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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的山水，是近年我最喜欢的山水画。从研究美术史的角度讲，在近现代的美术史上，有学者型的画家黄宾虹，他有世界眼光，更有民族文化自信，成为借古开今的一代宗师。程大利继承了黄宾虹的文脉，把山水画的发展建立在对中国山水精神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画浮沉曲折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中华文明是一直延续的文明，其特点决定了传承非常重要，不能割裂，断裂了就丢掉了基因，就会走弯路，就会发展缓慢。大利没有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几种山水画。一种是名山胜景，一种是改天换地，一种是革命圣迹，一种是领袖诗词，还有一种是为祖国山河立传。新时期，又有了贾又福《太行丰碑》代表的民族精魂。大利在这几种风格之外，别开生面。他着重恢复宋元以来丢掉的六朝人的山水意蕴，视野更开阔，历史更悠久，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人与山水的关系，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山水画不仅和诗歌、书法有联系，更与中国的哲学思想相关联，“成当与《易》象同体”。他把几乎被遮蔽的传统挖掘出来了，把蒙在上面的灰尘扫去了。
《静观风雨》 程大利 65x50cm 2018年 大利的艺术经过了几个阶段。一是新文人画阶段，那时他在主持《江苏画刊》，山水画比较潇洒、灵秀。第二阶段画大西北汉唐雄风，通过写生考察，他的画风由灵秀洒脱变为浑厚雄强。到了世纪之交，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他的新面貌日益成熟，主流的风貌，境界很大，精神性很强，与别人不同，跟自己以前也不一样。我还没想好叫“天地大化山水”，还是“大象观化山水”。我看了他的画以后，就会想到北宋程颢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他的视野非常开阔，挣脱了有形和可视的局限。他的精神非常自由，但又符合大道——也就是规律。我们讲创新是对的，但不能把创新建立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必须要有传统基因，认真研究已经被遮蔽的传统，从中悟解基因。这方面大利是个榜样。
程大利作品 大利已经有几次超越。他的新文人画更多地表现心灵，是对写实风格和模拟现实的超越。他的大西北汉唐雄风，是对北宋郭熙“四可”（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山水的超越，连接了古与今，画出心灵的震撼与雄起。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大化山水，是对汉唐雄风山水的超越，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境界更大，心态更静。除写生作品之外，他创作的山水不是太具体，但又不雷同。广义地说，他是为祖国山河立传，更确切地说，是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民族精神立传。
程大利作品 大利善于独立思考，对一些名人名论都有自己的思考。比如对于石涛说的“笔墨当随时代”，大利看到了这种提法容易忽略的一个侧面。中华文明是连续的文明，自觉传承基因是中国画艺术的必要特点。笔墨要随时代，但也要保留古人笔墨中超越他那个时代的精髓。“为祖国山河立传”也可以画外国山水。他画域外景观的作品是洋为中用，虽然画的是西方，但有中国味，追求中西贯通的高境界。他对“为祖国山河立传”也有自己的解读，从精神上立传，而不是为某个名山胜水立传。这样，他站得就高了。 大利非常注重画学修养，重视诗文书画的结合，但也绝非简单地学古人形迹。他有的题跋位置很独特，前人没有过，题在高山之巅，就像是一个最高的山峰，是诗句，是点题，是画的高峰，也是对中国艺术的深刻理解。 看大利的艺术，能感受到黄宾虹的笔墨精神。他师黄宾虹之心，而不师黄宾虹之迹，这个特点比较明显。大利的画与黄宾虹的画相比，在布局上有变化。黄宾虹平中求奇，有些平淡。大利是有平有奇，追求黄宾虹主张的内美，但他不着意于抓眼球，不追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比较注重画对人心灵起到的作用，越静心看他的画，就越有收获。如果心浮气躁，就不要看，也看不懂。 再说笔墨，古人的笔墨服从于一定的程式，不理解程式，不解构重组，就容易僵死。大利是古而通今的笔墨，是转化了的笔墨，不受程式束缚，古代的笔墨精神，古人笔墨之意全在。他的用笔用墨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笔中有墨，墨中有笔，笔墨与一些重色的结合也很好，越细琢磨越耐看。笪重光在《画筌》中说：“山水画贵在‘天怀意境之合，笔墨气韵之微。”“天怀意境之合”是师造化的升华；“笔墨气韵之微”是得心源的结晶。从作品看，我想大利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他不断地写生，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开阔眼界，不断地增厚学养，现在已经出类拔萃，将来肯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林下之风》 程大利 105x34cm 20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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