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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认为读书的目的是变化人的心体，朱熹的说法是变化人的气质，心与气实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二人都提倡不能死读书，要切实改变人的心理与行为，不能只是“知解”，即认知上明白了事。只不过，阳明的尺度更大一些，他提倡脱离文字做学问，他自己就一辈子不写书。但是，读书作为文人尤其是现代人自我学习的手段，几乎是别无选择的。王阳明事实上也没有完全放弃读书，而是把读书当作一种修道手段，有机地整合进他的心学修炼体系，善巧方便地度化读书人。 有一个学生酷爱读书，王阳明就教他静坐。坐了一个多月后，学生无所事事，阳明又让他去读书。这名学生跟师兄薛侃抱怨说：我到底干哪样？薛侃说：你想想吧，正好由此入道。 （阳明）先生奚废书乎？昔者郭善甫见先生于南台，善甫嗜书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静坐。”善甫坐余月，无所事，复告之曰：“子姑读书。”善甫憝而过我曰：“吾兹惑矣。始也教庆以废书而静坐，终也教庆废坐而读书，吾将奚适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薛侃《研几录》） 阳明先教他静坐，待他心里不存思虑，放空以后，旧有的思维模式就不再那么坚固了，心灵获得了超脱以后，再让他读书，他就能读出他以前读不出来的东西。旧有习惯是一种执著，也是私欲的一种，这是去私欲的过程。需要他自己去体会。阳明没有说透，其实只要按着要求踏实去做，自然就能体会到。这也是一个磨炼心性的过程。如果老师一上来就把道理讲明白了，还怎么磨他的性子，岂不是培养出一个“知解之徒”了吗？ 这是通过读书变化心体的例子。阳明的做法有他的理论依据，他原就不希望学者只是通过读书获得知识，这种致知不是他所提倡的致知，他提倡的致知是致良知，良知是心之体，致良知是要把良心发露出来，记那些知识有什么用，能用吗？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传习录》） 他认为典籍只是对心的记录，人心里本来就具备这些典籍中说的理，要通过这些典籍上的文字追溯到自心，把它发露出来，才是读书的目的。而不是研究这些文字的义理。 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尊经阁记》） 文字只是手段，是逮鱼的鱼篓，是酿酒剩下的酒糟。不要在鱼篓中求鱼，不要把酒糟当作酒，喻示不要在文字中找天理，而应在心上找，心上具足天理。 《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五经臆说序》） 这就是儒家化物的功夫。 苏轼谈画竹子的经验说：此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 这不就是格竹吗？ 不就是致良知吗？ 此身与书化，良知即天理。莽莽荡荡界，只此一灵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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