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咨询、培训及其他合作请联系 010-62557029，13611264887（微信） 集权与分权 集分权很难有均衡的稳定状态，但是可以围绕均衡状态上下波动。通过梳理对集团化企业管控中的集分权问题的解决思路，发现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分权为主基调的，要注意分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控问题；一种是以集权为主基调的，要注意集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积极性下降问题。我们以历史借古喻今，论述第一种情况。 01 权力的集中与分散、专制与民主，向来都难以长期处于均衡的稳定状态，无论是中国自大禹以来形成的集权模式，还是西方国家以古希腊城邦形成的民主模式，都在向二者中间的集分权相融合的方向发展，从大历史观的角度，中西方应该都还走在寻找集分权最佳结合点的路上。 02 人类几千年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智慧尚未清晰回答企业集分权的最佳方案的问题，然而，在仅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企业管理领域中，这个问题却是我们经常需要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 03 笔者结合对历史的研究以及近几年的管理咨询实践经验，得出初步结论：集分权很难有均衡的稳定状态，但是可以围绕均衡状态上下波动。通过梳理对集团化企业管控中的集分权问题的解决思路，发现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分权为主基调的，要注意分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控问题；一种是以集权为主基调的，要注意集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积极性下降问题。我们以历史借古喻今，论述第一种情况。 04 大禹将世袭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世袭还是禅让有争议）标志着国家治理从能人为核心的民主式转向以君主为核心的专制式（民主与专制仅是相比较而言），而“中华”这个大集团企业也从比较注重能力的民主选拔方式，转向注重资格的世袭选拔方式。 正因为这种从民主衍生而来的专制有天然的基因——不会太专制，才会导致后来春秋战国的混乱与纷争。春秋战国是“中华企业”在寻找“集中” 治理方案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必然经历。在乱的过程中寻找“集中”的解决方案，最终还是找到了。 05 自夏至西周的国家治理属于封建制（不是基于阶级的奴隶制，中国是否有奴隶制社会在学术上有争议），崇尚天下共主、封邦建国。天下共主受到普遍认同，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的——理念上相信君主是上天的授意，愿意接受君主的分封。最初的君主也确实有“能力”让人信服， 后来的君主（世袭的）能力无法证实，但是人们已经在理念上习惯于接受君主的管理。正是在这样强大的企业文化作用下，夏至西周的国家治理结构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06 那么从西周到东周，究竟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导致集团管控失效，导致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争与混乱呢？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使权力分配者即君主的自身实力不足，最终导致了集团分崩离析： A．“礼乐”的灌输与执行不够 那个时候的“礼乐” 就是大周公司的共同纲领（含行为规范），也就是企业文化， 不叫基本法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国人更重道德，不重法制，不自认为是法。“礼乐”的核心是宗法制，规定了周天子与被分封的诸王的关系，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这个理念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遭遇到不断的挑战。例如，诸侯每年要来觐见周天子，随着周天子的失势，诸侯中也有不来朝觐者，并且没有舆论压力；分封本应该是天子自上而下的权力，居然出现了逼封、甚至自封的情况，周天子也无计可施，其威仪不断遭到挑战。 B.“礼乐”的强制性与约束力不够。 周幽王废除基于“礼乐”所定的太子，表明统治者对“礼乐”的破坏。既然周幽王破坏了共同纲领，诸侯王也上行下效。之后，因弑父而上位的周平王，又严重违背“礼乐”之规，在诸侯王相信共同纲领的人数比例还比较多的时候，难以得到更多诸侯的认可。他们开始怀疑“礼乐”，开始不认同其所表达的理念。 C.井田制限制了君主实力的扩张。 京畿面积有限，又不断被外族侵扰，面积越来越小，人口、粮食、军队都无法增加，反而不断在萎缩。 D.分封制限制了君主实力的扩张。 分封出去的土地便再也拿不回来，尽管有资料显示，“礼乐”规定诸侯如果履职不当，可以收回分封，但是对此的记载比较模糊。笔者没有搜集到被撤封的案例（笔者仅是基于二手历史资料研究，如果有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欢迎提供资料和线索）。 E.诸侯做大而君主却无法获利 井田制、分封制和信息不对称综合导致诸侯做大而君主却无法获利：诸侯的土地、人口、粮食在不断增长。新开垦的土地没有记录在周天子的账上，成为了诸侯的私产。诸侯在做大，而周天子不知情；诸侯变得富裕，而周天子不但没有获得超额利润分享，就连本来应该上缴的公粮也打了折扣。 07 以上原因中，除了京畿经常受到外族侵扰而面积缩小有点儿天灾的味道之外，其他几个原因都是人祸。看起来是于“礼乐”与井田制、分封制平分秋色，各占两票，但笔者认为本质在“礼乐”，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哲学命题似乎是背道而驰的。 笔者研究的命题是在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即井田制和分封制条件下，上层建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才导致分权之后的乱象。当然，历史已经给出的答案是经过春秋战国的混战及思想大解放、大讨论，最终通过郡县制，升华到中央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上来，较此前夏、商、周的集权更胜一筹。 08 从集团管控的视角，为什么说“礼乐”才是问题的关键？井田制和分封制得以执行的理论依据是“礼乐”。分封本身就是极大的分权，“分”的前提一定有“集”存在， 才使得分是有基础的；“集”的存在本身就是高于“分”的。在“礼乐”成文之前，井田制和分封制就已存在，说明这种理念是被认同的，“礼乐”只是把理念更显性地表达出来。 09 给予诸侯极大的分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实施分权的主体——“集”的地位不发生动摇，就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但是随着时间推进，人性中的私心、叛逆等各种因素也在不断尝试着破坏“礼乐”，以观其反应。 10 天子们对于这种试探既没有给予严厉的反击，也没有给予温和的引导，而是任由诸侯无原则的行为肆虐，最终导致“礼乐” 的公信力不再，治理的逻辑基础遭到倾覆： 天子不再具有天下共主的威信，谁造反谁得益，谁还拿你当主子谁才是傻蛋。这是上文讨论的“礼乐”的灌输与执行不够，“礼乐” 的强制性与约束力不够。如果“集”的地位不动摇，就乱不了。 11 还有一个辅助性原因，“礼乐”没有与时俱进。我们不能要求周公旦先知先觉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并写进“礼乐”，但应该是：当尚未囊括进“礼乐”但是已经威胁天下共主及分封制的情况出现后，就应当及时增补“礼乐”，以维护天子权威。例如，对于不来朝拜天子超过一定期限的诸侯，怎么处理？分封后履职不佳者怎么处理？新开垦的土地如何分封？封地增加，进贡数量如何挂钩？ 12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礼乐”既包含一种治理得以存在的逻辑，是理念层面的；“礼乐”也包括支持逻辑得以实施的基本规则，是法制层面的。另外，“礼乐”还具有动态性。实施分权者要掌握制定、执行、监督、裁决、修改、完善“礼乐”的主动权， 才会分而不乱。孔子说的“礼崩乐坏”时期就是旧的共同纲领被打破，新的共同纲领尚未形成，基本对应我们所说的企业二次创业阶段，即一次创业的系统思考不能支持下一阶段的发展，而二次创业的系统思考尚未形成或确定。 13 从春秋到战国的500 多年间，先贤诸圣通过思考与实践，在试错中完成了适合“中华企业”集团化管控的系统思考，形成了后续2000 年的基本治理模式，集权与分权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均衡阶段。这对应于我们所说的企业完成了二次创业的系统思考。但是，19 世纪末，这种相对稳定的均衡阶段再一次被打破，“中华企业”又进入下一轮的创业，又在重新思考和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14 社会演进与企业管理不同的是，古人是用血淋淋的实践探索模式，我们是在汇聚古今中外智慧和实践的基础上探索模式，效果虽然差不多，但效率却天差地别。 15 读书愈多，对历史的敬畏愈深、对古人的敬仰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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