之间关系的难题。而这一难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澄清马克思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关于“精神”自发运演的普遍叙事。其中，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核心的“本质”即“时代精神”，各种历史现象被视作这一本质的“表现”；而暂且不能表现这一时代精神的特殊历史现象或个别民族，则被视为不重要的、偶然的、非现实的、转瞬即逝的。某些对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释，也遵循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进路。这些解释机械地理解“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只是将历史的主词从“精神”换成了“生产力”，却保留了让某个中心化的“本质”表现在诸多特殊现象上的黑格尔式的思想框架。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同黑格尔分道扬镳的时刻，就会发现马克思早期同黑格尔的分裂，恰恰是特殊的历史情境同普遍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分裂。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例，其在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无疑是发现了作为行动主体的“无产阶级”概念。这一发现是在法国和德国两国革命形势的对比中获得的。其中，法国是代表时代精神的普遍发展的先进民族，而当时的德国与之相比则是一种落后的特殊情况，即对于黑格尔来说偶然的、非“现实的”东西。然而，恰恰是德国这种落后的特殊历史情境，使得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成为可能和必要。 一方面，对于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表现为非现实性的东西，马克思反而严肃地承认其不可抹杀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不只是“物质相对于观念”“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现实性，也是普遍的历史叙事中被抽象掉的“误差”相对于这种普遍叙事本身的现实性，即逻辑与历史的分裂所创造的一个特殊情境。无产阶级是诞生于这个特殊情境的革命主体。但就无产阶级的行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言，历史与逻辑统一的重建，又是通过历史与逻辑分裂而实现的。 另一方面，正是从这种脱离于乃至落后于普遍历史的特殊情境出发，马克思得出了对于其后来的“新唯物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系列概念。例如，由于德国落后的社会现实“低于任何批判”，因此“批判”在德国的语境中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实践问题”或“改变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德国落后的特殊现实，反而让马克思能够洞见到区别于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叙事的另一种理论活动，即本身就是“实践”的那种干预性的理论活动。 从上文对马克思的探讨出发，回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会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回应着相似的问题：在一个逻辑与历史已经相互分离的、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政治行动的主体是如何可能的？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试图回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俄国率先爆发了革命，而较为先进的西欧国家却没有爆发革命？在这里，革命爆发与否同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之间的“倒挂”关系，形成了俄国革命这一“特殊情况”，它无法被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一元辩证逻辑充分解释。因此，能够决定革命发生与否的因素，理应是同客观逻辑相分离的现实历史因素。为此，卢卡奇批判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态度，突出了革命主体即阶级意识的作用，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乃是整体性的辩证方法，即思考阶级意识何以可能的方法。 然而，卢卡奇的理论建构也存在着内在矛盾。卢卡奇将马克思哲学的问题意识统一于德国观念论关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即理性所给出的形式体系同物质现实的给定之间如何和解的问题。这样就又把马克思哲学理解成了一种在逻辑与历史之间建立同一性的努力，并使之完成于阶级意识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然而，这种理解反而遮蔽了阶级意识问题由以提出的深层语境：恰恰是逻辑与历史在特殊情境中的分离，才使得现实历史中的行动主体成为了相对独立于历史规律的一个能动要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对卢卡奇已经提出、但未能完满解答的上述问题做出了推进，尽管这两位思想家一般被认为是对立的。如前所述，卢卡奇将革命行动的主体性奠基于逻辑与历史相分离的特殊情境，却又在“阶级意识”中取消了此种分离。阿尔都塞则进一步在保证逻辑与历史分离的前提下，以另一种方式论证了行动主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等论著中，通过“过度决定”学说建构了其关于现实历史内在结构的理论。按照这一学说，任何矛盾都以自身同其他矛盾之间的关系为条件。也就是说，任何单一的矛盾都不能决定总体，因为这个矛盾在起作用时向来已经以其他矛盾为前提了。这样，现实总体就不可能被整合进任何一种一元的、线性的逻辑叙事之中。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元辩证法，即所谓经济领域的矛盾，虽然在根本的意义上限制着可能发生的历史事件，但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之下都能起主导性的决定作用。相反，必定会存在这样的场合，在其中经济条件的成熟不是历史发生转折的充分条件，即主要矛盾转移到了其他领域。 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理论，精致地框定了一个使得逻辑与历史相分离的特殊情境能够得到理解的理论空间。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将主体性问题同意识形态领域联系了起来。意识形态领域是构成现实社会总体的多元矛盾之一，也是当主要矛盾发生转移时可能成为主要矛盾的领域之一。也就是说，当经济条件已然成熟时，革命行动所要动员和解放的那部分主体，却可能是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召唤”的、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主体。这时，能否通过新的意识形态机制实现主体性的转化，将这部分主体重新动员为革命的主体，就成为了现实革命的决定性因素。 这样，阿尔都塞就在卢卡奇的问题意识基础上做出了推进。主体仍然是在逻辑与历史相分离的特殊情境中产生的，且主体的生成并不意味着要将这两者重新统一起来。相反，主体仅占据着现实总体的多元矛盾当中的一个矛盾位置，并且仅因为现实历史偏离了理论逻辑、从而造成主要矛盾的转移，主体才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这种意义上，阿尔都塞主张历史是一个“无主体”过程，即现实历史不可能被消融在一元主体的意识之中。而仅在这一条件下，现实的主体才可能作为多元矛盾中的一元而有所作为，而不是被化约为那种“精神”式的或“人道主义”的主体。可以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行动主体问题的思索，均在从马克思到阿尔都塞的这条思想线索中有其渊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视域下的《资本论》研究”（19AZD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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