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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大雅·緜》“自土沮漆”别解

 許學仁 2020-10-23

《四库全书荟要》本《毛诗注疏》

《诗经·大雅·緜》:“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关于其中“自土沮漆”一句的解释,从汉代以来颇多,影响比较大的有:

《毛传》:“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

《郑笺》:“兴者,喻后稷乃帝喾之胄,封于邰。其后公刘失职,迁于豳,居沮、漆之地,历世亦绵绵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业,故本周之兴,自于沮、漆也。”

孔《疏》:“瓜之本实继先岁之瓜,岁岁相继,恒小于本,若将无复长大之时也,以喻后稷乃帝喾天子之胄,封为诸侯,后更迁于豳,国世世渐微,若将无复兴盛之时也。至于大王,其德渐盛,得其民心,而初始生此王业,乃不复为微。此事在何时乎?乃用居于沮、漆二水之傍已则然矣。居沮、漆者,复是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久古之公号为亶父者。于漆、沮之傍,其为宅舍才作陶复、陶穴而居之。所以然者,以其国土未大,人众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穴、复而居之。”

朱熹《集传》:“土,居也。沮、漆,豳之二水也。《齐诗》‘土’作‘杜’。汉扶风有杜阳,杜水南入渭。言国于杜与沮、漆之间也。古公亶父,大王也。复,复于土上也。穴,凿地也,其状皆如陶然。周自不窋奔于戎狄,后世国于漆、沮之上,子孙衰替如瓜之瓞,岁以益小。至于大王,其始犹处于复穴,无室家之盛。及迁于岐周,而后大兴焉。”

此类的解释,各有不同,比如“土”,《毛传》是居地的意思,朱熹《集传》则以为《齐诗》作“杜”,和沮、漆一样,也是水名。郑玄认为这句诗是说公刘失职迁豳的事情,而孔颖达则认为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事情,朱熹认为是不窋的事情,可见没个定准。

到了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别开生面,他说:

“土,当从《齐诗》读为‘杜’,古字假借耳。杜,水名,在汉右扶风杜阳县南,南入渭,今属麟游、武功二县。漆水在右扶风漆县西,北入泾,今属邠州。沮,当为‘徂’,徂,往也。‘自土徂漆’,犹下文言‘自西徂东’,言公刘去邰适邠,自杜水往至于漆水也。”[1]

王引之认为“土”当读为“杜”,是指在陕西省宝鸡市的麟游县和咸阳市武功县之间的杜水,指邰;漆水就是今天陕西省咸阳市彬县附近的漆水,是指豳。最重要的是他指出“沮”当为“徂”,训“往”,这是前人没有说过的。同时他还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此“沮漆”与《尚书·禹贡》的“漆沮”非一事,袁梅先生认为“王氏究其原委,见识圆通,辩证精详,乃笃论也。”[2]王引之“沮”读“徂”的说法得到高亨先生的赞同,他在《诗经今注》就采用了王说:

“土,读为杜,古水名,在豳地。沮,借为徂,往也。漆,古水名,在岐山区域。自杜徂漆,即由豳地迁往岐山。”[3]

在杜、漆二水上,高先生的看法杜水是在豳地,也代指豳地;漆水在岐山,也代指岐山,这句诗是说周太王去豳迁岐的事情,与王引之的看法不同。屈万里先生《诗经诠释》中也引王说为证,只是认为“此当是古之漆沮水,非古漆水也。”[4]说明也是大略同意王引之的说法。

从句式和文意上看,“自土沮漆”的“沮”的确该是个动词,“自某徂某”这样的句子,在《诗经》里有不少,除了《緜》、《桑柔》的“自西徂东”,还有《氓》的“自我徂尔”、《云汉》的“自郊徂宮”、《丝衣》的“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等等,其他书里也有类似的句子,比如《国语·楚语上》的“自河徂亳”、《列女传·阿谷处女》的“自北徂南”、《汉书·叙传下》的“自岱徂海”、《后汉书·郎顗传》的“自春徂夏”等等,说明“自某徂某”是古人的一种常用语句式,就象今天人说“从哪里到哪里”、“从什么到什么”一样,只是《緜》这里偶然写了个通假字“沮”而已,所以王引之读“徂”训“往”是对的。“土”(或“杜”)、“漆”是指两个周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这句诗以前的解释,多认为这句是说周人的先王迁居的事,这应该没问题,问题是迁居的是谁,目前看到的就有不窋、公刘、周太王三种说法,那么到底哪个说的对呢?实在不大好评判。如果仔细品品,恐怕诸家说中,朱熹的说法相对靠谱一点。

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

周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从古公亶父往上,就是一锅糊涂糨子,他们自己都搞不明白自己的世系,自然对先祖的历史也是一大片的模糊,这点唐代人早就发现了。比如《诗·公刘》孔颖达《正义》作了很长的一段分析,是这么说的:

“《周本纪》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刘。’是后稷之曾孙也。后稷本封于邰,非有所迫,不应去国适豳。公刘有道之君,天子不应见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见迫逐而迁于豳也。《谱》云:‘公刘以夏后太康时失其官守,窜于此地。’则夏之始衰,谓太康时也。去中国而适戎狄,则是不为天子所助。下《笺》以为夏人迫逐,盖是王朝之人,以时衰政乱,疾恶有道,故逐之也。案《谱》以公刘当太康之时,韦昭之注《国语》,以不窋当太康之时。不窋乃公刘之祖,不应共当一世。夏氏之衰,太康为始。太康,禹之孙。不窋,稷子。计不窋宜当太康,公刘应在其后。《豳谱》欲言迁豳之由,远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时失稷官,至公刘而窜豳。其迁豳之时,不必当太康也。又《外传》称后稷勤周十五世而兴,《周本纪》亦以稷至文王为十五世,计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许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若使此言必非虚诞,则不窋之与公刘弥是不共世。太康之后,有羿浞之乱,比至少康之立,几将百年。盖太康始衰之时,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刘见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经之所陈皆是也。”

说明在“自土沮漆”这句诗是说周人的哪位先王方面,并没有定论,古书里也没有很明确可信的记载,所以孔颖达才做了这么长的一段分析论述。孔颖达这段主要论述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他同意郑玄《诗谱》的说法,认为不窋相当于夏太康之时,《国语》里说的“夏政衰”是指夏初的时候太康失国之时。二是他认为是不窋于太康时失官,但没“窜”,是公刘的时候周人才迁徙到豳,也就是《国语》里说的“窜于戎狄之间”。三是他认为《史记·周本纪》中的周人世系“实难据信”。

《史记·周本纪》里说:“后稷卒,子不窋立。”司马贞《索隐》说:

“《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生不窋’,而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馀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

张守节《正义》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引《毛诗疏》云:

“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

《史记·周本纪》里记载的那些古公亶父以上的那些从后稷以来的先王世系,大概是周人把自己还能模糊记得的一些先王名字按照先后次序串起来,凑合了那么个世系出来,后稷之后,从不窋到文王只有十四代,所以《国语·周语下》里载单穆公说“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指从后稷到文王)。十四代人却经历了虞、夏、商三代,虞朝的年数不详,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夏朝是471年,商朝是496年,加在一起就是967年,仅这两朝就接近一千年了,这期间周人才传递了14个王,谁信呢?

所以说,周人对其祖先的历史是很模糊的,特别是对他们“民之初生”的时候,就更不用提了,看看《诗经》里记载的那些关于周先王历史的诗,古公亶父(包括)以后还算比较详细,在此之前的,先王只提到了后稷和公刘,先妣只提到姜嫄,别的先王先妣就没提,不是不想提,是他们记不得了。

但是他们印象极深的一件事,也是他们记得的最古老的一件事,是他们的先王不窋窜于戎狄之间的事情。《国语·周语上》记载周穆王将要征伐犬戎,祭公谋父苦谏阻止,说了老长的一番话,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四库全书荟要》本《国语·周语上》

《史记·匈奴列传》里则说奔戎狄的不是不窋,而是公刘,和郑玄的《诗谱》的说法一致: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

可见,祭公谋父说的不窋失官后“自窜于戎狄之间”和《匈奴列传》说公刘失官后“变于西戎,邑于豳”是一回事,“戎狄之间”就是指豳地。可是,他们对是哪位先王、什么时候窜去的就模棱两可。在这两种说法中,《国语》里的记载更早些,所以应该相对可信。

而仔细考虑一下祭公谋父的说法,就知道说是在太康之时是不可靠的,因为他明确地说他们的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说明他们的先王一直为夏朝服务到夏朝衰落,而太康之时是夏朝的开端,夏朝刚刚开始不窋就失了官逃走了,怎么会说服事夏到夏衰?所以说太康之时不合理,所谓的“夏之衰”是指当是夏朝末年国家衰败为商人所灭之时才符合实情。

祭公谋父追述先王的一些历史,说到了不窋在夏衰的时候“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之后就直接说武王灭商建立周朝的事情了。可见,对于周人来说,不窋窜于戎狄和周武王灭商是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其中说不窋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得很明白,周人的先王从后稷开始一直是虞、夏的属国,是“服事虞、夏”的,而且他们本来不居于戎、狄之间,是夏朝衰落之后他们自己“窜”了去的,而且用这个“窜”字很诡异,《广韵·去声·换韵》:“窜:逃也,诛也,放也,藏也,匿也”,从这些释义上看就知道“窜”不是个好词儿,显然是因为夏朝末年的时候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周人逃亡到了西北的戎狄之间,所谓的“戎狄之间”就是指陕西的豳地。陕晋一带就是戎狄所居之地,直到周代还是如此,《左传·昭公十五年》里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夏朝末年发生的大变故是什么?不用问就是商汤灭夏,祭公谋父说的“夏之衰”就是说这事儿。郭沫若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夏禹的问题》,他在里面论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主要内容是:夏民族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他们被殷人驱逐之后多逃亡北方,猃狁、犬戎这些部族都是夏民的后裔。《诗经·商颂·长发》中“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的“土方”就是殷墟卜辞中的“土方”,也就是周金文和典籍中的朔方、驭方,土方就是夏民族。[5]程憬先生在《夏民族考》中赞成郭先生的看法,认为土方就是夏民族。[6]杨宽先生作《说夏》一文,认为指出“‘夏后’即‘下后’,本为下土之神或人王之通名”、“‘有夏’之‘夏’,盖‘下土’、‘下国’之省,或为‘下土’二字之合音”,[7]非常正确地解释了夏朝之“夏”的来源。后来胡厚宣先生通过对殷墟卜辞的研究,也认为卜辞中的“土方”的确是夏民族,说“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说土方为夏民族,其地望在殷之西北,都是非常正确的。”[8]

说“土通杜”是对的,说土方是夏人也是对的,但是“土”不得通“夏”。夏人之国本来自称“下土方”,他们自己简称“下”,周人本是夏人的属国,所以他们也自称“下”,周代文献里都写成“夏”,“下”、“夏”是音近的通假字;殷人简称“下土方”为“土方”,所以“夏”也就是“土”或“杜”,夏少康也可以称“杜康”就是这个意思。[9]实际上,夏代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戎狄”之说,只有“夷”,程德祺先生认为夏人本来就是东夷,[10]应该是很正确的看法。“夷”是夏人对所属方国的称谓,就象商代称“方”、“周人”称“邦”称“国”是一个道理。夏朝灭亡后,夏室贵族和大量的夏属方国都逃亡西北,变为戎狄,就连西戎中最强悍的猃狁(即匈奴)都被认为是夏后氏的后裔(见《史记·匈奴列传》)。而留在东方的夏人就是商代的“人方”和周代的“东夷”,因为夏人自称“人(夷)”。所以戎狄、东夷的观念,是商代才有的,而戎狄和东夷本都是夏朝的遗民。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可以明白《緜》里说“自土徂漆”是怎么回事了,他们说“民之初生,自土徂漆”,实际上是说周的先人之初,从土前往漆,“土”就是“杜”也就是夏,“漆”是漆水,是豳地的一条河流,代指豳地,也就是《国语·周语上》里祭公谋父说的“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的故事,这也是周人所能记得的他们先人最早的重大历史事件。

根据《史记·周本纪》,不窋是周人的初祖后稷的儿子,未必确实,但可以说明不窋是周人心目中非常早的一位祖先,他以上的祖先已经不能知道,只能追溯到后稷了,所以不窋之时自然可以属于“民之初生”之时;而紧接着说的古公亶父就是周太王,也就是周文王的爷爷,那时候已经不是“民之初生”的时候了,所以说“自土徂漆”绝不能是古公亶父的事情。

周人本是夏人的属国,夏朝被商人所灭后,爆发一次大规模的方国部族的迁徙,夏人和夏属的诸多方国都逃到了西北变为戎狄部族,周人就其中之一。故对于商人来说,周其实也属于戎狄的一支,《孟子·梁惠王下》说“大王事獯鬻”,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一直是商朝的敌人,所以直到殷商时期殷人还在征伐周,殷墟卜辞里可见“惟周方征”(合集6657正)、“伐周”(合集22294)、“翦周”(合集22508)等记载就是明证。只不过后来周王季历投靠了殷商,和本来是同盟或亲族的戎狄划清了界限,还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见《古本竹书纪年》),自然变成了戎狄的敌人,不再承认自己是戎狄了;到了他们灭商得了天下,又自称曰“夏”,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夏人。同时也可以知道,《生民》中所说的后稷“有邰家室”的邰国本来也必定不是在陕西省武功县西南,而也是中原或东方的虞夏属国,在陕西那也是夏朝灭亡之后,夏人方国大规模向北或西北迁徙的结果。

对于夏朝的历史现在有两个很大的误解,一个是很多人认为夏朝灭亡之后夏就没了。实际上夏朝灭亡后夏国并没有消失,而是迁徙到了山西一带,就是商人所称的“土方”,而他们自己还是称“夏”的,就象商朝灭亡了还有卫和宋一样,卫就是殷,那里是殷虚(墟);宋就是商,那里就是商丘(就是商虚)。宋人直到战国时期还被称为“商人”,可见商人的国家并没有消失。夏人逃亡到山西重新立国,在那里经历了整个商朝近500年,所以山西那里也有“夏虚”之称。后来周成王封唐叔虞在山西唐国的时候,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唐地(即后来的晋)就是夏虚,故要“启以夏政”;夏人的后裔都是戎狄,故要“疆以戎索”,就是这个意思。

另一个误解是把夏朝灭亡后夏人在晋地建立的国家当成夏朝的夏,自然也把那里的夏虚当成夏朝的夏虚,其实那里应该是夏朝灭亡后的夏虚,可以称之为“后夏虚”,和夏朝的夏虚无关。

    总之,《诗经·大雅·緜》里说的“自土沮(徂)漆”和《国语·周语上》里所载周之先王不窋在夏末失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是一回事,二者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说的就是夏朝灭亡后周人从中土的夏逃亡到戎狄之地的豳这件事情。《緜》里为什么不直接说“自土徂豳”呢?这是作诗为了和第一句“緜緜瓜瓞”的“瓞”字押韵,“瓞”、“漆”古音都是质部字,是押韵的;而“豳”是文部字,与“瓞”是不押韵的。

【注释】


[1]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三册252页。

[2]袁梅:《诗经异文汇考辩证》,齐鲁书社2013年,649页。

[3]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78页。

[4]屈万里:《诗经诠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330页。

[5]郭沫若:《夏禹的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302-309页。

[6]程憬:《夏民族考》,《大陆杂志》156期,1932年。

[7]杨宽:《说夏》,《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67合期51-59页。

[8]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352343页。

[9]王宁:《再论卜辞“土方”与夏人的相关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16/9/21.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902

[10]程德祺:《夏为东夷说略》,《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三辑。

编辑:知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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