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竹林七贤，魏晋文人在朝堂上为何不谈政治？真相到底如何？

“竹林七贤”七人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后世学者们将他们作为魏晋风骨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行为不论是放在古代还是今天，都可称得上“伤风败俗”，比如终日饮酒、醉生梦死，论哪个来了不得说一句荒唐?再比如不洗澡，衣服不穿戴整齐，哪个见了不会责骂一句邋里邋遢?

除此之外，魏晋文人还有好男风，施粉黛的现象。这要放在今天准保被骂死基佬和小白脸。

但后世对于他们的评价却是赞美居多，少有诟病的。这是何故?因为他们放任自流并非只是为了放浪形骸，贪图享乐，他们有自己的苦衷，只是通过这种形式将自己心中的伤痛表达出来。他们的行为背后有更深层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究。

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

要想弄清楚当时士人们举止荒诞背后的真相，我们不得不着眼于那个混乱复杂的大时代背景。

竹林七贤是三国魏正始年间的人物。熟悉三国历史朋友都知道三国终归晋的结局，晋朝又分东晋和西晋，之后东晋又被篡权建立了南北朝。在这短短的三百多年间，可谓相继换了好几个政权。

《陈情表》的作者李密，本来是在蜀国当官，蜀国被灭之后就被抓到了魏国当职。假如你是一个魏国的臣子，你原本正庆幸魏国是三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家，这就不可能被抓到别的国家而易其主吧，只要安心服务于目前的那一位老板就好了。

这样想你就大错特错了。你的老板上一秒还姓曹，保不齐下一秒就姓司马了。你安慰自己，司马就司马吧，毕竟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他司马家的不篡权成果，你都替他觉得不值。但转眼间就爆发了八国之乱，此时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趁虚而入，政治地图上瞬间就多了十六个小国。此时要问你的老板还姓什么，可就有点难说了。

再把目光放回到竹林七贤的身上。倘若你是他们的其中一人，随时面临着上司要被换掉，你有可能领不到工资，甚至还可能要被新老板以各种理由刁难你让你辞职，最后甚至是为了铲除旧老板的党羽而将你杀头的风险。试问，你还会安心地在这家集团工作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众所周知，权利交替、朝代更迭，往往都是伴随着战争和阴谋论的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速度如此之快，自然是不可能如同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样出现不流血、无死伤的情况的。

司马氏当时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曹伟政权，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士子们不可能察觉不到政治的黑暗以及朝堂之上的腥风血雨。他们顿感前途无望，也便没了想要在仕途上大展宏图的决心壮志，只能终日无所事事。

试问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颓废?答案必然是无所事事的时候。因为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时候，既麻痹了思想，也麻痹了肢体。他们感觉不到奋斗的意义，没有了进取之心，只能愈发迷茫困顿；身体上也因为终日无所作为，而变得愈发懒惰。

因此竹林七贤们终日一副衣冠不整、放浪形骸的模样。但竹林七贤的男子天团们却因此兴起了一种散漫慵懒的新时尚。

此时文人士子们的迷茫无措与工业革命之后造成现代人精神迷惘的情况较为相似，都具有不知所措和无所适从的特点。只不过造成前者的原因是政治黑暗造成的消极度日，后者则是工业发展导致了生活节奏加快从而带来的不适应和精神空虚。

儒家学说VS黄老之术

儒家思想和道家学派形成于百家争鸣时期。百家争鸣同西方的智者学派时期一样，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奠定了后世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儒家与道家便是在那时形成的，两者的主张观念相互对立:儒家提倡积极进取，入世有为；道家则提倡清静无为、消极避世。

在我国的封建历史上，儒家思想一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其影响持续至今。

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却并不占上风，反而是充满了隐士哲学的道家思想在这时成为了主要潮流。

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深远的道家思想，全并非全等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道”之说起源于轩辕皇帝，后老子创立了道家学派，东汉末年张道陵又创立了道教。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道家思想，已经是吸收了岐黄之术的养生理论和信奉鬼神的方士之术。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问题，针对政治和从政治提出的思想主张。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演变成了探究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一门学问，探究的方向是宇宙，是万物，受众只是自己。

所以魏晋时期，谈“玄”成了一种风尚。竹林七贤个个都是谈“玄”的一把好手。比如著名的嵇康打铁的故事。

有一天嵇康正在家里光着膀子打铁，司马集团的大官钟会来拜访他，钟会之前早已拜读过嵇康的文章，对他很是崇拜，于是对于能见到自己的偶像这件事很是兴奋。但是嵇康却一直在旁若无人地打铁，对他视若无睹。钟会心想好不容易能见到偶像，多等一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就很有耐心地在一旁等待，不知不觉就从早上等到了下午。

钟会此时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于是有些气愤地准备甩袖子走人。在这时，嵇康慢悠悠地开了尊口:“闻何闻而来?见何见而去?”两句话虽然短小，却意味深远。钟会为司马集团服务，在政治上与嵇康是处于敌对的位置的。而且司马氏的政权来的名不正言不顺，钟会为司马氏服务，在嵇康眼中自然就成了个趋炎附势的小人。

一番问话中，没有指出两人具体的敌对情况，也没有提及今天的具体事件。你是听了什么来的?离开的时候时候又见到了哪些东西?看似不包含其他，实则全部包罗其中。

钟会听出了嵇康话里的意思，自然是不甘示弱，答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不提及自己对嵇康的仰慕，也不提及嵇康今天对自己的冷落。“来”是因为自己心生仰慕，“去”则因为立场不同。

一番对话将所有的东西都虚化了，成为虚无玄妙而不可琢磨故之物。

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物，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在这句话中，老子虚化了有无的具体差别，即无中生有，有即是无。将两者置于一种无差别的地位。

因此当时热衷于黄老之说的魏晋文人们，都惯将生死看淡，不计荣辱得失。

《礼记·冠义》有言:“礼仪之始，在于正衣冠。”

《礼记》为儒家经典，在当时那个世事无常，死生难料的时期，儒学的克己复礼便被士人们不屑一顾。没准我下一秒就身首异处了，我还克己复礼干啥？

于是他们披头散发，不拘小节，即是对于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叛与排斥。更多地凸显出了他们身上率真自由的特点。

门阀制度——世家公子的闲散日常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去年热播的电视剧《陈情令》?看过的朋友一定会记得剧中的五大家族:岐山温氏，姑苏蓝氏，清河聂氏，云梦江氏和兰陵金氏。

因为《陈情令》改编自小说《魔道祖师》，在创作时便是以魏晋南北朝为一个基调架空了来写的，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在了解门阀制度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带入些《陈情令》的剧情。

没看过也不要紧，咱们可以联想一下《红楼梦》的四大家族。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和《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都是当时的显赫世家，富贵至极，但是区别在于文化底蕴。世家大族是官宦之家，家里人都是当官的，因此对子女的文化教育定然抓的紧；而《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则是商贾之家，并没有那么深的文化底蕴。

做了以上的对比，我们再来看门阀制度。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想要做官就必须要精通儒家学说。在古代，不是人人都能享有受教育权，大多数古人只是大字不识的文盲一个。所以那些凭借儒术走上了仕途的官员们，其子女后代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再和父辈一样继续入朝为官。因此就形成了“累世公卿”的局面。

朝廷官员一般是要比平头百姓富裕的，人有钱了一般都会干什么呢？自然是买买买。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农业为主，因此最值钱最具有收藏价值的自然也是土地了。所以到了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已经垄断政治、经济和文化。

竹林七贤中，不少人都是名门望族出身。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王戎就出自诗中提到的顶级门阀琅琊王氏。阮籍、阮咸都出自一流士族阮留陈氏。嵇康属于曹魏乡党，山涛则为宛句令山曜之子。除了向秀和刘伶出身不高外，其余个个都是如假包换的世家公子哥儿。

而当时的世家公子哥儿之间则流行一种“清谈”的活动，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辩论。因为魏晋时期盛行玄学，所以清谈则多以谈论哲学问题进行思辨。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清谈盛会应是兰亭集会了，王羲之还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兰亭集序》。嵇康也著有《声无哀乐论》这样一篇记载清谈的文章。

当时的文人不拘形式，也不讲究时间和地点，就几个人聚在一起，然后衣服穿的斜斜垮垮，披散头发，鞋也不穿，一边饮酒作乐，一边侃侃而谈。而以世家大族为代表，自由散漫在当时成为了一种举世誉之的风气。

因此即使当时文人士子们的行为再是荒诞不经，也不会为世人所鄙夷。如今咱也只能感慨一句:有钱人真会玩。

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子们纵然有良好的出身门第，出众的学识，但在那个政治黑暗、世事无常的时代，他们的人生也一样没有出路。

他们用荒诞不经的举止表达了对政治黑暗的不满与控诉，在清谈和玄学中隐晦地表达出自己心中的忧愤与苦闷。

因此魏晋时期的文人风骨一直被后世当作美谈。但究其根本，他们只是在逃避现实。官员在朝廷不言政治，而清谈玄学，如何治理一个太平清明的国家?一国之栋梁都在逃避现实，国家如何能强大起来?

漫伤林下失风流。所谓清谈误国，正是如此。魏晋时期政权未能长久，我们不能不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