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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了两年大学，我又回到富平 文/杨德全 我是1960年离开迤山中学，到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上学的。 1961年到1962年，整个国家的粮食、副食、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供应都比较紧张。粮油肉蛋奶糖布匹等都是凭票定量供应，经常有人吃不饱肚子。 没粮食吃就搞瓜菜代。由于长时间喝稀饭，吃不上粮食，人们普遍营养不良。我们学校就有好多同学患上了浮肿病，一个个脚肿，手肿，脸肿，浑身肿，肿的像个大头娃。用手指头在胳膊上一压，就是一个深坑。 许多人因为浑身没有劲，成天睡在宿舍里不去上课。当时，不光物资供应困难，学校的办学经费也很紧张。没有办法，国家就决定给我们这一级学生集体放一年长假。 当时在西安，除了陕西师大外，西北政法学院等好几所院校都给学生放了长假。 听说我们学校放长假了，开始很多人还不大相信。有人甚至说这是假的，是国家在骗我们，先把我们哄回家，到时候再一年推一年不要我们了。 我兄嫂看见我把铺盖卷都拿回来了，以为我这一下子就完蛋了，再也出不去，离不开农村了，原先盼着我能出去给家里挣钱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 当时不仅是国家经济困难，大河无水，小河干，各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们家也一样，人多粮食少，吃饭困难。我哥有五个孩子，三女，两儿，负担很重。我们的大女儿刚刚八九个月大。 我回家不久，我兄嫂提出分家。于是在1962年8月18日中午，我哥叫来了温家壕我外婆家我大舅和白家沟我老外婆家我二伯，还有我叔父等人，一起商量我们分家的事情。经过一天一夜的讨论，最终在8月20日下午，拟定出了分家的方案。 分给我的有，庄基方面，主要是前面东边大房一间，东厢房二间，（一个小房子，一个厨房），后院柴禾房一间。 农具方面，锄头一把，镢头一把，铁板锨一个，铁头锨一个，大木叉一个，小木叉一个，割柴的镰刀一个，割麦的镰刀一个。 厨具方面，尺八的铁锅一个，锅盖一个，烂风箱一个，碳锨一个，蒸笼一个，五升盆子一个，小盆子二个，水瓮一个，小瓮二个。 家具方面木板柜一个，桌子一张，门板一付，烂木箱子一个。 树木方面，尖柿子树一个，扁柿子树一个，公软枣树一个，软枣树一个。 粮食方面，小麦5斗，另外还有一个奶羊和两个小猪娃。 刚回到农村，由一个大学生一下子变成了农民，又面临分家，要重新支撑起一个新家，我一下子有些不适应。但是我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就饱尝酸甜苦辣，经受过各种锻炼和考验，所以总体来讲，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没有过多少时间，我就慢慢适应了。 我从小就跟家里人学会了干各种农活，所以在生产队参加各种农业劳动没有任何问题。我每天除了跟大伙一起下地干活挣工分外，还利用上工前后和天阴下雨的时间，干各种家务劳动，为家里搞一些基本建设。 刚分了家，猪没有地方喂，羊没有地方养，家具没有地方放。于是我就自己动手，首先在自己家门前的空地上修了一个猪圈，后来我又和别人合伙，打了好多胡基。 等胡基干了，我和我叔父两人，自己动手砌墙，用胡基和泥巴将分给我的东边那间大房隔成了小房子，并且从我们住的东厢房南墙上挖开了一个门，直接通到这个新房子，我们把这个新房子叫套房。套房除了住人，还可以放东西，这一下，我们就不愁东西没有地方放了。 我还用石头把我们家院子内房子门口的台阶重新铺设了一遍，用麦草和泥巴把房子外面的墙壁重新又泥了一遍，整个家里和院子面貌焕然一新。可谓是新人、新家、新气象，一切重新开始吧。 考虑到农业社秋天要分红薯，家里没有地方放，于是我就在自己家的院子当中，开始挖红薯窖。同普通打井一样，我先从地平线上垂直向下挖一个筒子，在筒子的两边挖好脚窝，以便上下攀登，直筒子向下挖到一定的深度后，便改向垂直方向，向一边水平的挖一个窑洞，作为存放红薯或者土豆的地方。 为了多打粮食，那时候生产队对积肥还是抓的比较紧的，除了队里的牛羊圈粪外，还广泛收集社员各家的厕所茅粪，猪羊圈粪和墙土炕肥。社员交肥也记工分，甚至比出工挣的工分少不了多少。 为了给社里交炕土肥，我便把自己家的旧炕拆除了，自己动手，在打麦场里拉土、和泥、打胡基和抹泥基。 抹泥基和打胡基不同的是，打胡基用的是纯湿土，而抹泥基用的是土和麦草混合在一起的泥巴。由于有麦草纤维的拉力，所以泥基和胡基相比就不容易破碎，而泥基的表面积要比胡基大好多，它是专门用来盘炕的。 盘土炕就是在炕基上，用泥把胡基先直立起来，做成一定形状的支撑点，再将泥基用泥平铺在胡基腿上，做成土炕的面子。 盘炕是泥水匠干的技术活。技术水平高，盘的炕吸力强，火烧起来就旺，技术水平不高，盘的炕就没有吸力，火烧的也不旺。 我以前没有干过这活，所以只好边干边学。我在拆旧炕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观察原来的胡基支腿是怎么放的，从一开始就琢磨着风从洞口进来经过什么样的路线吸力才大，火才能烧的最旺。 经过自己的细心琢磨，结果我盘的炕比原来的旧炕吸力还大，火烧的还旺。 为了家里人捣盐、捣辣子、捣调料方便，我还利用下雨天不能下地干活的机会，用青石头自己铲了个石头捣窝。后来，这个石头捣窝我一直用了几十年，凡是见过这个石头捣窝的人，都不相信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他们都以为是买来的，或者是请石匠做的。 当时家里没有凳子，我就把烂木板做成小凳子或者小交椅。家里的镢头脱了，锄头把断了，不管什么家具坏了，我都是自己动手修理。 为了节省粮食，我和我们村上的杨都行、杨凯平一块去铜川焦坪农村背土豆。焦坪是山区，交通不便，那里的土豆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我们先搭火车到铜川，然后步行六七十里地到焦坪，晚上就露宿在一个废弃不用的破砖窑里。第二天每人用布换了一袋土豆，自己背回家来搭配着吃。 当时，我们那里不光是吃粮食紧张，烧煤也很困难，到处买不到煤。没有办法，我便和三条沟刘德厚、刘德孝，还有他们村上的人，拉上架子车到离我们几十公里的铜川市陈炉镇那坡煤矿去拉煤。 我们的十几辆架子车在庄里镇的火车站托运到拉煤碳的火车上，人也随着车子一起到了铜川，下了火车便各自拉着车子，翻山越岭向那坡煤矿走去。到了那坡煤矿一问，人家说大一点的煤矿都有任务，只给国家上交煤碳，不给个人零售。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拉着架子车再向拐沟里走，寻找农业社私自开挖的小煤窑。最后找到的这些小煤窑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旧社会的小煤窑很相似，又窄又矮的拉煤巷道里，工人只能背着背篓爬在地上匍匐前进，在工作面上人都是全身躺在地上，侧着身子挖煤，一镢头一镢头挖满一背篓后，再背着背篓慢慢地爬出来。 我们找了好几个这样的煤窑，费了很大的劲，才凑够了十几架子车煤，然后从铜川一直拉回来。
在距离耀县不远的梅家坪有一个焦化厂。他们在用煤炼焦之前，必须对原煤进行清洗，清洗后的水中，含有很多的细煤末，这些洗煤的废水从厂里排出来以后，流到附近不远的一片洼地里，水分慢慢蒸发，煤碳慢慢沉积，最后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煤泥。 我听别人说，这些煤泥可以用来烧火，于是便拉上架子车跑到十多里外的梅家坪。到梅家坪一看，人山人海，挤也挤不进去。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总算凑合着装了一架子车煤泥，我拉回来一烧，感觉火苗还可以，就想着什么时候再去拉一回，但后来听人说，厂里开始收钱了，所以就再也没有去过。 没有煤烧，就只好上山砍柴了。 有一次，我带着谷虎，也就是谷永江的儿子，一起上山砍柴。上了山，两人就赶紧分头砍柴，顾不上歇息，一直砍到天快黑了，把柴禾拢到一起准备捆，没想到一捆才发现，我砍的太多了，背也背不动，但是又舍不得扔掉，只好挣扎着背起来往回走。 走一走，歇一歇，没多长时间天就黑严实了，沟里头狼也开始叫了。 见我们还没有回来，谷永江不放心，拿着手电，一路呼喊着寻上山来。他看见我背不动自己砍的柴，便主动替我背起来。我背上他儿子的柴，一块回了家。 回到家里，我爱人埋怨我不该这么晚了才回来，还带着一个小孩，多危险。她说以后你就少砍点，早点回来。轻来轻去，搬倒山。
后来，我砍的柴在我们家西边的院墙外面堆了一个很大的柴火垛子。 到了地里农活比较闲的时候，我便出去给亲戚邻居帮忙干活。在村里我先后给东队的张彦彬、杨宝财和西队的杨忠秀、杨保平拉土打院墙。后来我七岳父盖房，妻弟盖门楼，我也去帮工。 不管是亲戚还是邻居，我给谁家干活，从来没有要过工钱。我想我现在有机会给人家帮忙，等到以后我不在家时，我家里有什么事，人家肯定也会帮忙的，再说了，那时候大家的吃饭都很困难，我给他们干活，在他们家里吃饭，这样我就为自己家里省下了粮食。 1963年2月，我去给我伯叔兄弟杨有全家修筑窑背上的围墙，我在他们家干了5天活，吃了5天饭，结果我们的活刚一干完，我兄弟他爸杨耀发，也就是我的二伯，第二天就提着篮子，出门去讨饭了。
那时候的艰难困苦，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 有几次，我在自己家里吃糠咽菜，吃的人都拉不下大便来。当时得肠梗阻的人特别多。 好在那时候国家多少还供应一些救济粮。特别是到了1963年2、3月间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下拨了许多玉米、高粱之类的救济粮。这些救济粮一般都很便宜，政府只收一点点的钱，但是就这农民还是拿不出来。 后来政府又发放了极少量的救济款，但是绝大多数的农民，还是靠农村信用社贷款，才买回了救济粮。我们也在信用社贷了款。 为了偿还购买救济粮在信用社贷的款，我只好外出打工。 那时候出门打工，不像现在这样，有各种各样的活路可以选择。那时候全国到处千篇一律，只有一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经济，所以确实是有力气没处出，想下苦挣钱也没门。 后来经过多方面的了解，我打听到梅家坪南边的洪水乡有几家人要盖房子，现在正在雇人打胡基。于是我便和我岳父，妻弟，还有他们的邻居林德财弟兄二人，再加上我爱人她二爷，我们六个人带上工具，前去洪水给人家打胡基。
打胡基的工具除了常用的镢头、铁锨外，最主要的专用工具就是胡基模子和铁锤子。铁锤子的头是用铸铁做的，呈扁圆形，锤子的身子是用木头做成的，一个直干，上头一个丁字型的抓手，它是用来夯实土坯的主要工具。 胡基模子是用四根木板做成的，长38公分，宽25公分，厚6公分，四个边框都是可以活动的，用卯套起来的。 打胡基是个技术活，更是个重体力活。一般是两个人合伙操作，当然也可以一个人完成，但是相对来说，速度慢的多，而且人比较累。 打胡基的准备工作，一个是担水焖土，一个是要找一块平石板作为底板。在我们那里大多是用妇女槌布用的槌布石。另外还要准备一些草木灰之类的土灰，用来防止胡基模子粘土。 打胡基的要领是三锨六脚十二个锤窝窝。 站在胡基壕里的人，我们叫做供土的，或者叫做供模子的，他把胡基模子平放在石头底板的正中间，给胡基模子的四个边框撒上干灰，然后美美的铲上三锨土，装进胡基模子里。 站在胡基模子和石头底板前面的人，我们叫做提锤子的，供土的人把土装好后，提锤子的人就上前一步，一脚踩上装满土的胡基模子，迅速灵活而有规律的踩六下，然后提起放在正前面的锤子，用劲狠狠的锤十二下，胡基就打好了。 他把锤子放回原地，用右脚后跟轻轻的踢开胡基模子的护卫板，两手抓住胡基模子的两个边框，轻轻的向外，向上把胡基模子提起来，直立地靠在铁锤子旁边，然后人从石头底板正前方转向侧面，两手轻轻的把胡基搬起来，双手端着打好的胡基，快快地走向晾晒胡基的胡基垛子前，把胡基整齐的垛起来。 在提锤子的人打胡基、搬胡基的时候，供土的人就抓紧时间，用镢头把土先挖下来，然后打碎，准备好供土的料，等提锤子的人把胡基刚一端走，供土的人迅速用档板把石头底板上的浮土一一刮掉，放好胡基模子，撒上干灰，铲上三锨土，装进胡基模子，等到提锤子的人一到，一切已经准备好了。 提锤子的人迅速重复着前面打胡基的动作，如此重复进行下去，周而复始。干到一定时间以后，两个人互相可以交换一下，然后接着继续干，一点时间也不能耽误。 这样，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累的人连腰也直不起来。 我先后两次去洪水给人家打胡基。
第一次是1963年2月，7天时间共打了2750个胡基，一共赚了8.90元。 过了十来天，1963年3月，又去打了11天，打了5000多个胡基，赚了16.6元。后来我还给谷张学校打胡基，收入4.5元。我的几次打胡基劳动，一共赚了30多元，不仅还清了购买救济粮的贷款，还有结余。 1963年春节过后，农业社进行换届选举。在社员大会上，大家推举我和杨德发当记工员。从1963年3月起，我就和杨德发一起每天给社员记工，直到我上学离开农村为止。 1963年8月，我收到学校的通知，学校定于9月1日开学，要求我们按时报到。 我拿着学校的通知，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自己终于又可以进校园读书了，担心的是自己走了以后，丢下家里的老婆孩子，他们可怎样生活啊。自己现在不但不能挣钱养家，反过来还要上学花钱。 但是又没有办法。我只好咬紧牙关，勒紧裤带过紧日子，一切都从节约开始。首先尽量减少个人的开支。1963年8月底，我到学校去的时候，就是自己背着铺盖卷，从西安火车站一直步行到大雁塔，再从大雁塔走回学校的。 当初考大学报志愿的时候，之所以报考陕西师大，就是因为国家对师范院校的学生实行伙食供给制，自己吃饭不要花钱，这就解决了大问题。 吃的问题解决了，穿和用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穿可以穿旧点，穿烂点。 记得有一次我没有裤子穿，我爱人就把她的裤子让给我穿。
用的方面，对学生来说主要就是买书籍和文具。我在上大学期间，由于家庭比较困难，一般很少买书。主要是从资料室、图书馆借书看。自己没有书，每次上课都认真详细的记笔记，下课后又及时认真进行复习。所以每一次考试，我的成绩都还不错。 有一个时期，学校还每月给我发2、3元的生活困难补助费，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我的日常生活零用的问题。所以我上大学这几年，基本上没有花家里多少钱，事实上家里也没有多少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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