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建全:汉印观照下的刀法嬗变——以查仲林为例来看“印宗秦汉”的继承与创新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无不超越前朝，光照千秋。随着汉朝统治的稳固，公文传递增加，民事频繁，厚葬之风日甚，官私两方面都有用印之嗜，加之汉代制作工艺空前提高，汉印无论在形制、数量还是艺术水准上都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汉印上承古玺秦印余绪，下启隋唐宋元流派印先河，成为中国印学史上的巅峰。从文字、线条、构图、刀法、意象等方面来鉴赏、研究、学习汉代印章，无疑是找到打开汉印宝藏的钥匙。

汉代印章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近代印人所推重。从形式、风格来看，汉印的刀法对于现代篆刻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自元代吾丘衍《三十五举》问世以来，刀法的来源和根据便锁定在“印宗秦汉”的光环之下，一直到清末民国，才在刀法问题上将个性的刀法与个性的篆书结合起来，扭转了一千多年来的铸、凿刀法模式。当代篆刻突飞猛进，无论是篆法、章法、刀法，还是做印法等，都大大超越了前代，篆刻艺术朝着更加自由，更能表达个性、传递理念等方向延展。那么，“印宗秦汉”的刀法，在当代是否已经过时了呢？我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我们以已故河南篆刻家查仲林先生的篆刻作品为例，可以看出其刀法对于“印宗秦汉”的继承与创新、吸收与转化。

刀法概念的提出以及篆刻刀法的发展

刀法，刻印运刀的技法总称。春秋战国时期，印章以铸造为主，印材多取金属，这类印取铸法与凿法。玉印坚刚，多为琢成。到了明代以后，由于石质印章的广泛使用，对刀法的研究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明代甘旸《印章集说》载：“刀法者，运刀之法，宜心手相应，自各得其妙。”明代何震曾说：“刀法笔法，往往相因，法由法出，不由我出，小心落笔，大胆落刀，犹作署书，照应有情。”后来，清代许容《说篆》有“十三刀法”之说；清代姚晏《再续三十五举》中提出“用刀十九说”；清代林霔《印说》则认为：“刻印刀法，只有冲刀、切刀。冲刀为上，切刀次之。中有单刀、复刀，千古不易。”此时的刀法概念仅限于使用和名目，并未涉及刀法的审美问题。而刀法美，作为篆刻的表现形式之一，集中体现在“笔情”与“刀趣”之间。明代朱简说：“刀法者，所以传笔法也。”徐坚《印戋说》有：“刀法所以传章法也，而刀法更难于章法。章法，形也；刀法，神也。形可摹，神不可摹。”秦爨公《印指》认为：“章法、字法虽具，而风神流动，庄重古雅，具在刀法。”这三则论述，均涉及到了刀法审美。再后来，清代的邓石如一派，以刀代笔，刚健婀娜；徽派刀法的古朴凝重，浙派刀法的顿挫苍古，吴昌硕派刀法的朴拙雄浑，齐白石派刀法的痛快淋漓……刀法概念的提出、发展和变迁，都基于秦汉印的正宗，因此，刀法的来龙去脉清晰可见，只不过是不同流派、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对正宗秦汉印的理解角度、吸收方式有所差异而已。

查仲林篆刻刀法的探讨

查仲林篆刻中的刀法特色是形成其篆刻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早年师法吴昌硕，“其印以钝刀硬入的方法，深受吴昌硕的影响。刻白文印，在上墨的石面上，以刀代笔，强调行刀的随意性，在奇正的变化的线条中，力图使线条猛力而厚重。这种刀法的拙中生巧，巧中见拙的意趣，形成他刀法的个性特色。”吉欣璋先生之语可谓的评。李刚田先生在评其篆刻刀法时说：“读仲林的印，可以细细玩味其刀锋起止转折、映带呼应、轻重节奏，一如读古人法帖玩味书家腕底锋端的微妙变化。”可以说，查仲林篆刻中的刀法特色是铸凿并用，生气远出。

查仲林的篆刻刀法是从他对秦汉印和对汉代砖瓦文字的朴拙浑厚之美中提炼而来的。他曾讲：“我喜欢传统的篆刻作品，甚至有些偏爱，那沉稳而恣肆的造型、那古雅的气息的确使我心醉。但我不愿做印奴，一味沉溺于古人。似乎总在古人那里进进出出，想有一些新意，又不想失古印的气息。在刀法的追求方面，也应该追求新意、追求个性，但新意与个性，却不应该来自闭门造车。如果将自己置于艺术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理应有继承，有创造。忽视了对传统的继承，忽视了对篆刻艺术内涵的把握，仅仅追求外在形式的新颖，所谓的创新，不会有生命力。”通过这段对刀法的论述，可以透露出，虽然篆刻家们都在追求无法名状的新面目，但把握好传统内涵其实更为重要。这便是查仲林篆刻刀法产生和发展的根本所在。

刀法，是查仲林对汉印模式继承与创新上最大的贡献。他能够将汉印中铸和凿两种感觉浑然一体于他的冲切之下，采用“邓石如”的以刀代笔，按照缪篆的笔势，轻轻入刀，大刀阔斧，顺势而行，用刀刃、刀背和刀角在徐徐推进中，披削而过，至结尾处折向回刀，犹如书写时的无往不收一样，略带披削，从而形成一头细一头粗并富于立体感的线条。一刀刻成的爽爽汉风，再加上他的粗细搭配、残损得当，可以说是“查氏刀法”的独创。所以，韩天衡先生评价查仲林时说“运刀自在，俨有生气”。他的刀法在当代具有流派性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初，查仲林接连荣获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一等奖等，这是他于“继承”之后的“创新成果”得到业界认可的证明。

在查仲林接连获得多项篆刻大奖之后，其篆刻刀法首先在河南流行开来，为河南印风的“壮美”审美注入了新气象。同时，这种审美观念成为全国于上世纪90年代“印宗秦汉”的审美潮流，亦在创作观念上成为主流方向。

查仲林刀法的吸收与转化

在创作上，查仲林贯彻的是“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理念，他曾经多次教诲后学：“汉砖瓦文字是篆刻广博的文字素材，只要你细心观察。”因为秦砖汉瓦是“最质朴、最厚重、最苍茫”的风格来源。当初并不十分理解他的话的内涵，现在再看他的朱文印，的确如此。如他“门吏常青树”“刻鹤图龙”“大哉乾元”等印，很好地继承了汉砖瓦文字的散淡苍茫。查仲林在白文印的创作上植根汉印，从旁人忽视的魏晋凿印切入，注重每一个字的动势，注重每一个笔画的走向以及与整个印面的关系。整个印面呈放射状，由中心向四周辐射，或由一角向其余三个角发散，在沉稳朴厚的汉印形式中尽展率意沉雄。

查仲林刀法转化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环境以及气质特点潜移默化的作用。尽管他出生于安徽，属南方，但他5岁便定居郑州，基本上算是北方人。北方地区相对粗犷的民风、地域环境以及所接触的师法对象的影响，是查氏刀法转化的外部因素。

其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查仲林所使用的刻刀，迥异于他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容浩然在《忆挚友查仲林》一文中写道：“你（查仲林）的刀是钝的，这么精细的效果你是怎样刻出来的？查说：一般刻刀难刻出如此细腻的笔画，我用的是医院外科的手术刀刻的，还有放大镜。”可见，他使用的工具的确与他人不同，所以刻出了不同的味道。这也是其刀法变化的因素之一。查仲林平时所用的刻刀，角度是35度，宽1厘米、厚0.8厘米，白钢，刀外用翻毛的牛皮绳缠好，分量足，握在手中有一股豪气，并且挥洒自如。整把刀长14厘米左右，刻印时，所有的力量可以全部汇聚于下面，不会因为上面的晃动而影响到用刀。他所用的刻刀刀刃非常锋利，为平刃中锋刀，这种刻刀材质柔韧性好，刀刃、刀背、刀角三个部位可同时运用，颇类吴让之的披削一路。整个刻刀在青田石等材质上可以游刃有余，不至于把刀角撇折，也不至于把刀刃翻卷，更不至于因刀深陷线条而不能随心所欲。这种工具的采用，是查仲林刀法转化和嬗变决定因素之一。

其三，查仲林刀法转化和嬗变的内因，也就是根本原因是他对汉印铸、凿二法的理解和师承。查仲林对汉代砖瓦文字有着独特的偏爱，其对残破、断连、粘边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味都反映在了刀法上。他把汉印的铸印效果与砖瓦文字的味道相融合，形成自己的白文线条刀法，实现了刀法来源与汉砖瓦文字相结合后的刀法转化。例如他的“写吾胸怀”“万声过耳”“飞泉鸣玉”等印，所有线条的转弯处、横线的起止处，都可以看出其刀法的转化。可以通过局部的放大来作一对比（如图一中“怀”“秉”两字局部的转弯处理）。

从这种微观的细节局部处理来看，查仲林的刀法来源转化一清二楚，而他刀法的起止之处也清楚地表现出来。根植汉铸印（将军印），如其“写吾胸怀”印“胸”字的末笔与汉印“王秉私印”的“印”字的末笔处理，刀法上如出一辙（见图一“胸”“印”两字末笔）。

其次，在继承汉印刀法的基础上的嬗变。这一结论的根据是汉凿印。我们可以通过图二来试分析一下。

汉凿印“广武将军章”中“广”字的左竖、“军”字的左右两竖，都呈现上细下粗的线条形态，而且在线条的结尾处有一个垂直方向的小短切刀，切过之后，形成明显的横截面，也就是说，这一线条的形成，是由竖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刀法完成的，呈现的是凿刻印的特征；而反观查仲林的“四壁清风”的“水”旁、“凿青田”青字下部“丹”的两竖，也是从上向下由上细下粗的纵向线条完成，只不过在线条的结尾处，他没有横向切刀，而是顺势将刀做了一个“回锋式”的转动，于是便有了汉凿印线条的意趣和形态。这也恰好完成了查仲林刀法由汉凿印两个方向用刀完成一根线条，嬗变为从上到下一刀完成汉凿印而充满个人色彩的刀法特色。这看似细微的刀法拓展，完成了查仲林刀法的华丽转身，是最终形成他极具个人面貌的印风的关键所在。

通过对查仲林篆刻刀法的特色、产生与发展以及审美意义等的分析，从刀法美、意象美的角度来鉴赏、研究、探讨其艺术风格的形成，进一步分析了“印宗秦汉”的刀法，为当代汉印的创作开通了新路。就像查仲林先生所说的：“只要能发现汉印的一个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并放大，即可形成自我风格”，更能够激励后学“继承是创新的前提，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让在当代具有流派性影响的查仲林印风，于印坛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