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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三十六：中国近代的佛教复兴1
近代中国经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社会大变动。西方列强入侵，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加上清代政府对佛教采取限制的政策和佛教人才的馈乏，中国佛教呈现出衰败景象。但由于中国清代乾隆皇帝采取了把佛教教团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方针，使清末佛教的实权渐渐脱离佛教教团而转入在家居士之手。
为复兴中国佛教，以杨仁山为代表的居士们刻经办学、印刷佛书、创办居士活动组织和进行佛教交流，中国的居士佛教就此兴盛起来。
中国的佛教僧众也积极努力复兴佛教，进行佛教革新运动。近代中国佛教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佛教与现世的关系更加密切。近代从事复兴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太虚等倡导" 建设人间佛教" ，强调" 佛教为今时所必需" ，他们从爱国心出发，强调佛教要为现实社会服务，要自我革新，使之有助于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不仅佛教徒为了回答当时的现实问题而提倡佛教和研究佛学，当时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也是如此。晚清以来的许多先进思想家对佛学发生浓厚兴趣，想从中寻找思想武器。他们认为中国要进步，必须在思想上冲破封建名教的网罗和打破儒家正统派的天命论的支配。而佛学不讲天命而讲佛性，提倡自尊无畏，不受名教束缚。所以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谭嗣同、章太炎等，都以为搞变法、搞革命必须要有精神力量，可以从佛学中汲取思想的养料，发扬" 心力" ，增进国民的道德，推进社会的改革，从而提倡佛学、宣扬佛学，这样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佛教的复兴。
(1)清末民初的排佛运动
中国清代对佛教的政策是限制与利用并举，而晚清以后，限制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中国佛教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清末，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寺庙遭到严重破坏，佛教似乎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经杨仁山居士等进行活动，中国佛教获得苟延残喘。但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执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教育方针和采取极端的排佛政策，试图没收各地佛寺的财产，以兴办各种学校，即所谓庙产兴学运动，其目标是要把寺庙全部财产的十分之七充当学校教育经费。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和基督教势力的侵入，加上佛教自身的堕落，中国佛教更是奄奄一息。佛教如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生死存亡关头。
袁世凯统治时期，日本曾利用佛教侵华，引起中国佛学界的抗议。1915年，日本提出" 二十一条" ，要求" 机会均等，利益均沾" ，其中就有日僧来华传教特权的规定。这一时期，还颁布" 寺庙管理条例" (1915年），北洋军阀政府依然实行。此条例通过征用佛教财产来打击佛教。1912年，" 中华佛教总会" 成立于上海，天童寺的敬安和尚(1851-1912 年）为第一任会长。但当时北京政府对佛教极不重视，听任地方侵占寺产。敬安应僧众请求率团赴京请愿，未达目的，致使敬安气死在北京。1915年，袁世凯政府又明令取消" 中华佛教总会" ，这对中国佛教事业打击很大。北京政府的这些举动，遭到佛教僧俗群众的强烈抵制。
(2)藏传佛教在中国国内的传播
中国清王朝对藏地佛教的支持，是它整个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为巩固统治，清帝室根据满、蒙、藏民族相似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力图用喇嘛教激发他们共同的思想感情，并通过喇嘛上层控制边疆地区。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国国内传播的范围主要有川、滇、甘、青的藏族地区，内蒙古及新疆的蒙古族地区。在清室扶植下，喇嘛教在全国，特别是在蒙藏和三北地区有相当大的发展。到1882年(光绪八年），总计有黄教大寺庙1026所，僧尼491242人，加上其他派别的(包括部分甘、青、康藏族地区），有寺庙25000 余所，僧尼76万余人，据估计，约占当时藏族人口二分之一。至此，喇嘛教已经走上它的反面。按黄教戒律，僧尼不得婚嫁；喇嘛一般不事生产，特别是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于藏族地区人口和经济的正常发展是极其严重的威胁，也危害了整个民族的发展。在蒙古地区，情况大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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