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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天津市简称津，中央四大直辖市之一，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北与首都北京毗邻，全市总面积11919.7平方公里。
n天津市辖有16个区县，包括:
中心城区六区（和平区、河西区、南开区、河东区、河北区、红桥区）
环城四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
远郊二区三县（武清区、宝坻区、静海区、宁河区、蓟州区）
滨海新区
n2006年，国务院将天津城市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天津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3℃左右，7月气温最高，平均26℃以上，1月最低，平均-4℃以下。
n天津四季分明，但是分布不均，春秋两季较短，有“非冬即夏”的说法。
n天津虽濒临渤海，但是深入内陆，形成一个半封闭的内海海湾，水体不大，因此对气候影响较小，大陆性较强。但季风气候显著，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季温暖多风，秋季凉爽，温度适宜。
n春有百花夏赶海，秋看红叶冬赏雪。
天津绝大部分为平原，只有少数部分是山地和丘陵。山区主要在蓟县境内，北依燕山余脉；平原低平辽阔。地貌特征为北高南低，从蓟县北部山区到滨海新区，呈簸箕型向海河干流和渤海方向倾斜。最高点位于蓟县和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交界处的九山顶，海拔1078.5米；最低点位于塘沽大沽口，海拔为0米。
哺育天津的母亲河——海河，由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和北运河汇流而成，市内河流纵横，坑、洼、塘淀星罗棋布，有“九河入海”之称。
一级河道：19条，1095.1公里（包括自然河道13条，811公里；人工河道6条，284.1公里）
二级河道：79条，1363.4公里
深渠：1061条，4578公里
海河上游支流众多，下游合流进入一条宽度不大的河道，形成了典型的扇形水系，因此水旱灾害严重。
n说起天津的形成，可谓经历的“沧海桑田”的变化。今天繁华的天津地区，远古时期曾是一片茫茫大海，最先成陆的是蓟县一带的燕山山脉。在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在一次剧烈的陆地沉降之后天津北部、西部陆地形成（今蓟县、武清区、静海县一带）。
n据历史文献记载，从3400年前的夏商之际起，到南宋淳熙十一年（西元1184年），在这其间，黄河下游数次改道，其中三度向北迁徙，在天津地区入海。古黄河携带大量泥沙，这些泥沙造陆能力很强，对天津冲积平原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经历漫长的岁月积淀，天津平原基本形成，因此有“退海之地”的说法。 
古海岸的遗存——贝壳堤
n第一道：10000~4000年前，从北站附近经西青区到静海县的四小屯，全长30公里。
n第二道：3400年前，从宁河赵学庄经张贵庄、沙井子到河北省黄骅市苗庄子，全长185公里。
n第三道：1900年前，从宁河芦台的闸口经军粮城、板桥到黄骅市歧口，全长75公里。
n第四道：800多年前，距现海岸线最近，北起蛏头沽向南经北塘、高沙岭到黄骅市歧口与第三道贝壳堤相连接。
n从历史上看，天津的形成不同于内陆地区，所辖蓟县、静海、武清等与北方的历史文献记载大致相同，而天津城区成陆较晚，退海后是一片海滩荒地，宋代以前鲜见史册。
n10世纪中叶，宋、辽两军在今海河、大清河一带对峙，沿河修建有多处军事据点——寨，比较著名的有泥沽、双港、小南河、沙涡、独流、钓台等，这些地名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市郊村镇的名称。
n金灭辽后，于1153年迁都燕京，改名中都，由于漕运和制盐业的不断发展，南运河、北运河和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一带日益兴盛，1214年设立直沽寨，这是天津最早的军事建制。
n元代，为加强直沽的军事守备，并保证漕运安全，1316年改直沽寨为海津镇，后设按察厅专管河、海漕运。
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是在明代开始形成的。1398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其长孙朱允炆即位，引起燕王朱棣的反对。他发动“靖难之役”，率领千军万马“渡直沽，昼夜兼行”南下突袭沧州获得胜利，最终夺取政权。1403年即位后，将直沽赐名天津，意思是“天子经过的渡口”。
由于明代统治者深感天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1404年开始天津设卫筑城，所谓“卫”是明代的一种军事建制，“天津卫”一词由此得来。修建的卫城即今天东马路、南马路、西马路、北马路围合的区域，东西长而南北窄，形如算盘，城墙“高三丈五尺，逶迤九里”，设4个城门，分别以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命名，城的四角设有角楼，即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西南角，城中央建有鼓楼，有大钟一口，每天早晚各敲打54下，“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城门晨开昏闭。可以说，当年的天津卫城就是现在天津城市的发祥地，天津城市历史由此开始。
“先有三岔口，后有天津卫。”
当然了，无论是金代的直沽寨、元代的海津镇，还是明代的天津卫，这些都是军事建制。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天津市的军事地位逐渐降低，而城市的作用越来越强。直到清雍正三年（西元1725年）天津改卫为州，天津从此转变为行政建制。雍正九年（西元1731年）升州为府，下辖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沧州6县1州，天津就这样从一个单纯的军事要塞演变成为繁华的贸易港口和商业中心。 
潞河督运图
绘制于清乾隆年间，为绢本设色。画卷绘有狭长的河道，河道上有运输船穿梭；河道两岸桃红柳绿、田园农舍，店铺寺庙错落有致，以及商贾、官吏、船工等人物，展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画中绘制各种形态人物798人，各式船舶64艘。该画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了天津、北京，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其中一条就有“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从此以后，西方列强乘机强占土地、划定租界，先后有9个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比利时）在天津设立租界。九国租界并立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缩影。从此天津成为中国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天津租界占地总面积约1600公顷，相当于天津旧城的8倍，是中国设立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这一切虽然说是耻辱，但却促进了天津金融、贸易、加工业迅速发展，成为继上海之后中国第二大商业中心和北方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也就成了中国汲取近代文明的重要窗口，西方列强的侵略、洋务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催生了天津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天津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
n最早自主修建的铁路——唐津铁路（原唐胥铁路）
n最早开启式钢桥——金华桥
n最早的邮票——大龙邮票
n最早的电报局——津沪电报总局
n报龄最长的报纸——《大公报》
n最早的机器铸币厂——天津机器局铸钱局
n最早的修造船厂——大沽船坞
n第一台自制蒸汽机车
n第一条有轨电车
n最早的电报、电话、公交系统
天津的民俗文化
1、移民文化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谋生出路,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二是以码头苦力、人力车夫、家庭雇工、理发、垃圾清理、废品回收为生;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中层移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们荟萃津门,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层移民——军阀政客、清朝遗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绅,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总之,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2、军旅文化
十五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犹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作为军事卫所,戍守的军士成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历代屯田士兵、漕运水手,以及李鸿章驻津的淮军、袁世凯在津训练的新军,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两代,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以扶弱济贫、打抱不平为尚。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都显示出天津人勇猛顽强的性情。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典型地体现出天津哥们儿的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闲事、火气暴烈,甚至"逞强好斗、滋事挑衅"的风气。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形成了早年青帮、脚行、混混儿等得以在天津码头独霸一方的社会环境。
3、码头文化
在历史上,天津是中国北方的漕运重地、物流中心、交通枢纽。天津聚落是伴随漕运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特征。运河与海河沿岸附近的聚落密度和规模都较大。漕运不仅沟通了南北的粮盐,也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天津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在兼容和吸纳了京都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江浙文化和闽粤文化。北方人的粗犷豪爽与南方人的精明干练,都对天津民俗的人文性格形成,产生了主要的影响。
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水灾频仍,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量难民涌入天津。他们面前无非两条主要出路:一是喝破烂,回收废品糊口;二是干脚行,扛包装卸养家。大批难民"闯码头"涌入天津的同时,也将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晋阳文化带到了天津。
以码头为特色的市俗文化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是曲艺,因而天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码头文化催生了天津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大饼卷酱牛肉、煎饼果子等——就餐时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卷起来就咬,可边走边吃,既方便省时,又价廉实惠,吃起来瓷实,还不耽误扛包上跳——这就是码头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而曲艺的兴盛亦得益于码头文化的孳生与哺养。
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但也应看到,由于码头文化的主体成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他们以"闯码头"的形式进入天津,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属于小农经济式的,在讲义气、抱团儿、性情豪爽淳朴之外,视野狭隘、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思想性格弱点,也显而易见。这种缺乏独创雄心与开拓魄力的思想,表现在民俗文化上,就是思想上的因循与苟安,以及文化上的模仿和因袭。
n天津话，中国北方方言 中的一种，流行于天津及其周边地区。天津地区虽然面积不算太大，但各处天津话仍有些许区别。一般认为，天津话以南开区 的语音最为纯正，南开区相当于旧城里地区（也就是天津仅有的四条正南正北马路：东马路、南马路、西马路和北马路所围起来的地区）以及附近的南市地区和娘娘宫 （中国最北的一座妈祖 庙）附近地区。
但凡天津人都知道，杨柳青 、咸水沽一代人说的话，似乎很“隔色”。在天津这地界儿，隐隐有这么一条线，线的这一头是“您(ní）了这(jiè）是干(ga)嘛(mà）呀”的天津话，一脚迈到线那头，就好像到了外地。
这条线到底在哪里，1954年，李世瑜老先生全面找出了天津地区四面八方的语言分界线 ，确立了“天津方言岛 ”学说，画出了“天津方言区域图”。
李老 告诉记者，他过去住在西头梁家嘴，从小就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他家的那些男女佣人，串街走巷做小生意的，卖青菜、西瓜的，掏粪的……都不说天津话。李老问过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他们不是说杨柳青、静海县，就是说海下、咸水沽，要么就是武清县、白洋淀……他又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讲的口语中所用的词汇有许多是与课本上、书籍上、报纸上不一致的，字典上也查不到，大人们说这是土话，或者是“杂言”。上个世纪40年代初，李世瑜开始搜集这些土话。
他说，天津方言与附近地区的方言有许多差别。住在市区的人到郊区去，走一段路就会发现语言变了。
所谓方言岛是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原来某方言区，形成被原来方言区域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孤岛。全国这种例子不少，大都因移民所致。北方方言区内最著名的方言岛是承德，它距离北京近二百公里，但居民操纯北京话，就是由于康熙时兴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大批供奉、保卫人员移住该地，定居下来，以致压倒原来居民所操方言，使之同化于北京话，因此承德形成一方言岛。
为什么从天津话中心旧城往北不过一公里，从东于庄、西于庄语音就变了——尽管它是个过渡地区，而往南到二十多公里的大八里台，大孙庄一线才变呢？
燕王的驻军以老城厢为根据地，无论是向北、向西还是向东开垦，都是不可能的。这三个方向都有人密集居住，常年耕作。村民不会让外来的人口占据熟地，所以驻军只能向南方开垦。天津地区原是个退海地，自从三十年前发现渤海湾西岸三道古海岸遗迹后，才确认，战国时期天津地区的聚落点还散布在沿张贵庄到八里台一线上，当时军粮城到咸水沽一线之西还是动荡不定的沼泽。而在旧城以北地区则在新石器时代已成陆地且逐渐开发。明初，天津地区的地位更为重要，建卫筑城之后，移民聚集，占据原属静海地面定居，向北阻于南北运河和子牙河，那是早已开发的武清地界。往南多沼泽、苇塘、荒地，移民尽情占用，因此一直开到二三十公里以外。
天津方言的起源
近于凤阳音，又似徐州语，类同淮安言，最像宿州话 。
中国人类学家李世瑜 ，在比较了天津话与周边方言的特点后，认为天津话是一个孤立的方言岛，提出了“天津方言岛”学说。即天津话不是由周边的方言演变而成，而是被周边相似方言包围的，像一个孤岛一样的独立的方言区
天津话是土著方言，是由静海话在声调发生演变之后而逐步形成的；另一说法从民间传说出发，不少天津人都听老人讲祖上在山西洪洞大槐树村，而根据有关资料，也确实发现天津许多早期人物籍贯是山西，因此山西移民的记载，使得一些人相信天津话来自山西；第三种说法认为天津人是“燕王扫北”时从安徽、江苏移来的，因此天津话的来源于苏皖地区。根据从历史及语音等角度考证，第三种说法最为可信。
“燕王扫北”即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前被封为燕王，被明太祖朱元璋派往北京、天津一带戍边。同时他也带去了不少家乡及附近的人——包括大量安徽人和苏北人等——戍边屯垦。后来朱棣夺取帝位，亲赐天津这个地名，在此筑城设卫，即天津卫。至此，天津成为真正的城市，并且从安徽及苏北来的军人是最大的群体。他们的家眷、亲属等也随他们迁入天津。这样，他们占据了当地的上层地位，其使用的江淮方言也成为强势语言。而天津卫内其他地区的人较少，所以形成北京音与静海音包围天津方言岛的态势。
到了清朝，天津改为州，后来改为府。天津在清代也是淮军的大本营。天津同北京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而且天津还是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不少官员、贵族等在此做官或修宅。因此，宫廷用语开始影响天津话。此时，天津话开始同北京话进行了双向影响。天津话与北京话出现了大量相同的词汇与读音。而从清朝晚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很多曲艺形式，包括京剧 、相声 、京韵 大鼓 等都经历大发展，不少艺术家在京津两地演出，其中不乏名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京话与天津话的相互影响。如“捅漏子”，原本是北京话；而“糟改”原本是天津话，但在京津两地都有使用。
到了现代，尤其是随着推广普通话的进行，天津话已经开始向普通话靠近，一些词语只在老人的口中能听到，年轻人很少使用。
在李世瑜提出“天津方言岛”学说后，学术界一致予以认可，但对天津方言的语源却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流行在天津这一地区的一个土著方言；或说，是由静海话在声调发生演变之后而逐步形成的；另一民间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村移来的；市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根据志书所载，许多早期人物籍贯是山西，文献中也有“自山西移民”的记载，故也主此说；另是“燕王扫北”时从江苏、安徽移来的。李世瑜认为，从语言现象上看，“燕王扫北”一说是较符合实际的。
“燕王扫北”，是流传民间已久的传说。朱元璋称帝后，仿效古人，封了许多藩王。四子朱棣握有重兵，且屡建战功，故遭朱元璋忌惮。为了削弱他的实力，据说，当时募兵的标准是“弱冠不挑，而立不去，天命之年随军去”，意思是说，随燕王扫北的人，二三十岁的人都不许去，只许五十岁左右的人去。无疑，这些人都是有家小的，就是说，燕王确实从固镇一带地区招募了很多士兵，带着家属开赴北方。
且不说传说怎样，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在燕王扫北前后，苏皖地区不断有移民到天津地区，江淮人逐渐地占了压倒性优势，才确立的天津方言岛。从山西或其他地方移民天津的人，由于不是大批的，无论是操什么方言，也都会被同化。
燕王是安徽凤阳人，他带兵北上定会从他的家乡及附近招募士兵，包括随军家属或其他移民，而且这些人有“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天津县新志·汪来传》)。所以《卫志》户口有军籍，官籍。通过上述逃荒、漕运、戍边等，大批人定居到天津。
《卫志·毛恺德政碑》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些史料、说明了明朝初期天津卫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军经商的吴人成了天津卫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比较高。于是，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
发展足迹
确立了天津话的来源，就要弄清楚，天津话的“母方言”到底在哪里？凤阳？蚌埠？淮安？还是……上世纪80年代，已经60多岁的李世瑜先后两次南下，奔波于安徽的各个城市。洪泽湖畔，留下李老踯躅的身影。
线索遍布
出行之前，几种线索形成不同的画面，呈现在李世瑜的面前。
线索一：80年代，“凤阳杂技团”到天津表演，讲解员说的完全是“天津话”，李世瑜以为是临时雇用的天津人来当讲解员。表演结束后，他和演员谈话，才发现，他们的口音和讲解员差不多，他们说的就是自己的家乡话。李世瑜联想到，天津西于庄有一种民间舞蹈——花鼓，他们的唱词、鼓点、舞蹈、服饰都是从凤阳来的。听黄梅戏的时候，也常常感到道白很像天津话。
线索二：一次他从合肥乘车南下，列车员说的都是“天津话”。李世瑜以为这是天津列车段的乘务员调到淮南铁路段的。经询问后，才知道他们说的也是家乡话。一位在徐州工作的天津人告诉他，徐州话和天津话差不多，只要动几个音就可以了。凡此种种，都让李世瑜意识到，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很可能与苏北、皖北一带有关，特别是以凤阳为中心的地带，当年燕王扫北时所带的兵可能就是从这里招募的，后来在天津定居下来。
线索三：周总理的口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的口音和天津话很像，因为他的阴平(一声)读低平调。淮安是周总理的故乡，这样就又使他意识到，以淮安为中心的方言有可能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
带着这些假设，1986年9月，李世瑜开始了寻访工作，先去凤阳。李世瑜在蚌埠下车，先调查了蚌埠方言，边听边录音边研究，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除了它的阴平(一声)也读低平调之外，其他的音调都与天津话有差距，尤其保存了许多入声字，而天津话是没有入声字的。如果加快语流速度，他们便有听不懂的地方了。到了凤阳，发现那里的方言不像杂技团的成员那样，而是和蚌埠基本相同，可能是杂技团的人并非都是凤阳人的缘故。
与此同时，李世瑜发现，凤阳的方言南部和北部还有差异，南部入声字更多一些。他又调查了凤阳附近的临淮 和留埠，结果也是一样。抵达淮安后，同样是一无所获，李世瑜的线索一下子断了。凤阳和淮安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的推断，被事实否定了。
偶遇：固镇 才是正根儿
绕着高邮湖 、洪泽湖 地区跑了一圈之后，天津方言的“母方言”似乎还在云里雾中 。李世瑜决定再到安庆寻访。在从徐州乘火车前往安庆的途中，他却有了出人意料的收获，这个收获成为李世瑜寻访成功决定性的因素。
火车上很拥挤，李世瑜和很多人一样是“站票 ”。火车过了宿州后，李世瑜身边的两个人因为抢座吵了起来。一口纯正的天津话，从两个人嘴里硬硬地甩出来。李世瑜以为碰到了老乡，便劝起架来，“都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别吵了。”抢座的人眼眉一立：“嘛！嘛出门在外！我，我就这儿的。”
一句话，让李世瑜大喜过望，安庆不去了！他干脆跟着这两个人下了火车，下车的这一站叫固镇，在安徽蚌埠北48公里处。一到固镇火车站，李世瑜以为回到了天津，充斥双耳的统统是他从小听到大、说到大的天津话。
车站的茶摊前，一位老掌柜和他们搭起了话，一种“共同语言”让他们相谈甚欢。至今李世瑜的录音带里还留存着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两位同志，你们哪儿人哪？”“您听我们是哪的人？”老人迟疑了一下：“听你们的口音是本地人，可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啊？”原来，固镇来来往往的人都要经过这个火车站，老掌柜差不多都认识。
兴奋的李世瑜马不停蹄地回了宿州，历经数月的调查，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终于现出了真容——天津话来自以固镇为中心的广大的江淮 平原。
这是燕王朱棣所赐。在流传民间已久的“燕王扫北”传说里，朱元璋四子朱棣握有重兵，且屡建战功，故遭父皇忌惮。为削弱他实力，当时募兵的标准是二三十岁的人不许去，只许五十岁左右的人去，这些人无疑都有家小。燕王确实从固镇一带招募了很多士兵，带着家属开赴北方。
到晚清，李鸿章 调淮军六万人驻守天津，最终又都演变成天津人。
结论：天津话来源于南方安徽蚌埠市固镇。以固镇为中心的淮河两岸地区方言是天津话的来源。
天津方言的特点
普通话zh、ch、sh这些卷舌声母 的字，在天津话里有一部分被读成平 舌声母的z、c、s，例如“展览”的“展”（zhan）,天津话却读为zan ；“招考”的“招”（zhao）,天津话却读为zao；“生产”（shengchan），天津话却读为sengcan；“上车”（shangche），天津话却读为sangce；“事由”的“事”（shi），天津话却读为si；“山脉”的“山”（shan），天津话却读为san等等。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天津话“齿音字”多。
普通话带有r声母音节，在天津话里一般读成零声母，把辅音r换成了元音ī，例如“人”（ren）、“热”（re）、“肉”（rou）、“润”（run）等字，天津话却分别读成in、ie 、you、yun等。再如“用、泳、勇”等字，普通话读为yong，而天津话却读为rong；“让、嚷、壤、”等字，普通话读为rang，而天津话却读为yang。
另外，天津话习惯于在a o e开口呼音节前加声母n。例如把“安全”的“安”读成nan ，把“超额”的“额”读成ne ，把“熬鱼”的“熬”读成nao，把“可爱”的“爱”读成nai，“鹅”读成ne，还有“欧洲”“海鸥”等等。
再说语词，天津方言中有一些特殊的语词，如用途很广的“嘛”（即什么，干什么），“哏儿 ”（即有趣），‘打擦”（开玩笑），“造改”（即破坏原貌）等等。在外地极为少见。有的个别语汇听起来令人相当费解，如“觉闷”（觉发脚音）即自觉的意思，不觉闷即不自觉，觉不过这个闷来，即是“不明白”之意。
最能体现天津话特点的就是声调。天津话与普通话都有四个声调，但在调值（每个声调的实际读音）上却有明显的差别，特别表现在阴平（一声）声调上，普通话读为高音、高平调，天津话则读为低音、低平调。借用音乐术语来说，二者相差了八度音。如“天”字，天津话不但起音低，落音更低，呈现出低而略带下降的调值，音程短促。阳平和上声声调与普通话也有差别，如“菊”字读“居”音，“笔”读“鼻”等。天津方言由上古音发展而来，其中保留了许多元、明朝代流行的词汇，与普通话有明显差异。名词后面的字一般发音较轻，如“天津”一定要把天字读重，读低，先走平调紧跟低沉向下，津的发音绝对要轻。而动词、形容词则无此现象。
情景对话1
n “二哥，您昨儿个黑晌儿干嘛去了？”
n “我没干嘛去（切），你干嘛去了？”
n “我，玩儿去（切），津湾广场！”
n “呦，那（和儿）有嘛？”
n “倍儿好啊，要嘛有嘛。”
n “豁，那贵吗？”
n “嗨，嘛贵不贵，乐呵乐呵得了。”
情景对话2
n “哎，张（脏）姐，我昨天买块绸（cou)子，往水(sui)里那么一放诶，你猜怎（neng)么着?”
n “怎(neng)么了?”
n “它抽抽（cou)了。”
n “哎呀，那不崴泥了吗，哪儿买的，这（介）得找（早）他去！”
n “嗨，找嘛呀，我捞出来那么一抻（cen）诶，你猜怎么着——它有长（cang)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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