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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沉思录 (《史记》春秋卷) 序篇 （壹）《春秋》、春秋时代一部书与一个时代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为了逃避犬戎之祸，舍弃了旧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南），迁往东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市），称为东周。 在历史上，东周的前半期称为春秋时代，后半期称为战国时代。春秋时代由《春秋》这部史书得名。因为这段历史的纲要，基本上记在这部书上，所以就用一部书的名字代表一个时代了。 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并不是那么严谨与精确的。 东周：平王元年（前770，东迁雒邑）——赧（nǎn）王59年（前256，赧王死，周亡于秦。）共515年。 春秋时代：有两种说法 1、平王东迁（前770）——三家分晋（前476）。这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说法。共295年。 2、平王东迁（前770）——韩、赵、魏列为诸侯（前403）。这是《资治通鉴》的说法。共368年。 《春秋》所记年代：鲁隐公元年（前722）——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这表明：《春秋》一书的年代和春秋时代的年代相差53年（《史记》）或126年（《资治通鉴》）。 战国时代： 1、周元王元年（前475，“三家分晋”的第二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统一中国），共255年。 2、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共183年。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平王东迁——秦始皇统一中国），共550年。 东周比春秋、战国之和少35年。原因是：周朝在秦统一中国前35年已经灭亡了。 这就是概念和具体事物之间的差异，概念是从具体事物归纳出来的，但概括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一般特性，并不排除与具体事物会有差异。 年代学上的乱账这是年代学上的乱账。但如果再认真地考察起来，乱账比这还多。 下面要谈的问题，和儒家经典的今古文之争有关系，我们必须简单地讲一讲“今文经”和“古文经”是怎么回事，这是古代经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懂得这个问题，国学就不能入门，我们下面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讲下去。 早期的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部，合称“六经”。后来《乐经》佚失，就只剩下“五经”了。 经过秦始皇焚书，古代经典遭到了一场浩劫，损失惨重。西汉初年，国家开始搜集整理经典，有些经典得以复出。有的经典是用古代的篆字写下来的，称为“古文经”；有的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下来的，称为“今文经”。“古文经”“和”今文经“各有传授，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二者不仅是文字书写上有差异，在版本、篇章、解释方面也有不同。特别是在义理的发挥方面，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辨体系。从汉初到近代，二者对立和争论了将近两千年，情况很复杂，真是一言难尽。大家都熟知的戊戌变法的导师康有为，就是一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家。 简单地介绍一下经今古文之争，我们就可以继续讲下去了。回到原题：年代学上的乱账。 《春秋》一书，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开始，但它的结束年代，却有不同的版本。 1、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这是“获麟绝笔”说。这件事，《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史记·孔子世家》均有记载。说是鲁哀公十四年春，哀公在大野（今山东巨野一带）狩猎。给叔孙氏赶车的鉏商，打死了一只不知名的动物，请孔子观看。孔子一看，一面用衣袖擦着眼泪，一面抽泣着说：“这是麒麟啊！你为什么要来呀！你为什么要来呀！”又说：“吾道穷矣！” 相传麒麟是一种仁兽，有王者它就出现，没有王者它就隐没不出。如今天下动乱，它却出现了，而且还丧了命。孔子认为这很反常，一切都乱套了。这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已经不能实现了，所以他很伤心。 《春秋》的今文经，就结束在获麟之年，说是从此就绝笔不写了。 2、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死在这一年，当然就不能往下写了。这是《春秋》古文经的说法。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春秋》。是附在《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里面的。《公羊》、《谷梁》都是今文经，所以把《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 《左传》是古文经，所以把《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卒”。今文和古文所传的《春秋经》，除了中止年代差二年之外，内容基本上没有分歧。 《春秋》是专名还是通名《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也称为《鲁春秋》。仅仅是鲁国的编年史称为《春秋》，还是其它国家的编年史也称为《春秋》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春秋》的署名权问题。当然，古代并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我们只是要搞清事实。孟子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 （圣王时代采诗的制度废止了，《诗经》就不能编辑下去了，然后就有《春秋》的创作。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性质是相同的。） 《乘》和《梼杌》，都没有传留下来，我们不知道它们的体例。但也应该像《春秋》一样，是编年体的史书。从世界各民族古代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来看，最早出现的史书，多为编年史。 按照孟子的上述说法，晋、楚的史书都不叫《春秋》，似乎《春秋》是鲁史的专名。但从其它的各种记载来看，好像事情也未必如此。《墨子》提到过周、燕、宋、齐之《春秋》、《墨子·明鬼》甚至说他还见过《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史通`六家篇》引。）；据《汲冡琐语》：还有《夏殷春秋》，记载商朝太丁时的史事。《国语·晋语七》，司马侯对晋悼公说： “羊舌肸（音希）习于《春秋》。” 《国语·楚语上》：楚国大夫申叔时谈到教育太子的课程就有“教之《春秋》”。 晋国和楚国所学习的不可能是鲁国的历史，必然是其本国的历史，可见晋、楚的史书也叫《春秋》。那么孟子所说的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又是怎么回事？也许是晋、楚《春秋》的别名吧？ 可见《春秋》不是鲁史的专名，而是上古各国史书的通名，不过其它各国的《春秋》都已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保留下来而已。 《春秋》之名，对后世影响甚大，战国以后，又出现了许多《春秋》，如《晏子春秋》（假托晏婴之名）、《虞氏春秋》（虞卿、战国人）、《吕氏春秋》（吕不韦、秦人）、《楚汉春秋》（西汉陆贾撰）等等，都袭用了《春秋》之名，但已经不是编年体史书了。直到今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还有“甘将热血洒春秋”的唱词。 为什么不叫“夏冬”？我国古代的编年史，为什么称为《春秋》？古今学者对此有许多说法。其中，晋人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的说法，为许多学者所认同。他说：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事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杜预之说，有两个要点：一是说：《春秋》是编年史，是把历史事件按照日、月、时（季节）、年的顺序编排起来的。“春秋”代表的是时间概念。二是说：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如果史书称为《春夏秋冬》，就显得太啰嗦了；所以“错举”（间隔地举出）“春秋”二字，代表一年四季。 但既然可以“错举”春秋，为什么不可以“错举”夏冬？鲁国“错举”了春秋，难道其它国家不可以“错举”春夏、春冬、夏冬、秋冬吗？为什么都要雷同？太没有个性了。杜预的说法，看来是说不通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它的说法。 唐·徐彦《公羊传注疏》说： “春为阳中（阳气集中的时候），万物以生；秋为阴中（阴气集中的时候），万物以成。” 这是说：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在一年四季中，春种秋收，春和秋是最重要的季节，因而以春秋代表一年四季。 但夏天是生长的旺季，对农作物也很关键，没有生长，哪有收获？为什么不以春夏或夏秋代表四季？看来徐彦之说也说不通的。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了声子答子木的话说： “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古代统治百姓的人，用赏赐来鼓励百姓而慎重用刑，经常体恤百姓的疾苦。春夏行赏，秋冬用刑。） 有人据此认为《春秋》一节就是根据“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意思来命名的。寓褒贬于其中。 但春夏都行赏，秋冬都行刑，称为夏冬，又有何不可？看来这种说法仍然说不通。 还有人认为：“春获麟而秋成书，所以称为“春秋”。 这说法毫无根据，不值一驳。 那么，究竟为什么称为“春秋”呢？ 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1896——1984）先生发现：在甲骨文中，一年只有春秋两季，而没有夏冬两季。在《今文尚书》28篇中，也没有夏冬两季。表明我国古代在早期并没有春、夏、秋、冬四时的划分，这种划分萌芽于西周末年。不仅中国是这样，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民族在早期也只有春秋两季。因而在中国早期春秋就代表一年的全过程。编年史书以“春秋”为名，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春秋》是孔子作的吗？相传《春秋》为孔子所作，在古籍记载中，以《孟子》为最早。《孟子·滕文公下》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风道德衰微、荒谬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又起来了，有臣子杀死君主的，有儿子杀死父亲的。孔子很忧虑，便著作了《春秋》。著作《春秋》本来是天子应该做的事；所以孔子说：‘理解我的，恐怕只因为《春秋》吧！责备我的，恐怕只因为《春秋》吧！’） 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作《春秋》，基本上成为学者的共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和《太史公自序》中都肯定了《春秋》为孔子所作。在《孔子世家》中写道：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敢赞一词。” （孔子出任司寇审理诉讼案件时，文辞有可以和别人商量的地方，他并不武断。至于写《春秋》，却是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就连子夏那样有文才的弟子，也不能改动一句话。） 但尽管孟子言之凿凿，汉代人又表示相信，而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却是大有问题的。从宋代以来，直到近现代，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综合各家之说，并附加愚意，可以提出以下的一些反证： 第一，这么重大的事情，在记录孔子言行的比较原始的著作——《论语》中，却不见一字记载。在儒家六经中，《论语》提到过《诗》、《书》、《易》、《礼》、《乐》等五经，唯独没有提到过《春秋》。 第二，孟子提到作《春秋》是“天子之事”，起码也应该是诸侯之事。孔子既不是鲁侯，也不是鲁国的史官，怎么可以修国史？孔子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是史官，跟着瞎搀和什么？他当过司寇，算是公安部长，公安部长也不能管历史研究所的事啊。再者说，修国史的档案资料都在宫中，由史官掌管。那时候，既没有复印，也没有印刷，那一捆一捆的竹简，除了史官，别人是很难利用的。 第三，《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宣子访问鲁国，在太史那里参观鲁国的藏书，见到了《易》（《易经》）、《象》（政治档案）和《鲁春秋》，惊叹地说： “周礼尽在鲁矣!”（周礼都保存在鲁国了。） 时在前540年，孔子才12岁。说明在孔子以前，鲁国就有《春秋》一书，此书不可能是孔子所作。《春秋》的作者是谁？答案很简单，是鲁国的史官写的。后世因为孔子的名声大，就附会为孔子了。 有许多学者不同意孔子作《春秋》之说，却认为《春秋》经过孔子的整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的史实应该是鲁国的史官所记，书中的观点应该体现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吧？但事情并非如此。《春秋》的编写和整理都是史官之事，和孔子都没有关系。对于《春秋》，孔子既没有著作权，也没有修改权。还是那番话：公安部长跑到历史研究所去改专家的著作，专家能答应吗？ 从《论语》的记载中，可以反映孔子整理过《诗经》。《论语·子罕》：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才把《诗经》的音乐整理出来，《雅》归《雅》，《颂》归《颂》，使它们各得其所。） 原来古代的《诗经》是和音乐相结合的，每个篇章各有其曲谱，所以《诗经》的各篇章不仅可以吟诵，还可以歌唱。而在流传的过程中，各篇章的次序被搞乱，曲谱也不正确了，孔子把它们更正过来了，所以称为“乐正”。 《史记·孔子世家》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按：《韶》为舜乐，《武》为武王音乐，《雅》、《颂》是贵族音乐。《诗经》中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民歌，通俗唱法，《雅》、《颂》是高雅唱法，相当于现在的美声唱法。 《诗经》原来是不是三千余篇，是不是孔子整理后剩下305篇，我们还难以肯定，但因为孔子“正乐”之说见于《论语》，应该是可信的。但在《论语》中，连《春秋》的书名也没有出现过。 也许有人会说：孔子既能整理《诗经》，为什么不能整理《春秋》？我们在《左传》中可以看到：那时的贵族在聘问（外交访问）、宴会等场合，常常吟咏《诗经》上的诗歌，表明《诗经》在贵族社会中是通行的，而《春秋》作为国史则束之高阁，除了史官，一般人是接触不到的。上面谈到：韩宣子到鲁国访问，在太史那里看到了《鲁春秋》，表明在别处是看不到的。 《春秋》的书法《春秋》有个书法问题。孟子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 （圣王时代采诗的制度废止了，《诗经》就不能编辑下去了，然后就有《春秋》的创作。……它所记载的事情不过是像齐桓公、晋文公之类；它的文辞是写史书的笔法，它的观点，我把《诗经》的观点借用了。） 在这里，孟子提出了修史的事、文、义三个概念。事，就是客观的史实；文，就是写作的文辞、风格；义，就是修史的观点，修史的政治、伦理原则。也就是《三字经》所说的“寓褒贬，别善恶”。 《春秋》的义，是通过文，就是文辞表现出来的。若是在今天，作者的历史观点可以通过长篇大论的叙述表达出来，但那时书写条件很差，记事非常简炼，是不能用字太多的，只能用极少的字词表达事物的性质和作者的观点，也就是所谓“微言大义”，“一字褒贬”。例如： 天子死曰崩（好像大山崩裂）。 诸侯死曰薨（好像大厦倾倒）。 卿大夫死曰卒（生命完结） 士死曰不禄（不享受俸禄了）。 庶民死才叫死。 杀有罪曰诛 杀君父曰弑。 杀无罪曰杀。 潜师掠境曰侵。 进其都城曰入。 声罪致讨曰伐。 两军相接曰战。 毁其宗庙社稷曰灭。 以上所举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春秋》的书法，还表现在：用一些委婉之辞，来表现敏感的，难写的内容。目的是为权贵避讳，或者维护礼制的尊严。例如： “隐公十一年（前712）：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原来隐公是被其弟桓公杀死的，不记死在什么地方，表示是非正常死亡。 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在温（今河南温县）与诸侯会盟，召唤周襄王前来与诸侯会面。《春秋》对这件事的写法是： “天王狩于河阳。” 温地在黄河之北，故称河阳。因为诸侯召唤天子是非礼的，所以《春秋》要为他避讳，不说周襄王是被诸侯召唤来的，而是说他到这里来巡狩。古代天子巡狩，既有打猎的意思，也有到地方视察的意思。 自孟子和汉儒以来，都说《春秋》的书法出于孔子的手笔，寄托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但既然孔子与《春秋》的写作、整理都没有关系，它自然不会是孔子的手笔了。其实它是古老的编年体史书的通常写法，是约定俗成的惯例。 《春秋》的这种书法，除了因为书写条件不便之外，也在于树立以周礼为准绳的政治、道德规范，对贵族统治集团起到警戒作用，对人民群众起到宣传和教化作用。 古代的这种“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书法，在今天还有些孑遗。如“伪满”、“伪政权”、“汪逆”、“X贼”之类。在法律文书中，如果有一个“竟”字，下面所连接的一定不是好事，如“该犯竟杀人灭口”、“竟不听劝阻”、“竟顽抗到底”等等。 另外，现代的“打官腔”，巧妙地运用某些词语，以起到掩盖真相或淡化事物性质的作用。例如：失业称为“待业”，黑社会组织称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拦截甚至打击上访称为“维稳”，非法强拆称为“执法”，警察打人称为“发生肢体冲突”，被强拆户自焚称为“发生意外伤亡事件”等等。 以上这些，是《春秋》笔法的现代版。 政治公正透明之日，就是现代版《春秋》笔法彻底消亡之时。 （贰）所谓“《春秋》三传”《春秋》没有可读性现代讲究书籍、文章的可读性，《春秋》一书是最没有可读性的。 《春秋》记事的方式，根据年、月、日的顺序，一条记一件事，一般互相之间不相联属。很像流水帐簿，文句极其简短。最长的一条47字： 定公四年：“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 看了这条记载，我们只知道鲁定公在召陵和十八个国家的诸侯、大夫会盟，然后侵入了楚国。至于会盟和战争的经过，则没有交待，读者读了真是满头雾水，不知究竟。 最短的一条只有一个字： 隐公八年：“螟“。（农业发生病虫害。） 这种记事方式，不仅使读者无法知道历史事件的具体内容，也很难理解它的书法，不知道短短的几个字究竟包含着什么“微言大义“。宋人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不能说没有道理。朝服，就是国家的政府公报。朝报是有内容的，但断了、烂了，只剩下只言片语，就使人莫名其妙。因为《春秋》记事笼统，模糊。于是就出现了几种解释《春秋》的著作，称为“传”。 “三传”比较 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春秋》的“传”有五种： 《左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卷。 《夹氏传》，11卷 《邹氏传》，11卷。 其中《公羊》、《谷梁》二传是今文经，在汉代立于学官，就是成为官学的课本，甚为风行。《邹氏传》没有师传，《夹氏传》仅仅在口头传授，没有写成书；所以《邹》、《夹》二传都在汉代失传了。只有《左传》和《公》、《谷》二传流传至今，称为“《春秋》三传” 《公羊传》：公羊是复姓，据说这书是战国齐人公羊高所传，公羊高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弟子。《公羊传》原为口述传授，到了汉景帝时，五传到公羊寿，才着录成书。 《谷梁传》：谷梁，也是复姓，据说作者是战国鲁人，他的名字有谷梁喜、谷梁嘉、谷梁寘、谷梁赤、谷梁俶等不同说法。清末学者皮锡瑞（1850——1908）认为：这书本是家传，不同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是不同世代的传人。这种说法是对的。可惜他们的世系次序，我们已经搞不清了。 《公羊》、《谷梁》二传，都是空言说经，只讲《春秋》的义例，就是只讲每个字为什么要这样用，每句话为什么要这样写，其中包含着什么“微言大义”、却很少阐明史实。他们所阐发的“微言大义”，很多地方不过只凭主观臆断，未必符合《春秋》的原义，而且二传的解释也很不一致。《春秋》言词简略，只列事情的纲目，没有具体史实，我们本来就读不懂；《公羊》、《谷梁》以虚说虚，只说官话、套话、原则话，忽悠了一气，我们对《春秋》还是读不懂。在所谓“《春秋》三传”之中，只有《左传》以讲史实为主，而不以空洞的评论为主，所讲的史实详细、系统、生动、引人入胜。《春秋》不过16000余字，《左传》18万字左右，多出10倍还有余。如果没有《左传》，后人对春秋史会陷入迷茫无知的状态中，不仅司马迁《史记》中的春秋史部分，绝不会写得如此丰满，就是明人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也无从着笔了。 《三国演义》描写关羽挑灯看《春秋》，而《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 “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三国演义》有关关公读《春秋》的记载，出处就在这里。可见他读的是《左传》而不是《春秋》。看来关羽是一个《左传》迷，不但熟读，而且有些段落还能“讽诵”，也就是能背诵下来。如果读的是《春秋》，背诵那“大葱一斤，茄子5斤”式的流水账有什么意思？ （叁）聚讼纷纭说《左传》 《左传》一书太重要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春秋史，百分之八十以上出于《左传》。作为古代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既或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我们可以不提，它的思想、文化价值我们可以不提；单从史料价值来说，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样一部有份量的史书，却存在着许多难解之谜，从古至今，聚讼纷纭，似乎至今在学术界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左传》之谜主要有来历、作者、成书年代、与《国语》、《春秋》的关系等等。 《左传》的来历 在早期典籍《论语》、《孟子》和战国诸子百家中，都没有提到《左传》。《左传》见于着录，始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为《左氏春秋》。 据《汉书•刘歆传》说：《左传》原藏于秘府（国家图书档案馆）。刘歆（西汉末成帝、哀帝时人）整理图书时发现，是古文经。刘歆认为此书非常有价值，请求朝廷立于学官，就是作为太学的课本。但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当时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没有古文经的地位。刘歆没有达到目的，还被排挤出朝廷，出任五原（今内蒙包头西北）太守。王莽执政，被召回朝中。王莽非常推崇古文经，称帝后任命刘歆为国师，把《毛诗》（《诗经》）、《古文尚书》、《左传》等立于学官。王莽失败后，古文经（包括《左传》）又被取消。 有人认为《左传》来历不明。认为既然刘歆在秘府中发现了此书，那么秘府中的这部书又从何而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是北平侯张苍所献，但缺乏证据。王充《论衡》说是得自孔壁，也缺乏证据。“得自孔壁”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山东曲阜拆除了孔子故宅，进行重修，在夹壁墙中发现了一批古书，是秦始皇焚书时，孔子后人藏在里边的。但《左传》得自孔壁之说，也经不起推敲，《汉书•艺文志》提到鲁恭王从孔壁中得到古文经的事，只说有《礼》、《尚书》、《孝经》、《论语》，并没有提到《左传》。 由于《左传》的来历不明，于是有一些人，主要是今文经学家便认为《左传》为刘歆所伪造。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刘歆把《国语》中的资料拿出来解释《春秋》，伪造了《左传》，剩下的资料就是今本《国语》。但这不过是今文经学家的主观臆测，并没有真凭实据可言。 其实说《左传》来历不明，是个伪命题。《汉书•刘歆传》明明说是刘歆在秘府中发现的，怎么能说来历不明？至于秘府中书又从何而来，那谁知道！秘府中的书多了，每部书的来历，难道都能搞清楚吗？关于《左传》，我们已知的是： 1、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提过，称《左氏春秋》。时在西汉前期。 2、《汉书•刘歆传》称刘歆在秘府中发现。时在西汉末期。 3、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有着录。时在东汉初年。 4、《史记》春秋史部分的史料，大量来自《左传》。 作为一部古书，这算来历不明吗？说《左传》来历不明，纯粹是今文经学家的无理取闹。 《左传》作者与成书年代之谜 在早期的《论语》、《孟子》和战国诸子之书中，都没有谈到《左传》。《左传》见于着录始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谈到孔子作《春秋》，接下来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志，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鲁国的君子左丘明，害怕弟子们对《春秋》有错误的理解，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失去孔子的真意，所以根据孔子的《春秋》，作详细的说明，写成了《左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认为左丘明是鲁国的太史，孔子与左丘明共同查阅了鲁国的历史资料，孔子写成了《春秋》，左丘明为之作传（注释），就是《左传》。 可见《史记》和《汉书》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 那么，左丘明究竟是什么人呢？ 《史记》说是“鲁君子”，《汉书》说是“鲁太史”，西汉末至魏晋以来，许多学者认为他是孔子的弟子，受经于孔子。 在《论语》中，孔子就提到过左丘明：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 （花言巧语、装模作样，十足的奴才相，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藏着怨恨，表面上却同人家友好，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可见左丘明是孔子所称道的一位贤人，道德高尚，孔子以他为榜样。因而他不可能是孔子弟子，可能生在孔子前，也许与孔子同时，其年岁应该长于孔子。《左传》一直写到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孔子已经死去十一年，左丘明不可能还活着。因而唐人啖助、赵匡、宋人王安石、朱熹等都认为作《左传》的不可能是孔子所称道的这位左丘明，近现代的多数学者也这样认为。 但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说《左传》（《左氏春秋》）为左丘明作，言之凿凿，总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 也有人认为《左传》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更有人认为作者是楚国的左史倚相。而清人姚鼐、今人钱穆、童书业、郭沫若却认为作者是战国名将吴起，因为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左传》所反映的某些历史背景与观点与吴起相合。但说是子夏也好，左史倚相也好，左氏人吴起也好，都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令人信服。 成书年代 《左传》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已到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交。（因为战国开始的年代有前475和前403等不同的说法。）《左传》中有许多卜辞和预言，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都是战国初年的事，后来都应验了。作者一定是经历过这些历史事件，不然不会这样灵验。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日三百年。” （冬天狄人包围卫国，卫国迁移到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占卜的预言说：今后可以立国三百年。） 这一年是公元前629年，过了300年，就是公元前329年，卫平侯四年。过了四年，卫平侯死，儿子嗣君继位，被一个叫做子南劲的人篡了位。此后的卫侯，不是姬姓，而是公孙氏了。原来的卫侯嗣君，被贬号为君，只以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为食邑。已经名存实亡。②这个跨度为300年的预言也应验了。 《左传•昭公四年》记郑国执政子产作丘赋，大夫浑罕（子宽）认为对郑国不利，提出了“郑先卫亡”的预言。根据《史记•郑世家》，郑亡在康公二十一年（前375），又据《卫康叔世家》：姬姓之卫君角二十一年（前209），被秦二世灭亡。“郑先卫亡”的预言也应验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预言来看，最后应验的预言，竟在秦朝。所以有人说：难道《左传》是秦以后的书吗？ 《左传》与《国语》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今文学家康有为，疑古学派顾颉刚都认为《新国语》五十四篇包括《左传》在内，刘歆分出大部分编成了《左传》，余下的二十一篇就是流传到现在的《国语》。 如果按照上述的说法，《左传》也出于《国语》，这部《国语》应该称为《老国语》，怎么会称为《新国语》？《国语》写的是西周和春秋时候的事，那么《新国语》写的应该是战国时的事，大约原来没有分国，刘向（刘歆之父）校书时分了国，与原来的《国语》相区别，所以称为《新国语》。可惜此书已经失传了。 现存的《国语》二十一篇，记载了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君臣议论政治得失的对话，属于古代史官记言的性质。它和《左传》的文字风格不同，所以并不是同一部书。《左传》和《国语》都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资料，所以东汉的班固、王充、三国的韦昭等人，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 关于《左传》和《国语》的关系以及所谓刘歆伪造《左传》的公案，主要是司马迁惹的祸。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见《汉书•司马迁传》）。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又说： “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 司马迁的说法有两个要点： 第一，左丘明是个盲人。 第二，《国语》和《左传》都与左丘明有关，或者是一书二名，或者是两部书。 而今文经学家却据此认为：左丘明著作了《国语》，并没作《左传》，《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伪造的，《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丘明作《左氏春秋》那段话，不是《史记》的原文，是刘歆窜入的。 不仅此也，今文经学家还认为刘歆“遍伪群经”，许多古书都被他窜改过。刘歆有多大精力，竟能窜改群经？太离谱了！这种学术腐败现象，在今天诚然是时有所闻，一个教授领一批研究生、本科生可以搞一个“论文生产线”，牟取暴利，但古代的技术手段很差，没有电脑、复印、扫描，搞起来谈何容易？杨宽曾写有《刘歆冤词》，大力为刘歆辩护说： “歆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③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后来被称作《春秋左传》，那是认为它是《春秋经》的“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但从汉代以来，就有学者认为《左传》和《春秋》并不完全合拍，联系并不那么密切。例如： 第一，《左传》记事比《春秋》多了十一年。 第二，有的有经无传，有的有传无经。 第三，《左传》记事有在一年之中与经没有关系的，如庄公二十年，二十六年。既然是解经之书，为何离开经另记别的事？ 第四，《左传》的义例（观点），有的和经的精神不符。 所以古代很多学者认为：《左传》自成一书。晋、王接说： “《左传》囊括古今，自成一家言，不主为经而发。”（《晋书•王接传》） 宋•刘安世说： “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当合而为一。”（《元城语录》） 清•刘逢禄说： “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左氏春秋考证》） 至于近现代，认为《左传》自为一书，不是《春秋》之传者，更大有人在。为免雷同，不多引证。 《左传》管见 《左传》一书，问题复杂。如果把研究《左传》的各种著作、文章搜罗到一起，那数量将非常可观，说是文山书海，并不为过。 在关《左传》的各种记载和研究著作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误区也不少。经过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虑，参照前人意见，并结合我个人的心得，我的初步结论如下： 1、《左传》的内容，是“瞽史”传下来的。夏商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起码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天子和诸侯的朝廷里，有一种讲史的盲人，称为“瞽史”，地位介于史官和艺人之间。周厉王时期，天子暴虐，与民争利。老百姓在下面骂起来了，厉王就利用卫巫（卫国的巫师）来监视百姓，要封住老百姓的嘴。邵公进谏说：不能堵老百姓的嘴，而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其中就包括“瞽史教诲”。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就属于“瞽史”一类的人物，他传下了哙炙人口的长篇史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瞽史”的历史知识是口耳相传的。因为盲人的眼睛看不见东西，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少，善于背诵，所以成为历史知识的传承和演唱者。 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知识的记载和传承有两个体系，一个是太史体系，掌握朝廷的文书档案，编写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就是由鲁国的太史体系编写的，它的特点是凝炼、简单、干瘪、流水账式的，只是一种纲要性的记录，比现代历史书后面所附的“大事记”还简单，如果没有人讲解，读者是不知道每一条历史事件的细节的。 另一个是“瞽史”体系，“瞽史”的说唱则是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对话、像现代的评书或大鼓一样，是艺术化形象化的，所以韩愈在《进学解》中说：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浮夸”就是今天所说的形象化、艺术化。 那时候没有盲文，“瞽史”是不能写作的。有人把“瞽史”演唱的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为相对固定的台本了。《国语•晋语四》所提到的《瞽史记》，就是这种东西。 2、《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左丘失明”表明左丘明是一位盲人，也就是“瞽史”。有人把他演唱的历史故事记录下来，就是《瞽史记》。《瞽史记》成书于春秋时期。而到了战国时期，有人把《瞽史记》进行了改编，起码是用这些资料编成了两部书，偏重于记事的，就是《左传》，偏重于记言的就是《国语》。两书非一人所编，所以风格有所不同，甚至观点也有一些差异。但因为二书都是源于《瞽史记》，而《瞽史记》是根据左丘明的演唱内容编成的，所以二书都说是左丘明所作，其中的一部还名为《左氏春秋》。司马迁既说《国语》为左丘明着，又说左丘明作《左氏春秋》，二者并不矛盾。 3、左丘明其人大约与孔子同时，年辈长于孔子。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道德品质又高尚，所以孔子很尊重他，把他看作道德的楷模。 4、《左传》和《国语》成书很晚，《左传》更晚。根据上面所说的预言来看，《左传》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甚至秦朝，那时左丘明已经死去200多年了。但也有人主张《左传》成书更早些，杨伯竣认为成书于公元前403年到389年之间，在战国初年。总之《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而非春秋时期，是可以肯定的。 5、《左传》自成一书，不是《春秋》的传。《汉书•刘歆传》说： “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这是说：刘歆开始用《左传》的内容来解释《春秋》，把《春秋》和《左传》的内容互相印证。从此《左传》既和《春秋》相结合，它的篇章字句和观点也搞明白了。看来《左传》虽然不是刘歆所伪造，但把《左传》与《春秋》相结合，对《春秋》的观点进行铨释，却是刘歆干的。《左氏春秋》改名为《春秋左传》也是始于刘歆。但在刘歆那个时代，《春秋》和《左传》二书还是各自单行，是两部书；到了晋朝初年，杜预（222——284）为《左传》作注，写成《春秋左氏传集解》一书，才开始把经传合在一起，成为一部书。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种前经后传的本子。 6、今文经学家把刘歆骂得狗血喷头，说刘歆是经学罪人，其实刘歆是中国文化史上大大的功臣。如果不是刘歆从秘府（国家图书档案馆）中把《左传》抢救出来，使它重见天日，《左传》早在今文经学家的封锁打压下失传了。对于我们来说，丰富多彩的春秋历史，将所知有限，接近空白。因而在两千年之下，我们要向刘歆表示敬意。另外，杜预把《春秋》和《左传》合在一起，功劳也不小。如果不这么作，那毫无可读性的《春秋》一书，谁还去读它？恐怕也早就失传了。对此我们也向杜预表示敬意！ 《左传》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它的编纂方法比《春秋》有所改进，记事范围有所扩展。《春秋》只标事纲，不记具体情节，被称作流水账式的大事记，具有明显的原始性；《左传》则不然，它的叙事有系统、有情节，原原本本地详记事件的经过，对人物的形象，思想都有深刻的刻画；对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经过、结果等都尽可能地详其原委。语言简洁精炼，记事生动感人，尤其善于描写人物和战争。 《左传》取材广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记载了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还保存了不少春秋以前的古史和传说；也保存了不少载书（盟约）、私人信件、民间歌谣等。 它抛弃以往《春秋》一类编年体史书“一字褒贬”、“微言大义”的评论方式，创造了表达作者观点立场的多种方法，如“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礼也”、“非礼也”等等，丰富了史评的形式和内容。 我国古代史书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会要体等等，其中编年、纪传是两种最基本的体裁。后来的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都把《左传》看成是编年体史书的鼻祖。因为《春秋》虽是编年体，但文字过于简单，只能算是编年体史书的雏型，《左传》才算是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刘知几说： “丘明传《春秋》，子长着《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更长，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史通•二体》） （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司马迁著作《史记》，写历史书的体裁，至此算是完备了。后来继续写史书的人，互相之间不过是因袭编年和纪传两种体裁，既或有一些改变，范围也有限，谁能超越它！） 从基本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来看，《左传》和《春秋》是基本一致的，它们的最高准则都是“礼”，也就是维护贵族宗法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及其各种规范。但在春秋时代的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在天人关系、礼治和法治、王道与霸道、变革与守旧等等重要问题上，《左传》体现了新旧思潮的碰撞，作者在维护旧思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新思潮，有着折衷主义的思想倾向。这是古代历史观念的一种进步，是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观念的折射。 （肆）司马迁与春秋史 《史记》中的春秋史篇章 《史记》中的春秋史，主要在以下的篇章中： 1、《周本纪》 2、《秦本纪》 3、《三代世表》 4、《十二诸侯年表》 5、《吴太伯世家》 6、《鲁周公世家》 7、《燕召公世家》 8、《管蔡世家》 9、《陈杞世家》 10、《卫康叔世家》 11、《宋微子世家》 12、《晋世家》 13《楚世家》 14、《越王勾践世家》 15、《郑世家》 16、《赵世家》 17、《魏世家》 18、《韩世家》 19、《田敬仲完世家》 20、《孔子世家》 21、《管晏列传》 22、《老子韩非列传》 23、《司马穰苴列传》 24、《孙子吴起列传》 25、《伍子胥列传》 26、《仲尼弟子列传》 27、《刺客列传》 28、〈循吏列传〉 除了这28篇之外，其它篇也有叙述春秋史事的零星资料。这28篇也不全是春秋史，各本纪和世家常常是上溯到商朝、西周，下面还写到战国甚至秦朝，写的是一个诸侯世家的全部兴亡史。而有些列传，也有和战国甚至秦汉人合传的，如《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循吏列传》等。这也体现了《史记》记事跨度大的特点。 史料溯源 现在看来，司马迁写春秋史，史料主要来源于《春秋》、《左传》、《国语》。尽管那个时候的《左传》、《国语》，也许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本子不一样，二书的书名也有疑问，但看他写春秋史的内容，大部分在今本《左传》、《国语》中可以找到它的源头。除此之外，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先秦古书，司马迁也有所采录，如《论语》、《墨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等。但也有一部分内容，我们还找不到出处，不知其源头何在。从司马迁到现在，大约经过了1900年左右。在这个期间，图书档案损失惨重，有些司马迁当时能看到的，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总的来说，司马迁所依据的那些资料，我们大部分还能看到。另外，我们今天通过考古发掘所见到的一些资料，如《竹书纪年》、《汲冡琐语》、《春秋事语》等，似乎司马迁也没有看到。这又是我们当代学者和史学爱好者的不幸中之幸了。 司马迁的《史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写了约3000年的历史，包括时间之长，是前无古人的；而春秋时代不过200多年，不可能写得像断代史那样详尽；比起《左传》来，《史记》中的春秋史，就显得很简略。我们读《史记》中的春秋史，如果想进一步丰富关于春秋的历史知识，那就应该结合《左传》、《国语》来读，就会对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春秋史有更深刻、更全面、更形象的了解。而且《左传》、《国语》是《史记》春秋史部分的史料的主要源头，与《史记》对照阅读，可以起到溯本追源的作用。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世家》、《太史公自序》 2、《汉书•刘歆传》、《司马迁传》 3、《孟子•滕文公下》 4、《十三经概论》，蒋伯潜着 ------------------------------ ① ②此事《史记》记载有疏漏，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3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③此文载《古史辩》七上，405——4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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