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门沟纪事 文∕亚明 同土生土长的书声人相比，我只能算半个书声人。父亲于1966年初从克旗林业局调往书声公社工作，全家随父亲搬到书声公社所在地——倪其营子居住。当时，父亲一个人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便于两年后选择了到石门沟大队上场生产队落户。这样母亲和两个姐姐能够适时参加生产队一些劳动挣工分补贴家用，加之上场附近有煤场，烧煤既方便又便宜。因此，我与石门沟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初见大石门 1968年秋，在同兴老家上了半年学的我返回书声。可是家已经在我走后从倪其营子搬往石门沟大队了。我是跟着二姐和同村的万云霞姐姐第一次去石门沟大队上场新家的。走在路上，心里直嘀咕：石门沟，怎么叫这么怪个名字？直到踏进石门沟沟口时，才知道这个地方必须叫石门沟而不能叫其他任何名字。仰头南望，一座刀切斧削般陡峭的石壁直插云天，它的脚下是两座相对而立的巨大岩石，象两扇半开的大门牢牢地卡在狭窄的沟口。一条清澈溪水曲曲弯弯从石门里流出，溪水岸边的羊肠小道隐没在石门中，呼啸的山风盘旋着掠过石门。走进石门，阳光倏然消失，头上是伸手可及的压顶石壁，石壁上的苔藓、水渍构成了阴森恐怖的图案，感到随时都有倾倒过来的危险。不敢稍做停留，急急跑过这让人胆战心惊的险境，阳光又照射在了两边的山坡上。山坡上长满了榛柴、山杏树。回头再看那两扇石门，它的一侧斜倚在山脚，对面一侧的上方则霸道地伸出三四米长，象是在向过往的行人示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那天起，石门沟的名字就象这两扇大石门一样，牢牢地嵌入了我的记忆中。后来，我仔细查过全公社所有大队的名字，以地貌取名而又不与生产队同名的，好像只有石门沟大队一个。 到书声中学读书后，每两个星期放一次假，地处石门沟的三个队和那吉沟场上四个队的同学，都要走近路经过大石门回家，日子久了对大石门的恐惧感渐渐淡去。绿草如茵的初春，看着成群的银灰色鸽子打着旋飞向峭壁上的鸽子洞；山花烂漫的盛夏，钻进荆棘密布的山坡上，把山杏、百合花装进书包作为礼物送给多日不见的弟弟、妹妹们；遍地金黄的仲秋，争相对着大山、石壁亮嗓大喊，任由尖细、稚嫩的声音空谷传响；大雪纷飞的严冬，沿着大石门下冻起冰面的小河，打着冰出溜滑向沟外，奔向学校…… 其实所谓的石门沟不过是众多通往书声公社怀台坤兑大川的沟叉之一，从沟门往里分布着下仗房、南场、上营子三个生产队。如果把去石门沟大队比作登台阶的话，那么这三个生产队就处在一级台阶，河南营子、艾蒿洼处在二级台阶，从东到西排列的北哨、大张家梁、小张家梁、上场、东梁、下场、大柳条沟则分布在三级台阶。石门沟大队共有2200多口人，15000余亩耕地，属于全公社自然条件较好的大队。耕地开垦历史不长，主要农作物为小麦、莜麦、豌豆等，且产量可观。 那时节的降水量远远好于现在，冬春下雪、夏秋连阴天是常事。令人不解的是河南营子、北哨、大张家梁、小张家梁四个生产队地下水贫乏，人畜饮水极为困难。我于1977年离开书声时，小张家梁还在用毛驴到梁下的新开地公社境内驮水吃，另外三个队则打出了几十米的深井。井上辘轳要由两个人分别站在两头摇，一侧的井绳吊着空桶下，另一侧的井绳提着盛满水的桶上，上上下下，很是费劲，人们管这种井叫懒龙井。取水难使得人们对用水格外珍惜，洗脸水都舍不得倒掉，还要用来喂猪或浇菜园。可是与小张家梁仅一山之隔的上场、东梁、下场、大柳条沟四个生产队却小溪潺潺，泉水叮咚，这个谜团不知现在是否破解。 幽深的煤窑洞 石门沟的煤是书声公社前漫甸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物产，全公社约有一半的生活用煤产自这里。石门沟煤矿开采的历史并不长，据说开始发现的地点是在大队最晚成立的生产队——大柳条沟。有一年，生产队社员在村子下面的沟边挖沤麻池时意外挖出了黑乎乎的煤。从此，柳条沟生产队、石门沟大队、其他大队的煤窑布满了柳条沟的山坡两侧。七十年代初，旗里成立了国营企业——“五七”煤矿。苗福田从旗政府下放到书声公社任工交助理主抓煤矿工作。煤矿主要领导和重要环节干部是从旗直行政机关调来的国家职工。采煤巷道电灯照明取代了嘎石灯（乙炔），铁轨翻斗车取代了猪里马子车，生产条件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煤的产量。 小煤窑和五七煤矿距离我家住的上场三四里地，跟同村的小伙伴去煤矿从废碴中拣煤成了我放假后连干活带玩耍的营生之一。拣煤时钻小煤矿的煤窑洞子是最为惊险刺激的事。三两个小伙伴紧跟拉着吱吜作响的猪里马子车的工人（他们自称煤黑子），沿着一排排用粗大桦木柱子支起的巷道跌跌撞撞地往里摸。如豆的嘎石灯火只能照亮猪里马子车前面一条泥泞窄路，车子的吱吜声、拉车工人的喘息声、巷道一侧哗哗的排水声和我嗵嗵的心跳声充斥在狭窄的煤窑洞子里。这时才真实地感觉到了什么是下地狱。当看到三几盏嘎石灯照亮的采煤掌子面时，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情豁然开朗。里面的工人几乎是全裸着身子，无论冬夏，煤窑洞子里面都在零上十几度，繁重的体力劳动更让他们穿不住衣服。窑壁上挂着的嘎石灯照在几张布满煤尘的脸上，映衬出嘴里的牙格外白。刚进洞时，楞憋着不敢吸气，煤的硫磺气味、嘎石灯发出的臭味、工人的汗味混杂在一起令人窒息。通常一个采煤班四个人，一个大师傅掌镐，两个小工负责配合师傅装棚子（矿柱）、装筐、出碴，一个拉筐的小工往外运煤。掌镐的师傅用尖镐把煤层间的灰色碴掏出，待小工把碴清出装车后，然后再抡镐卸煤。每掘进一套棚子（约一米）的距离为一个班。采煤工作既累又危险，经常听到煤矿砸伤人甚至砸死人的事情。老师傅告诉我们，春季大地解冻时，支护的棚子被压的吱嘎作响，压力大的地方，二十多公分粗的横梁断裂像折根高粱秆似的。更危险的是从采空的巷道往出撤棚子，工人们叫“磕棚子”。每隔两三套棚子撤一套，要求手急眼快、腿脚灵便，掌镐的大师傅躲在后一套棚子间，磕下前套棚子，小工要迅速拖走棚柱和棚梁，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祸。多数伤亡事故都是出在磕棚子时。打煤工人的吃粮除了正常的人均口粮外，每天还有一斤补助粮，挣的工分也比在生产队劳动的社员高。人们都说采煤工人“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我们小伙伴下煤窑洞子除了看新鲜、寻刺激外，还能找点小便宜，就是帮拉筐的工人拉车，出来后可以先从车上的碴中抢到混在里面的小煤块，以便及早完成家长们布置的拣煤任务。 书声五七煤矿在全旗算是大矿，记得书记兼矿长叫高清云，全家也搬到上场居住，是同学高俊生的父亲。财务总管叫郭志谦，是同届同学郭瑞华和下届同学郭文杰的父亲。两人都是资深人物，高清云曾在某个公社当过领导，郭志谦是从旗文化馆调来的。高书记因儿子负责管理矿上发电用的柴油机被冻坏，气得大骂道，再过十年，柴油机上绑块干粮狗都会开，此话成为当地流传一时的笑料。老郭会计学问很深，为人耿直，据说没来书声前，敢跟全旗闻名的造反派头目辛良田公开叫号。他对石门沟地形地貌颇有研究，推测出这大漫甸下面全压着褐煤。当地人管褐煤叫柴煤，采出来的煤厚薄、大小不同，呈不规则的几何形，并且层层叠叠。令人惊奇的是，揭开煤层偶然还能发现清晰的树叶、树枝形状。柴煤拉回家要摊开晒干才能烧。因此，大队部、学校和社员家的院子里都有或大或小的煤垛，家家屋内吹火的风箱必不可少，散布在村中角角落落的煤灰堆更是寻常可见。当早、午、晚生火做饭时，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响起了“刮哒、刮哒”的吹火风箱声，象一曲优美的交响乐准时回响在石门沟山村的上空。 简陋的大队学校 刚来石门沟大队时，在二姐当老师的本队小学读三年级。一个夏季过后，就去位于河南营子生产队的大队学校住宿读四年级了。校长是刘广恒老师，教师先后有王俊岭、刘凤儒、张传国、郑喜山、马晓红、李秀文、胡广山等。全校开始有四、五、六三个年级，百十多个学生，后来增加了七年级。六、七年级算是现在的初中。刚刚十一岁的我，顽劣的品性在这里四处碰壁。课间与同学下五府棋挨过数学老师的拳头、晚饭后率领同学互相抡黄土圪垃挨过校长的暴训、字写得伸胳膊拉腿当堂受到过语文老师的奚落……几经磨难，终于规顺步入学习的正道。 七十年代农村学校的条件既简陋又艰苦：两亩地大小的操场、开饭时就是餐厅的课堂、写字时横竖都拉不直的课桌、经常修理的二人板凳、冬季靠大火炕取暖的宿舍。老师和学生都是自己带粮食，无论冬夏一天三顿几乎全是苦力——苦力——粥，偶尔吃一顿莜面饸饹算是改善生活了。熟菜微乎其微，烀熟了皮上还沾着黑斑的咸土豆、大疙瘩、芥菜疙瘩是冬春常吃不败的咸菜。夏天时常断顿的白菜咸菜是老师和学生们在下仗房生产队亲自种植的。同学们最盼望的是每个星期六下午回家改善生活。星期日下午大部分同学都背着白面饼、炒面、熟咸菜返回学校，以备下一个五天半的不时之需。校外则是没日没夜的批判会和震耳欲聋的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声。尽管如此，丝毫没有影响这个学校老师教学的劲头和学生学习的热情。仅有高小毕业文凭的刘广恒老师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任课老师。他治学严谨、以身作则，学校在他的严格管理下井然有序。学生们早晚都要上自习，老师们晚饭后必须在校备课、批改作业。辽宁省统编的教材虽然简陋，但老师们都能尽心尽力地教，学生们也能认真刻苦地学，教学水平和教学成绩在全公社名列前茅。 记得有一次时任克旗教育局局长的陈玉成和教研室主任冯广瑞亲自来校调研，在与学生的座谈会上，陈局长提出了一个与语文教学有关的问题：毛主席的《五·二0声明》是什么时间发表的？我站起来答道：1970年5月20日。又问：中心思想是什么？答：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两位领导听后赞许地点点头，看得出来他们对学校的教学质量非常满意。 读七年级的时候，校址迁到了东梁生产队的前营子、大队部西侧，为了能考入书声中学，总复习时我和同村的刘广文、明瑞霞每天顶着满天星斗，提着用墨水瓶做的小柴油灯赶到学校学习。刘广恒老师精心地为每个学生批改模拟考试作文题。“功夫不负苦心人”，1972年12月末升学考试，全班二十名同学考入高中的十九名，升学率居全公社第一。 在那个艰苦而特殊的年代，石门沟学校为书声中学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老师们也先后走出石门沟，陆续成为各级学校的领导和骨干。刘广恒老师从大队学校直接调到土城子公社中学任校长；王俊岭老师曾任南店中学校长；张传国老师曾在书声中学、经棚一中任教，是全旗乃至全盟闻名的教学能手。多少年过去了，我常常暗自思忖，如果小学和初中阶段遇不上石门沟学校和刘广恒等优秀教师，我的人生会如此丰富多彩吗？ 淳朴宽厚的上场人 石门沟大队马鬃山以西一片漫甸俗称那吉沟场，场上分布着上场、下场、东梁、大柳条沟四个生产队。从1968年搬到上场到1977年4月17日搬走，我和家人们在那里生活了九个春秋，与上场的父老乡亲们结下了胜似亲戚的深厚情谊，并永远感念不忘。初来上场时，父亲在公社工作，两个姐姐在外地读书，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小，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可上场人没有看我们一家人的笑话，只要求到跟前，无论男女老少都尽力相帮。年末分粮食时，我们到生产队粮仓前装好口袋，等叔叔大爷们扛完自家的粮食，再求他们给我们扛到距粮仓三四百米的家中，从来没有人拒绝过。每年秋天自留地收土豆，甭管天多晚，都有人帮忙从山上拉回来。每年杀猪、漏粉条、做豆腐全是找何培廷大叔帮忙，没给人家拨过一个工分。我家弟兄姐妹多，经常闹病，有个头疼脑热的就去找名字叫明春荣的大奶奶看，经过大奶奶的推拿、刮痧、拔罐、上蒜挑腚眼儿等治疗方法，手到病除。一天夜里，四妹妹病得高烧不退，大奶奶看过后赶紧让她儿子张培玉连夜顶着大雾赶到公社去找父亲。1970年父亲患上肺结核，医生告诉他，需要大量补钙，吃一种豆皮（做豆腐时豆汁煮开后上面凝结的一层薄皮）效果最好，腊月做豆腐时，我便拿着高粱杆到各家去挑豆腐皮。一个星期天，我学着大人的样挑着水桶到村中的水井挑水。因为井浅大人们可以直接用扁担钩勾着水桶提水，当我把水桶打满水后，却无力提上井口来，正当上不上下不下时，在煤矿打煤的李文财叔叔从村子前梁下班回家，看到我在井上的窘样，急忙跑过来拉上水桶，并嗔怪我瞎胡闹，然后挑起水桶送我回家。村中邻里之间也是非常和睦，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乡亲们仍不管阶级成分不论干部还是普通百姓，一家有难四邻相助共同度过贫困而艰苦的生活岁月。为回报乡亲们的帮助，会做缝纫机活的母亲经常帮妇女眼力不好或经济困难的家庭做衣服和鞋祙。每年杀猪时，给周围的邻居送杀猪菜是我和妹妹必做的差事。村里有个老人叫王喜文，是个复员退伍军人，当兵走后，女儿与妻子先后病逝。他在生产队当猪倌，人们都叫他老猪倌。可母亲不许我们这样称呼他，让叫他大爷，每逢年节父母便让我端上饭菜给王大爷送去。不擅言语的老人感激得直搓手。我在书声中学办的“红医班”学习了农村卫生员常识，毕业回村后还真派上了用场。王凤岐老人患肺气肿多年，我一天三次准时去给他打青、链霉素，后来竟然还能给何培山家刚出生不到十天的宝贝儿子打了一个疗程的针。 上场这片黑土地养育了我们全家，上场的父老乡亲们在困难时帮助了我们全家，我们只能用绵薄之力回报乡亲们的厚爱。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回村参加生产劳动，9月份我与同学明瑞霞一起进入到生产队领导班子，我任会计，她任妇女队长。近两年的时间，乡亲们手把手教会了我扶犁杖、打草、扬场等农活，我也主动地虚心向他们学习请教。虽然开始时对会计工作很不适应，但经过自己的努力钻研，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并按照父亲的要求坚持同社员一起参加四季生产劳动，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 1977年4月17日，是我们全家搬离石门沟大队上场生产队的日子。乡亲们围着前一天他们亲手装上家具的汽车为我们送行。大娘、婶子们拉着母亲的手依依不舍，两个妹妹与同伴们相拥而泣。在一连串“有时间千万回来看看”的叮嘱声中，我们离开了敞开博大胸襟接纳、帮衬了我们九年的亲爱的上场父老乡亲，离开了尽其所生所长养育了我们九年的上场热土……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屈指算来，离开书声公社石门沟大队已经四十一年了。四十多年来，我的人生道路在阳光与风雨中历尽曲折坎坷，但我都义无反顾地坚持走下去。是石门沟涂就了我友善、正直人格的底色，是石门沟给了我勇敢、毅然前行的力量。 为表达我对第二故乡的思念之情，用一首名为《明月一轮寄深情》的小诗结束本文： 晨曦里想起你怦然心动， 那是我可爱的家乡书声。 忘不了瑞雪纷纷走漫甸， 忘不了绿树葱茏大川行。 忘不了乌金闪闪堆成山， 忘不了良田道道铺彩虹。 啊！远方的游子思故乡， 彩霞片片寄深情。 月夜里想起你泪眼朦胧， 那是我可爱的家乡书声。 忘不了乡亲养育深深意， 忘不了恩师教诲浓浓情。 忘不了先烈热血洒沃土， 忘不了后辈擎旗展宏图。 啊！漂泊的游子望故乡， 明月一轮寄深情。 供图：陶旭东 【作者简介】亚明，现名王学斌，曾用名王亚明，原籍克旗同兴镇。1966年至1977分别年在书声公社天义号大队倪其营子、石门沟大队上场生产队居住。1975年7月毕业于书声五七中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