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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写了一篇小文（李希贵校长：我为什么要“炸掉”班主任岗位？），很多同学不屑、不信、甚至说这是害人：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误解，乃因我没有说明白背后的逻辑和事实，比如“这样的方式不可能在乡村学校推广”这一条，就是因为篇幅和文章逻辑没有提及造成的误会。 李希贵一开始就在北京吗？不是的，恰恰相反，40年前，他就是山东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大学生，在农村的一所普通中学当一名普通的一线老师。 这所普通的农村中学就是高密四中，短短的十几年，这所农村中学就成了齐鲁名校。 这样的大转变，其中必定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本篇就来聊聊这个李校长到底都做了些什么，让这所农村的普通中学变成了枝头的凤凰？  30年前的高密四中 （一）1980年，21岁的李希贵大学毕业，进入山东潍坊高密双羊镇的高密四中，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他是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分配到这所学校的大学生。 此时，高密四中还是只有9个班的农村中学，就像现在绝大多数农村中学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十几年时间，李老师变成李副教导主任、李副校长、李校长（30岁时），把这所平平无奇的农村中学，打造成了齐鲁名校。 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创造了我们眼里的不可能：
（二）
有成就的教育家，对教育的一切思考、体系，都是从实际问题中来，李校长也不例外。
和一般的老师一样，当时的李希贵还是一名小小的李老师，也保持着严厉的样子，严肃、冷峻、不苟言笑，以为这样就可以教育好孩子，但时间长了发现，学生们并不买账。 一天晚自习，班里的几个成绩好的女生和班干部并没有按时来上晚自习，这让小李老师大为光火，当看到这几位学生姗姗来迟后，劈头盖脸的一顿批评，但女生们不但没有做错事的愧疚，反而显得异常镇定，原来他们是送一个同寝室的同学去了医院看急诊，所以才迟到了。 小李老师一下子就蒙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鼓起勇气丢掉了老师的“架子”，说：看来是老师错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 顿时，孩子们不知所措，镇定反而变成了大声哭泣，因为自她们上学以来，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说自己有错的，错，永远是学生的，高高在上、为人师表的老师怎么会有错呢？小李老师在她们前面“承认错误”还是头一回，慢慢的，孩子们的眼神从惊恐、委屈、感动，变成了兴奋。 那天，小李老师和这群孩子聊了好久，发现她们并不是小孩子，她们很多想法不乏真知灼见。 从此，小李老师知道，原来老师也是可以道歉的，教育并不是老师高高在上，学生只有被动承受的份。 教育，不是管制，而要从平等开始。 自此以后，只要李老师力所能及的范围，都践行着这一点一滴的感悟。 教育中的问题其实谁都看得到，但是否在现有的条件下想出解决的办法，并从此遵照这样的办法，是好老师和一般老师的分水岭。
这句话并不是随意的臆断，也是从实践中来的。 1982年的高考，李老师去邻县监考，打开语文卷子时惊呆了，作文题正是他几天前给自己学生们刚刚训练过的，也就是说他押对了作文题。此时的他幻想着自己的学生看到题目后的喜悦，且认定孩子们的语文成绩定然相当不错，毕竟作文占分实在是太大了。 没想到，成绩下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好，这让小李老师又开始思考了： “数学式的训练是否严重违背了语文学习的规律？是不是训练替代不了积累？没有大量的阅读、感悟和体验，语文水平是不是不会提高？” 是的，这样数学式的方式确实不是学语文的方法，他从自己读书的经历中反复想，一路下来，那些老师讲过的，一点都不记得了，但自己看过的书、写过的感悟却能历历在目。 于是，他开放了自己的私人藏书，让孩子们自由借阅，但很快，学校领导和家长们不干了，说学习这么紧张，怎么能给孩子们看课外书籍呢？读那些有什么用，高考又不考！孩子们考不好，你负责？ 李老师当然负不起这个责，只好暂停，但学生们不干了，因为在这些“闲散书”里，他们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李老师人微言轻，最后和校领导、家长们商量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每天，把孩子们的课外阅读时间缩短为10分钟。 20年后，他的一些学生在和他见面时，还时常怀念“每天10分钟”，说：就在那10分钟里，他看到了一些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的语句，如：少年得志大不幸。 教育就是这么奇妙，我们费尽心思的课堂讲解、耐心辅导，很快就会被学生忘掉，而那些无意中播下的种子，却在孩子们心里从一颗种子，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让他们终生受益。 这“每天10分钟”，就是后来李校长成熟的一个做法——让学生当老师。让学生全程参与备课、讲课、疑难解答、命题考试。 如1991年，高密四中高一扩招，新的班级没有语文老师，李校长就让学生自己领“教学”任务，将知识点承包给学生，再根据语文学习的各个环节特点做了程序上的安排，保证不会差得太离谱，最后一学期下来，你猜怎么着？ 这个班的语文成绩，竟然比有语文老师的平行班还略胜一筹！ 这让语文老师尴尬无比。 改革开放之初，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而语文课上实验的“包知识到户”，同样解决了孩子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在中学里，教师应该逐步少讲，逐步放手到最后学生可以自己学习，那才是真的毕业。” 由此看来，一切教育都应当从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入手。 以上，是李校长面对学生时，众多思考和实践中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一斑窥豹，我们就知道李校长现在的这些教育实践并不是空中楼阁，都是从几十年如一日的一线实践中来的。 一个成功的教育改革只从学生出发就能成吗？ 远远不能，还得从学校制度入手。 （三）
1996年的，流感肆虐，全校师生不是今天你倒下，就是明天他倒下，但学校有一条明文规定： “为了校食堂方便，饭只能隔天订。” 也就是说，今天的饭只能是昨天订，今天只能订明天的饭，但今天就是订不了今天的。那今天痊愈来上课的学生就肯定是没饭吃的。 在规则和人性化面前，该如何选？ 管后勤的老师错了吗？没错，人家严格按规定办。 学生错了吗？也没有错，流感摆在眼前，也不是学生调皮捣蛋。 但老师没错，学生没错的情况下，今天入校的学生就是没饭吃。 那是谁错了？ 制度错了。 那就改制度，改的原则就是：一切制度，必须从学生出发，因为学校服务的主体对象就是学生。
1992年的暑假，李校长家里住着几个亲戚的孩子，暑假玩疯了，开学后成绩一落千丈，说教有效果吗？没效果，李校长就引入了一个机制，制作了一张作业竞赛表贴在客厅里，每天统计孩子们的作业正确率，两星期后，孩子们的学习状态就上来了。 他把这样的机制引入到学校食堂管理中，以前，学校食堂就一家承包，好坏都是这一家，服务态度不仅不好，饭不好吃还不便宜，后来就引入三家一起竞争，老师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食堂吃饭，这样食堂拼的就是服务态度、饭菜可口度，一下子食堂的那些老大难问题就解决了。 在后来的一切制度建设中，李校长都会以这种服务学生为底层逻辑的第一原则来思考： 制度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保护学生+激励学生完善自我的（学习只是自我完善的一方面）。 （四）
老师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位老师，她/他有家庭有孩子，和所有人一样，有实实在在的困难，此时的李校长（30岁）想，要调动老师的积极性，必须先解决老师的实际问题，于是，在1990年，以“三心换一心”：
具体是改造30多户老师的家属房，以前只有校领导有小厨房，现在每家都要有，为家庭困难的家属解决就业问题；为长期两地分居的老师协调调动，使得家庭团圆；给年轻老师办集体婚礼；为教职工办幼儿园；冬天给老师们买煤球并送到家门口，解决老师冬天取暖的问题... ... 。 从此，老师的待遇和乡干部差不多了，老师们积压多年的实际问题解决了，也觉得受重视了，对学生的态度自然比以前就会好很多。
年轻的李校长在30年前就体悟到：老师以什么样的心态理解生活，就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学生。
1993年，高密四中有个资历很老的老同志，在图书管理员这个岗位上干得很出色，以前的教师都很尊重他，但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新老师的加入，青年教师对这位老同志的事迹知之甚少，慢慢开始不怎么尊重他，这让他心情一直很差，有时候对待老师和学生的态度也变得没以前好了，终于有一天，他的态度问题被反映到李校长这里。 要是你，怎么办？ 苦口婆心让老同志态度好点？对年轻教师批评教育？ 小李校长是这么做的： 刚好教师节临近，李校长办了一个“尊重默默无闻的劳动者”的活动，请了市里以为有名的书法家为这为老同志提了一幅字「三朝元老」，并在全校的教师节大会上将装裱好的字赠送给他，并鼓励他继续发光发热。  三朝元老“真迹” 这让很多年轻的教师了解到了他的兢兢业业，也让那位老同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觉得自己还是很重要的。 平时，这幅字就挂在他办公室显眼的位置，放假了，就把这幅字拿回家，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老同志心里充满了阳光，和蔼可亲的状态又恢复如初。 （五）以上，就是李希贵在高密四中时众多改革中的一小部分。 1995年，他被调到高密一中，又在这所中学闯雷区，在高中阶段办素质教育，依然在体制和家长两者的夹缝间搞的风生水起； 由于成绩出色，2001年又任潍坊市教育局长，在全市推行教育改革。 2006年，李希贵在调任教育部筹建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完成之后，2007年10月到北京十一学校任校长。 2019年8月1日，北京市海淀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在北京十一学校召开中层以上干部和盟校校长会议，李希贵担任北京十一学校联盟总校校长、海淀教育战略性人才培养基地主持人，并以总校校长的身份着手筹办新学校北京第一实验学校。 本文参考《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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