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幕拉下来了关于西周灭亡的经过，我们在上面已有所涉及。为了眉目清晰，现在还有必要完整地叙述一下。史料主要出于《史记•周本纪》和《国语》、《左传》、《竹书纪年》。 宣王在位46年，于公元前482年死去。由太子宫湼继位，就是幽王（前781-771）。 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关中地区发生大地震，岐山崩裂，渭，洛，泾三川断流。 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幽王开始宠爱褒姒。 幽王五年（公元前777），幽王要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褒姒所生的伯服（伯盘）①为太子。宜臼逃到申国。 幽王八年（前774），废立之事成为现实。 幽王九年（前773），申侯与犬戎，缯国结盟。 幽王十年（前772），幽王派兵伐申，目的是要杀死宜臼。 幽王十一年（前771），申，缯，犬戎等攻入镐京，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褒姒被虏走，伯服与幽王共同遇难。 幽王死后，西周政治形势复杂，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虢公翰立王子余臣（幽王的另一个儿子）于携（携地不详，大约距镐京不远），称为携王。申侯，缯侯，许文公等立太子宜臼于申，就是平王。 这里需要解释两个问题： 虢公翰，虢国（今陕西宝鸡东）的国君。梁玉绳《古今人表考》认为是虢石父的儿子，也有人认为就是虢石父，总之是幽王和褒姒的同党。 申国：有两个。一为南申，就是申伯之国，在今河南南阳市唐河一带；一为西申，就是申侯之国，在今陕西，山西间，一说在今陕西骊山一带，就是平王的外公家。原来人们认为平王的外公家是南阳那个申国，因而很多事情说不清楚。《竹书纪年》提出了西申之说，许多疑问才得以迎刃而解。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长达二十多年。这么大的一件事，《史记•周本纪》却毫无记载，只见于《左传》和《竹书纪年》。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用迁郏辱阝（音辱）。” （到了幽王时，上天不保佑周。幽王昏乱，倒行逆施，因而失去了王位。携王干犯天命，诸侯废掉他而另立继承人，因此迁都郏辱阝。） 郏辱阝，今河南洛阳市。 《竹书纪年》就说得更详细一些。但《竹书纪年》自从晋朝发现后，流传下来的本子内容逐渐错乱，以至于最后佚失。唐宋人所引用的文字，就出现了岐异。按照上引《左传》的说法，是幽王死去之后，虢公翰才拥立王子余臣即位于携，然后申侯、缯侯等拥立太子宜臼即位于申。而《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唐人）引《竹书纪年》说：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即伯服）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骊山一带）。先是，申侯、鲁侯（应为缯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 这是说：幽王在世时，太子宜臼逃到申国去，幽王立伯盤（伯服）为太子。申侯、缯侯，许文公等在申国拥立宜臼为王，就是平王。因为他是太子，称为天王，表示是王统的继承人。幽王死后，虢公翰等又在镐京附近的携地，立王子余臣为王，就是携王。 按照这个记载，幽王未死前，已经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就是幽王和平王的并立。幽王死后，又有平王与携王的并立。 但北宋刘恕《通鉴外纪》所引《竹书纪年》却说： “幽王死，申侯、鲁侯（缯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二王并立。” 这是说：幽王死后，才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 我们认为：《左传》和《通鉴外纪》引《竹书纪年》的说法是正确的，“二王并立”是幽王死后的事。在幽王还没有死的情况下，平王怎么能和老爸分庭抗礼呢？在礼制和宗法观念盛行的西周，那是大逆不道的事。作为总导演的申侯是不会这么干的。平王在申称“天王”，是针对携王的，表示自己是正统的太子，地位高于任何王。如果是幽王未死，他针对老爸而称“天王”，岂非不合情理？揆之常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幽王被杀的第二年，就是平王元年（公元前770），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等以武力护送平王东迁雒邑，历史上称为东周，也就是春秋时代的开始。西周立国276年，共有十二个王，至此终于灭亡了。 作为西周历史的一个余波，关中地区的携王在平王21年（公元前750）为晋文侯所杀，“二王并立”的局面至此结束。 周平王有“弑父”之嫌？ 两周之际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由于记载的残缺，许多问题至今难以搞清，给学者留下了许多推理和想像的余地。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就是周平王是否有杀父之嫌？是否违反了伦理道德？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说： “今平王既立于申，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之戍申，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冡嗣为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日知录》卷二《文侯之命》） （如今平王既然在申即王位，从申迁到雒邑，又让周的军队戍守申国，那么申侯的征伐镐京，幽王的被杀，不能说不出于平王的本意。当时的诸侯只知道他是继承人应该被立为王，而不考察他参与了弑父之事，其罪当杀。虢公立王子余臣，或者是有见于此。） 顾炎武的立论，是以“周人戍申”为根据的。这件事见于《诗经•王风•扬之水》。这首诗所反映的是：周平王东迁以后，派出军队帮助申、甫、许三国戍守。担任这种戍守任务的士兵背井离乡，对此颇有怨言，发出“哪年哪月能回家”的感叹。顾炎武据此认为：平王派兵帮助申国戍守，可见他与申国的关系很铁，当初申侯和犬戎进攻镐京，杀死幽王这件事，应该合乎平王的心愿，平王是共谋。 但顾炎武把“戍申”之事弄错了。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申侯的申是西申，学者认为在今陕、晋交界处，一说在今陕西骊山一带。而《扬之水》所反映的戍申，是南申，在今河南南阳市唐河县境内。甫国，就是吕国，在今河南南阳市境内。许国，在今河南许昌市。当时南方的楚国日渐强大，平王派兵帮助这三国戍守，是让它们做朝廷的屏障，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与杀死幽王之事没有关系。但尽管顾炎武把论据用错了，其论点还是值得重视的，他认为周平王是申侯的同谋者，有杀父之嫌。 清代学者崔述也认为这件事不合情理。他说： “宜臼之于王，父子也。申侯之于王，君臣也。王逐宜臼，听之而已，申侯亦不应必欲助其甥以倾覆王室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之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侯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弑王而灭周，其罪通于天矣。此数贤侯当声大义以讨之。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焉。（《丰镐考信录》卷七） 崔述的意思是：这不可能是事实，他对这些记载并不相信。反过来说：如果真有这种事，那么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都是大逆不道的。晋文侯，卫武公等也不应该无原则地拥立宜臼为王，跟着淌这湾混水。 和这个问题有关联的问题是：“二王并立”，究竟谁具有合理性？而按照顾炎武和崔述的观点，应该是携王具有合理性。顾炎武指出宜臼有杀父之嫌以后说：“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于此也。”崔述认为：如果宜臼真和杀死幽王之事有关联，那就应该“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而携王余臣不就是“幽王他子”吗？ 但按照传统的主流观点，却多认为平王登立具有合理性。《左传》说“携王奸命”，《史记》对携王的事只字未提，都表现了对携王的贬斥或冷漠。 现代学者，指斥平王“弑父”的也不乏其人。他们的论点，基本上没有超出顾、崔二氏的范围，我们就不加以引录了 是谁之咎？ 对于上述的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笔者谨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暂且抛开亲情不说，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周幽王、褒姒、虢石父等是一个反动腐朽的统治集团，闹得众叛亲离以至于最后覆灭，是历史对他们的惩罚。并不能从亲情的角度掩盖和淡化他们的罪恶，他们并不值得同情。 第二，幽王废掉太子宜臼，还要赶尽杀绝，进攻申国要杀死宜臼，申侯联合犬戎反击，杀幽王于骊山之下。从亲子关系来看，起因不是子不孝，而是父不慈。这场灾难是幽王自己造成的，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第三，宜臼是不是参与了弑父之谋？是否应该承担弑父的责任？这要看他当时年龄有多大，是否成人。用今天的法律概念来说：他是不是具有行为能力的人。据《搜神记》卷六十记载：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岁有马化为狐。” 《搜神记》，晋人干宝撰。为志怪小说，内容多为神话，但多源于古书。上引“马化为狐”的事，见《竹书纪年》，说是幽王生在这年，大约也是根据《竹书纪年》，不过现在所看到的《竹书纪年》，仅有“马化狐”的记载，却没有“幽王生”的内容，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漏掉了。如果幽王生在宣王三十三年（公元前795年），他死的时候（公元前771）不过25岁，就算他18岁有子，那年宜臼不过8岁，有什么行为能力？宜臼9岁即位，在位51年，死在公元前720年，终年应该是60岁。古人的寿命一般要比现代人短，活到60岁就不算短命了。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不过是别人手上的一张牌，只是个符号，连傀儡也不够，因为傀儡还能在别人的操纵下活动，他连这点活动能力也没有，怎么能把“弑父”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史记》说“犬戎杀幽王”，这个记载没有错。杀死幽王的是犬戎，策划者则是申侯，与平王毫无相干。 第四，关于“二王并立”。虢公翰是什么人，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不外乎是虢石父或虢石父的儿子，只有这两种可能。不管他是老虢也好，小虢也好，总之是幽王、褒姒的同党，是最腐朽的政治力量的代表。而这个王子余臣，不过是他们手上的一张牌。幽王和伯服虽然死了，褒姒被虏也下落不明，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并不甘心失败。另开一个店，拥立携王，是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 我们说幽王一党不好，并不等于说平王一党就是好的。这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博弈，那种保守与改革，进步与反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在这里是用不上的。 谥法：“治而无眚（音省，过错）曰平”，“执事有制曰平”、“布纲治纪曰平”，这是一中上等的谥号，算是一个7-80分的帝王。而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却把平王和厉王、幽王画了等号，都列入“下下、愚人”栏内。这大约是从“弑父不孝”、“引敌灭国”的角度来衡量的。但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那不应该是平王的过错。 平王东迁的原因 平王东迁，是在哪一年？这是我们讨论东迁原因的一个前提。对于这件事，古书上的记载基本是一致的。 《国语•周语上》： “（幽王）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竹书纪年》： “平王元年辛末，王东迁雒邑。” 《史记•周本纪》：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避戎寇。”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幽王十一年，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元年，东徙雒邑。” 按照上面的说法，平王东迁是在幽王被杀的第二年，就是平王元年（公元前770）。两千多年来，并没有人对此提出什么异议；只是到了最近，有一些学者则主张平王东迁的年代应该后推。有的说：应在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有的说：应在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或周平王二十四年（前747）②。他们的主要根据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一段话： “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辱阝。” 他们认为：从文意上看，先说“诸侯替之”，后说“迁郏辱阝”（雒邑，今洛阳），是表明携王被杀以后才迁都雒邑的。但笔者认为：替，废也，代也，是废掉携王，由平王取而代之。这是说：虢公翰立携王后，申、秦、晋、许等诸侯又立平王于申，不久便迁往雒邑。另立平王，就表示废弃了携王，并没有携王被杀后才迁都的意思。 探讨平王东迁的原因，如果把迁都的时间推迟10年甚至20多年，关中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自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公元前770-747年之间，秦逐渐取得了丰、镐之地，晋逐渐取得了河西之地，郑也扩大了地盘；这是论者主张平王东迁为了“避秦”、“受逼于秦晋郑”的主要根据。但推迟东迁之说只是一种主观臆断，根据是不足的。我们还是要相信《国语》、《竹书纪年》和《史记》的说法，讨论平王东迁的原因还是要根据平王元年（公元前770）的形势、背景来考虑。这样，由推迟东迁时间而衍生的“避秦”、“受逼于秦晋郑”等说法便不攻而自破了。 其次，钱穆先生认为犬戎是友而不是敌，东迁不是为了避戎，表面看来好像有道理，仔细研究起来也是站不住脚的。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在传说中舜的时候，西羌（西戎）就居住在三危（今甘肃敦煌一带），“滨于赐支（今甘肃临夏以西，青海东南），至于河首（今甘肃兰州附近的黄河上游），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 这是西羌（也就是西戎）的早期情况，分布于今甘肃西南直到青海，新疆一带。以后逐渐东迁，和夏、商、周各朝经常发生战争。 《后汉书•西羌传》接下来又写道： “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周朝衰落，戎人逼近诸夏地区）。自陇山（今陕西陇县一带）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今甘肃渭源一带）有狄、豲（音原），邽（音规）、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今甘肃宁县一带）之戎；洛川（洛水）有大荔（今陕西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今陕西临潼，渭南一带）；伊、洛间（今河南西部）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今河南登封一带）以西有蛮氏之戎。” 这是说：在平王之末，西戎已经东进到陕西、河南一带。但他们的东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在宣王、幽王、平王时期，关中已经有很多戎人的部落。平王初年，平王对秦襄公说： “戎无道，侵夺我岐（今陕西岐山县）、丰（今陕西户县一带）之地。” 这表明：戎人已经逼近镐京了。 西戎部落众多，各不统属，犬戎只是其中的一支。申侯为了攻击幽王，联合了犬戎，不等于联合了所有的西戎部落。何况攻进镐京之后，犬戎也未必完全听从申侯的摆布。就算申侯和犬戎是铁哥们儿，他和其他戎人部落也不能完全摆平。当时在今甘、陕一带到处是戎人的部落，镐京一带已在戎人的包围之中。申侯和犬戎的一度联合，并不能得出西戎部落都是友的结论。 《国语•郑语》载史伯语： “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 （申侯施德于西戎，他们拥护申侯，当时申、吕等国正在强盛。） 有人据此认为：“当时势力较强的为申、吕、西夷犬戎均属附从地位，平王何用远避？”③ 是的，与西戎的每一个部落相比，申、吕是较强的，也许犬戎与某些西戎部落处于附从地位；但当时西戎部落众多，岂能都附从于申、吕？申、吕岂能有控制众多西戎部落的能力？ 我们排除了“友戎说”，“平王东迁后移说”以及由此演绎而成的“避秦说”、“受逼于秦、晋、郑说”之后，根据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回过头来研究平王东迁的原因，觉得《史记》的“避戎寇”的说法是正确的。当时关中大部分地区被西戎各部落所盘踞，镐京附近还有一个依附于虢国（西虢，今陕西宝鸡东）的携王政权，天灾戎祸使关中地区经济萧条，镐京出现一片残破景象；对于国力日衰的平王政权来说，镐京已经不适于居住，而且随时有被戎人攻灭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平王需要迁到天下之中、经济条件相对好一些的雒邑去，受与王室关系比较密切的各诸侯国的保护。这些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历来是史学界的共识。只是到了现代，一些喜欢标新立异的学者，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把问题搞得复杂了，乱套了。 反对“避戎说”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还有这样一段话： “然则平王东迁，特以丰、镐残破，近就申戎以自保，非避戎寇而远引也。” 西申和南申都是西戎人的国家，不过已经都华夏化了，但有时仍被称为申戎。钱穆先生也承认平王东迁是因为“丰、镐残破”，这是对的。但认为平王是“近就申戎以自保”，则是把两个申国混淆了。平王的外公家是西申，平王东迁后接近的是南申，在今河南南阳市唐河县一带。南申和王室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毕竟是一个小诸侯国。平王东迁主要不是为了近就南申，而是近就力量更强大的晋、卫、郑等诸侯国。怎么能够否认“避戎寇而远引”的事实呢。 西周为什么灭亡？ 西周灭亡的原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在上面所提出的西周衰落的各种征兆，都与西周灭亡有关联。但仔细研究起来，这些征兆不过是一些表层的现象。对于西周灭亡的原因，我们应当提高到历史哲学的角度，探究其最本质的、深层次的问题。大体说来，可以归结为以下的三个方面： 井田制的动摇 第一，从社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作为西周王朝经济基础的井田制度逐渐动摇了。 夏、商、周都施行井田制，西周是井田制的全盛时期。所谓“井田”，就是把土地划分成小块，纵横排列如“井”字形。一家耕种百亩（合今30多亩），称为“私田”。“私田”上的收获，完全归农民所有，用以养家糊口。除此之外，农民还要无偿地在“公田”上干活，“公田”上的收获归各级贵族和国王所有，相当于农业税。这是原始社会末期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在阶级社会的遗留。 井田制度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度，最高的所有权属于周天子，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意思是：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周天子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人不是周天子的臣民。而在各诸侯国里，诸侯则是国内土地的直接所有者，就是所谓“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意思是：封疆之内，哪里不是国君的土地；吃着土地上的物产，谁不是国君的臣民。 这种土地，占有权属于农村公社，也就是代表农村公社的各级贵族，使用权则属于农民。它是不准许买卖的，不仅农民无权作为私产来处理，就是各级贵族也没有私自处理的权利。这就是《礼记•王制》所说的“田里不鬻”（土地，宅基地和房屋不许可买卖。） 但到了西周中期以后，这种土地国有制度就开始动摇了。有几件青铜器铭文，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西周中期的《格伯簋》（簋音鬼）记载：格伯用良马四匹，换取了亻朋 生的三十田。一田，就是一井，百亩，合今30多亩。 《卫盉》（盉，音禾）记载：周共工三年（公元前920），矩伯用十田换取了裘卫的玉璋，用三田换取了两张赤虎皮，两件鹿皮披肩，一件杂色围裙。 《卫鼎甲》记载说：邦君厉把四田转让给卫裘。 《卫鼎乙》记载说：矩伯用林地和卫裘的车马器交换。 对于以上的铭文，学者们还有不同的意见，或认为是土地买卖，或认为是租赁，也有人认为是典当。但不管怎么说，这反映了西周中期时，土地国有，不许买卖的制度已经发生了动摇，一部分土地可以作为自己的私产来处理了。 由于土地国有的制度已经有所松动，到了西周晚期，贵族之间争夺土地和人民的现象也出现了。《诗经•大雅•瞻卬》： “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反夺之。” 另外，“公田”上的收获归公，“私田”上的收获归已的办法，也使农民在公田上的劳动没有兴趣。在“私田”上投劳投肥很多，耕种“公田”则马马虎虎，不卖力气。《诗经•齐风•甫田》： “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 （那“公田”已经没法种了，谷莠子愈长愈多。……那“公田”已经没法种了，谷莠子在疯长。） 莠，狗尾草，俗称谷莠子 以上这些，都表明井田制在逐渐衰微，瓦解。宣王即位后，传出了两条大新闻，反映了井田制逐渐衰微，瓦解的背景，历来为史家们重视。 一条是“不藉千亩”。 《史记•周本纪》说： “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不听。” 籍，就是藉田，是周天子连成大片的“公田”，由农民无偿地投工耕种。每年春天开始耕种时，要搞一个始耕藉田的仪式。自周王以下公卿百官直至在上面干活的农民，都来参加。据《国语•周语上》记载：耕种开始时，“王耕一坺（音拔），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这是说：周王用耒耜（翻土工具，犁的前身）翻了一下土，下面的大臣按照职位高低，依次增加三倍：公翻三下，卿翻九下，大夫翻二十七下。但这都是做样子的，最后的活计完全由农民来完成。这就叫“庶人终于千亩”。 这种传统的始耕仪式，宣王为什么就不搞了呢？现代有一些学者认为：宣王已经废除了“公田”，不再通过农民在“公田”上的无偿劳动来进行剥削，而是改为“履亩而税”了。就是按照农民耕种“公田”的亩数来收税。但这仅仅是一种推论，是缺乏充分的证据的。根据史书记载，开始履亩而税，是春秋时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和鲁国的“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那是100多年以后的事了。不过尽管宣王未必会施行履亩而税，而从他对藉田始耕仪式不感兴趣这一点来看，说明井田制已经出现了缺口，“公田”的经营弊端丛生，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也就是赋役制度需要变革了，尽管这变革是缓慢的，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期。 另外一条是“料民于太原”。 《史记•周本纪》说： “三十九年（前789），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 这个打败仗的地方——千亩，和上面所说的“不藉千亩”的千亩，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周天子的藉田，即“公田”，应该在镐京一带；前者是个地名。《史记索隐》说： “千亩在西河介休县。” 就是今山西介休县。 这是说：宣王在千亩之战中，被姜氏之戎打败，丧失了从南方（江汉一带，一说南阳）征集来的军队。为了补充兵力，便在太原清查户口。这个太原，不是今山西太原。或谓今甘肃镇原，或谓今甘肃环县至平凉一带。这是一个背离传统的行为，卿土仲山父进谏说： “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断民而知其多少。”（《国语•周语上》） 为什么过去不清查户口？这是因为：在井田制下，公社的农民由公社掌握，国家只是向公社征发民力耕种公田或通过公社征发兵役，没有必要了解公社的户口数字。但到了西周末年，公社组织不那么严密，农民迁徙，逃亡的事情时有发生；宣王为了补充兵力，不得不对农民的户口直接地清查一番。 “不藉千亩”和“料民于太原”，都是井田制逐渐破坏的征兆。 农业自然经济和井田制是西周王朝的经济基础，国家的军费、行政费用以及王室开支，大部分从“公田”上取得。井田制的逐渐破坏，一方面削弱了王朝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固有的社会秩序的紊乱，社会矛盾的深化，这都影响了西周的国力，促使王朝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分封制的破坏第二，分封制的破坏，周天子失去了控制各地诸侯的能力。 关于分封制，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全面的介绍。西周封国林立，见于《春秋》、《左传》上的大小封国就有141个。这些封国，主要是周天子的宗族，亲戚，也有一部分是原来的古国或部落，还有一部分是古圣先贤的后人，由周天子册封或承认的。各封国都臣属于周天子，要向天子进贡物产；天子发动对外战争，各封国要出兵配合；天子有难，各封国要进行救助；而周天子也有保护各封国的义务。这种分封制，是西周王朝的基本政治框架，是一种宗法性的军事殖民制度。西周王朝通过血统和亲戚关系，扩大了疆土，在外围建立了保卫宗室的屏障。西周是古代的一个殖民大帝国，也是一个联邦制的大帝国。 西周末年，由于井田制的动摇，王朝实力的削弱，以及各封国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各诸侯国的离心力也加强了。周天子对各诸侯国已经难以控制，各诸侯国之间也大兴兼并之风，这个联邦大帝国的根基已经动摇了。《史记•周本纪》说：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史记集解》引郑众（东汉人）说：“长诸侯为伯。”也就是诸侯之长，霸主。平王东迁以后，天子的权威转归于霸主。连天子本身也在霸主保护和控制之下，周王朝已经逐渐沦为一个普通的、甚至比较弱小的诸侯国了。 戎羌的威胁 第三，戎羌的威胁。 在中国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自古就是华夏族和少数族活动和角逐的地方。华夏族自称是黄帝的子孙，但绝非纯粹的血统，而是以华夏族为主干，不断融合其它各族的结果。神州大地既是华夏族和少数族斗争的舞台，又是华夏族不断地与少数族融合的圣土。我们今天人口有十多亿，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就是这种融合的结果。而华夏族与少数族斗争形势的消长，又往往会影响一个王朝的兴起或灭亡。 周人最初崛起于关中地区，其兴起是先公先王战胜或融合周围戎羌部落的结果；而西周的灭亡，又和戎羌的威逼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方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戎或西羌。周人在古父亶父以前，居住在泾水上游，与戎羌杂处。古父亶父为了躲避戎羌的侵扰，率部迁徙于周原岐山之下（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定居下来。商朝晚期，在周文王之父季历时，周人展开了对周围各戎羌部落的征伐。据《竹书纪年》记载，就征伐过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等。周文王时，以“西伯”（西方诸侯之长）的名义，征伐过犬戎，密须。 西周初年，在今陕、甘、宁、青以及山西一带，都有戎羌部落的分布。当时由于周朝国力较强，对戎羌具有威慑力量，华夷的关系还是比较稳定的。到了西周中期以后，由于戎羌不来进贡，穆王曾西征戎羌，一直到了昆仑丘（大约在今甘肃、青海一带）。自周夷王（公元前885—878）以后，周朝国势衰落，对周围的戎羌已经难以控制了。宣王时，曾经征伐犬戎（猃狁）、条戎、奔戎、姜氏之戎等，被姜氏之戎败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市）。到了幽王时，周朝进一步衰弱，关中一带大部分为戎羌占据，镐京处于戎羌的包围之中，平王为了逃避戎羌，只好东迁雒邑。 平王东迁之后，在关中一带与戎羌斗争的任务，就落在了秦国的肩上。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孝王（公元前891—886）时，秦国的先人非子为朝廷繁殖马匹有功，被封于秦邑（在今甘肃清水西北，一说在今甘肃陇西）。宣王即位后，非子的曾孙秦仲为大夫。让他带兵去讨伐西戎，被西戎所杀。秦仲有五个儿子，长子为庄公。周宣王派出七千士兵，命庄公兄弟五人带领，征伐西戎。把西戎击破，宣王任命庄公为西垂大夫，居住在犬丘（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庄公的长子世父，立志要杀死戎王，为祖父（秦仲）报仇。但在与戎人的战斗中，被戎人俘获，后被放回。周幽王时，秦庄公已死，他的弟弟秦襄公在位。襄公七年，犬戎进攻镐京，襄公与犬戎力战有功。平王东迁，秦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在这以前，秦不算是诸侯，只是附庸。平王把被西戎占领的岐山以西之地赐给秦襄公，还和襄公盟誓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十二年，他在临死前终于把西戎从岐、丰之地驱逐出去，其地就归秦所有了。大约一百年以后，到了秦穆公（前659—621）时，秦国终于制服了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国从秦仲开始，一直到秦穆公，大约经过了200年左右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算真正制服了西戎，在关中站稳了脚跟。如果平王当初不东迁，以一个国力衰弱，各诸侯国离心离德的周王朝，能够在关中站稳脚跟吗？恐怕早就被西戎吞灭了，也不会再出现一个东周了。不管怎么说，从周平王到周赧王，毕竟周王朝又延续了500多年。 总之，从深层次的原因来看，西周的灭亡，一是井国制的开始破坏，标志着支撑西周立国的经济基础逐渐动摇，促使西周的国力衰弱，也使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二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分封制，是西周的基本政治框架，这个框架的动摇，使西周的国家机器难以继续转动下去。以上是内因。 三是从外因来看，由于西周国力的衰微，血缘宗法观念的淡化，周天子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威，各诸侯国离心力增强，不再围着共主转，促使华夷斗争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导致西戎各部落像潮水一样涌入关中地区，使镐京处于戎羌的包围之中，迫使周平王放弃了关中之地而东迁。这是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 东迁以后的周王朝，虽然又存在了几百年，但已经丧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沦落为一个普通的诸侯国，只能在大国的卵翼下勉强地生存下去。因而周室的东迁，也就标志着作为天下共主的那个周王朝已经灭亡了。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掀开了新的一页。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周本纪》 2、《史记•秦本纪》 3、《国语•周语上》 4、《竹书纪年》 5、《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6、《后汉书•西羌传》 —————— ①《竹书纪年》说：“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为太子。”这个伯盤，就是《史记》上的伯服。有的学者认为：盤，古写作般，般与服形近，史记误为伯服，应以伯般为正。 ②参见以下诸文： 王雷生：《平王东迁年代新探》，《人文杂志》，1997，第3期。 王玉哲：《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③王玉哲：上引文。 ④钱穆：《西周戎祸考》、《禹贡》第2卷，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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