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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实文人之软实力；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乃文人之硬骨头。据《左传》载：宣公二年（前607），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大臣，举国为之不安。执政大臣赵盾，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肆意残害。其先派人刺杀赵盾，未遂，又于宴会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逃至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所杀，遂返回晋都，继续执政。史官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此事，并宣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为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意欲修改，董狐申明理由：“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终未改动，此即董狐直笔。如今，我山右晋人耿直者寡，率性者鲜，翻检董狐旧事，顿觉不古之失，何耶？百思不得其解。崔杼乃齐国权臣，当国秉政，骄横异常，先后立庄公景公，在朝大肆杀戮，众臣闻之色变。其妻棠姜，有国色，与庄公眉来眼去，勾搭成奸，事败露，崔杼弑之。虽理在崔杼，史官仍以“弑”定性。据《左传》载：襄公二十五年（前548），“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史官虽未留名，汗青长念其义。山左存古，不知今之世道人心古否？唐长安三年（703），为打击太子李显，张昌宗召见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以高位为饵，诱张说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密谋，迫于权势，出于自保，张应允。后在起居郎刘知几的劝说下，作证时，张说未按张昌宗意图行事，而说了实话。后来，张说官至相辅，权高位重，见《则天实录》中有此记载，自觉汗颜，多次暗示吴兢删改之。吴兢却不买其账，义正辞严道：“是兢书之，非刘公（刘知几）修述，草木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置身利害之外，终一字未改。据《明史·方孝孺列传》载：“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松柏之质，经霜弥茂，凌迟磔杀而未著一字；寸针相对，凛然不屈，宁灭十族而未有稍迟。英雄之大者，可救一时之世，学问之大者，为万世开太平。昔刘玄德得孔北海书，欣喜过望而言：“孔北海亦知世间有刘玄德乎？”士之尊，因士之立。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亡国必先亡士，士亡非身体之亡，思想之亡也。思想亡，道义焉附，只好倚权力，倚富贵，遂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谓，遂生见善不明、见利忘义、见异思迁所为。安然顺变，不与命斗，不与法斗；明哲保身，不与理斗，不与势斗。托克维尔认为，“清教徒的强大力量，源于其对有序自由坚贞不移的忠诚”，而文人之风骨正气，源于其对运行体制特立独行的思考。犹太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同样，当教理成为信仰时，方有舍身求法者，当正义成为追求时，始现舍生取义人。文人的软实力，是倜傥不羁外的操守；文人的硬骨头，是温文尔雅中的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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