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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辈人讲，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粗棉布、麻布，后来有了机织的“洋布”。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地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有些年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男人最庄重也最常见的服装。据有关资料称，孙中山曾阐述过中山装的思想和政治含义：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四维"（即礼、义、廉、耻）；前襟的五粒纽扣和五个口袋分别表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分别表示"三民主义"和"共和"的理念，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衣袋上面弧形中间突出的袋盖呈笔山形，代表重视知识分子；背部整片无拼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那时，拥有一套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后来，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青年学生的追捧，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开国大典时，新中国 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爱美是人的天性。那个年代，就是再革命，也革不掉人爱美的天性。上世纪五十年代除了流行“中山装”，还曾经流行过一阵“列宁装”。“列宁装”就是小翻领、两排扣、有束腰带，女性穿起来，非常俊美。那时，旗袍也很流行，中年女人如果身材好，穿旗袍是很得体的，在城市公园和街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到了六十年代，因为饥饿，讲究“艰苦朴素”，这种打扮就极少了。那时，还曾流行过苏式的“布拉吉”，亦即连衣裙。姑娘们穿上，把发辫在两侧弯个圈，再扎上蝴蝶结，整个人简直就是一朵花儿，迷死个人。后来中苏开始交恶，没人再敢穿了。中山装虽然很流行，但我第一次穿着它，不是在少年时代，而是在198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而穿着更为讲究的西服，则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穿衣服上的滞后性，是我一直以来不甚讲究穿着打扮，追求外在美的习惯性使然。记得小的时候，常听娘唠叨的一句话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个时候，过年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穿件新衣服。和小伙伴们玩耍，最担心的就是把衣服弄脏弄破，因为一件新衣服，我要穿好几年。那会，农村里流行一种穿衣的说法是：“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意思说老大一般都是穿新的，老二、老三一般是穿旧的和破的。人们穿带补丁的衣服，随处可见，即使穿得不能再穿的衣服，也被用来当补丁、或者是“刷夹纸”纳鞋底。记得1962年，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姐姐回老家探亲，带回来一包旧衣服，原本是让娘刷夹纸，做鞋用的。娘从中挑出一条姐夫穿过的裤子，准备改一改给我穿。由于姐夫生活节俭，裤子上打了好几个补丁。娘把裤子裁了一截，见还是有补丁，便多裁了一段。穿上娘修好的裤子，觉得肥瘦挺合适，就是短了些。心想，反正天也热了，短点就短点吧，穿着凉快。到了学校，被一位平时就爱开个小玩笑，逗个乐子的同学看见了，他围着我上下打量一番后，便开始冒坏水了。他当着班上同学说：“你看人家穿的这裤子，真够艮儿的，说是长裤吧，短了；说是短裤吧，又长啦！”一句话，逗得同学们捧腹大笑，却令我羞愧不已。一连好几天，我都没有搭理那位同学。后来，我写了一篇议论文，题目是《谈取笑别人》，针对现实生活中，同学之间乱开玩笑，引起误解，引发不必要的争执，甚至影响团结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文章夹叙夹议，深情地叙述了我所穿的这条裤子的来历，“是娘戴着老花镜，坐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这篇作文被作为范文，在全班同学中传阅。当那位同学看了我的作文，特别是了解了这条裤子的来历之后，十分愧疚，噙着眼泪对我说：“我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以后再也不乱开玩笑了。”五十年代初，人们穿的都是家做的衣服。平时，小孩子穿开裆裤，后边挂个“屁股帘”；大人们穿的是蒜疙瘩扣子的上衣，捻腰的裤子，裤裆肥大，用一个拧成麻花形状的粗布条代替抽腰带。到了冬天，人们穿得是家做的棉袄棉裤，套制服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制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为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人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有些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回忆起来就像钱币上的水印，一旦对着光亮，就历历在目，清晰可见。1958年9月，在我升入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姐姐带我到沙市百货商店，千挑万选，为我选购了一条当时最时髦、最新潮的“背带式”学生蓝裤子。穿着这条裤子，我和娘、姐姐还有大外甥四个人一起，在照相馆里拍了一张合影照。这张老照片，留住了我童年对穿的美好记忆，也成为我永久纪念已逝去的三位亲人的唯一念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记载，从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每人全年4尺5寸，根本就不够穿衣用。1964年后，情况稍有缓和，发的布票略有增加。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等。有一个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小孩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为了尽可能地节约，人们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于是，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实行布票制以后，村子里开始有了专门做衣服裁缝。我们村最早的裁缝是窦忠缓哥哥，他老家是现在城关镇杨屯村，父亲在深泽县工作，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从小在就在姥姥家门头住。忠缓哥比我大三四岁，他身材中等，圆乎乎的脸庞，细密的眉毛，一双闪亮的眼睛，高挺的鼻梁，厚厚的嘴唇，看上去，就像地里茁壮生长的一棵红高粱。可惜的是，他的一只眼睛，被年幼不懂事的弟弟，用剪刀给弄丢了一只，这或许是促使他刻苦学习缝纫技术的动力。窦忠缓哥为人老实、厚道，心底无私，办事认真可靠，他虽然文化不高，却是村里干得时间最长的秘书，从“文革”成立革命委员会，一直干到民选村委会，历时近五十年，期间换了多少茬村支书、村主任，他却连选连任，可见他在村民心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堪称东两洼村“六朝元老”“不倒翁”。记得我穿的第一件制服棉袄，就是窦忠缓哥量体裁衣，用缝纫机精心做成的。这件棉袄，一直陪伴我度过了五六个寒冬。那时候，各种布料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是由公社供销社供应。记得小时候，在供销社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木头做的高台子，是那时候的“收银台”，高台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线，这些线连接到店堂里的各个柜台，顾客买了东西以后，售货员就把票证、钞票什么的一起夹在挂在线上的铁夹子里，铁夹子“嗖”的一下滑到“收银处”去，等那边结算好了，再“嗖”的一下子滑回来，整个交易过程就是这样。过年前，乡亲们齐齐地来置办年货，那些铁家伙更是“嗖-嗖”地在头顶飞来飞去，场面异常壮观。后来，这场面被新的收银办法取代了，许多比我年轻一些的人们，便无福得见了。公社供销社负责卖布料的售货员叫陈游，跟我们村有亲戚关系。他四十多岁年纪，面皮白净红润，眉目清秀传神，鼻梁坚挺，元宝形耳朵，通红的嘴唇，衣着很是得体，脖子后边斜插一把量布的尺子，一看就是一个行家里手。听人说，陈游很早的时候当过店铺的学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给顾客量布的时候，先扯开布匹卷，大估摸地用眼睛一描。然后，从脖子后头取下插着的尺子，“啪啪啪”地一长量，尔后，用尺子上镶嵌的小刀子拉一个豁口，抻直了布，“撕拉拉”一下子，布就扯好啦。看着他一连串的动作，就好比看杂技表演，可过瘾了。我有时觉得，他比起全国著名售货员、北京市百货大楼张秉贵的“一把抓，一把准”，应该不相上下。可惜的是，陈游出身不太好，没有机会评选先进模范。五十年代，人们平时都不戴帽子，夏天气候炎热，有时戴一顶草帽。到了冬天，戴一顶自己家做的棉帽子，那棉帽子上有两根带子，天大冷的时候，将两根带子在下巴底下扎起来；不太冷的时候，可以把帽子挽起来，露出两个耳朵。到了“文革”的时候，穿一身绿军装，戴一顶带红五角星的绿军帽，是青少年学生梦幻般的追求。五十年代，脚上穿的鞋子，都是家人做的纳底子布鞋，大一些的时候，开始流行穿松紧口的布鞋，鞋口两边缝上松紧布，带有一点弹性，有地方叫它“懒汉鞋”，又称“片儿鞋”。这种鞋有自己家做的，供销社也有卖的，廉价、方便，松紧口，提上就走。最流行的是黑布面、白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俗称“白边儿懒”。冬天穿的是条绒面的五眼棉鞋，俗称“北京棉”，区别在于鞋底。和“懒汉鞋”一样，白塑料底儿鞋最流行，这种鞋脚感比较扎实。下雪的时后，走路爱打“出溜滑”，上了中学，萌发了点招摇心劲的孩子，将部队里穿的浅绿色“解放鞋”视为追求对象，一旦穿上了它，其他款式的懒汉鞋就不在眼里了。喜欢运动的，迷上了上海产的“回力”牌运动鞋。现在人们的生活富裕了，穿戴大有改观，因公出国再也用不着统一制装。而且我发现，欧美人穿衣服非常随意。有一年，我陪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到瑞士、意大利访问，我们走在大街上，穿着笔挺的西装，扎着领带，样子比他们还洋气，倒是我们对西方人穿衣服不分季节，颇有看法。 服装是一种记忆，也是一幅穿在身上的历史画卷。建国65年来，尤其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街上的流行色几度变幻，从单一灰色到万紫千红，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记录了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也展示着民族的富强和个性的彰显，更寄托着未来的希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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