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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科举与安顺举人、进士及其它(一) ——丁武光 谈到安顺的人文历史, 总不能回避与学校教育相辅而行的科举。学校之兴,育人为其根本,而科举制度下人材的培养,又往往以能否出举人、进士密不可分。那么,明清五百多年,安顺学校的发展与科举的推行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究竟出了多少举人、进士呢？ 鲍家屯的嘉靖解元鲍国臣旧居 明代以前,安顺大部属普定路军民总管府辖地,虽于元延祐二年(1317) 有总管府通判赵将士“立学安边” 的记载①, 但并无科举之说。明朝建立之后，洪武二年（1369）即通令全国各府、州、县立孔庙，兴学校，以作育人材。洪武二十七年（1394）普定卫(治今安顺)置儒学,宣德八年（1433）安庄卫(治今镇宁)、平坝卫、威清卫(治今清镇)建三卫学。其时安顺州(今旧州)、永宁州(今关岭)、镇宁州尚无学校,皆附学四卫,此为明清安顺学校之始。 这一时期,正值大明立国之初, 急需人材,科举当兴。洪武三年（1370）朝廷即开科举士，十七年（1384）正式颁行科举式。中央一级会试和省一级乡试，三年一次。明初府(卫)、州、县一级儒学初立,考选生员未成定规,多以荐选儒士应试,这就使一省的乡试直接作用于各地,影响尤甚。 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因不具备独立开科的条件，先后于永乐十四年（1414）附云南乡试，洪熙元年（1425）附试湖广，宣德元年（1426）仍附云南,此为云贵合科之始，贵州一省定额仅七名。景泰七年（1456）增为10名,成化四年（1468）增6名为16名,弘治七年（1494),贵州助钱粮于云南以资合科供给, 增3名计19名,正德五年（1510）定贵州21名。 云贵合科经历了一百余年。虽为合科,实为附试, 并无在黔地科试的记载。贵州生儒远赴外省参加会试, 以当时的条件，山高水险，往返途路艰苦。“应试中途,间有被贼、触瘴非命者”②。加之朝廷每限解额,及至正统朝之后, 有附学生员, 科不乏人, 发展至嘉靖时,“贵州合省士子不下三千余人”。以一省士子，三年一大比，应试者每以百里挑一，可见其时考举人之难。 这一阶段, 安顺出现一批起于荊榛,开科举之先者。 正统六年（1441），普定卫士子景清赴云南乡试中举, 成为安顺历史上的第一名举人。景清之后，兴学之风逐起,安顺士子乡试中举者不绝于史籍，其间较为瞩目的有： 正统十二年（1447）丁卯科：贵州取中十名，安顺二名。分别是：汪祚和邵昱，汪祚为普定卫即今安顺人，邵昱为永宁州即今关岭县人，此为关岭中举之始。 景泰元年（1450）庚午科：贵州中十二名，安顺中五名。分别是：赵侃（第二名）、卫兰（第三名）、张清（第四名）、邓源和潘愈。其中卫兰为平坝卫人,也是平坝第一个举人，称“开一卫人文之首”。 成化元年（1465）乙酉科：安顺于贵州十名中举二名：汪钟和张宏，张宏为安庄卫即今镇宁县人，此为镇宁中举之始。 随着贵州儒学体系渐至形成和府(卫)一级郡试的逐步推行, 贵州本省独立开科条件已经成熟。嘉靖十四年（1535）从巡按监察御史王杏奏请, 礼部奉世宗帝旨议定：以省城南隅空闲分司为基址,建立贡院,依期开设乡试。原额贵州二十一名,赐增四名,准取二十五名。至是, 云贵合科以终。 鲍家屯的嘉靖解元鲍国臣旧居 应该提及的是, 在此之前,巡抚贵州都御史邓廷瓒等曾于弘治七年（1494）奏请开科,礼部以“人材未盛,难以准理” 驳回。之后,嘉靖九年(1530)给事中田秋(思南人)、贵州按察使韩士美亦上奏陈情,屡请开科, 均未准施行。 开科之后, 嘉靖十五年(1530),从巡按王学益请, 解额再增五名为三十名。到万历二十二年（1604）提学副使徐秉正会同左布政使王来贤等上奏,“分科之始,通省正一千余人, 今至七千余人。”“学校渐增,解额仍旧, 每至乡场,弃璞遗珠,落卷強半,主司长叹而不忍释手”③。遂请加解额。 朝廷议准,增五名为三十五名。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科又增定额至四十名。 以贵州独立开科为标志, 科举在安顺的推行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嘉靖十四年（1535）至清顺治七年(1658) 安顺纳入大清国版图, 一百余年间,科举与学校相辅而行,安顺出现“村夜机梭人学织,黉宫灯火士论文”(王杏诗) 的场景。嘉靖一朝是科举的高峰期, 明代安顺出举人246人，嘉靖朝占58人；出进士9人，嘉靖朝占3人，分别是梅月、梅惟和、潘鎏。 清代沿袭明制，顺治十七年（1660）贵州开始举行乡试，以明代定额减半，仅为二十名。之后逐步增加，直到乾隆十二年（1747）定为四十名，往后除恩科外再无大的变动。 与明代相比,清代乡试规制更加完备，三年一考，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正副主考官由皇帝钦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每科发榜多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乡试榜为“桂榜”, 亦称乙榜。除了按常制举行乡试外，每逢遇到皇帝万寿（生日）、登基等庆典时，还额外有加科乡试，叫做恩科。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 安顺历史上沒有出过状元, 却出了不少解元。初步统计, 明清两代，出解元13人,其中明代(含南明)出解元4人,清代9人。分別是: 明嘉靖二十二年 (1543) 癸卯科: 安庄卫(今镇宁)熊旃。 嘉靖二十八年 (1549) 已酉科: 普定卫(今安顺)鲍国臣。 崇祯十五年 (1642) 壬午科: 平坝卫人谭先召。 南明宏光元年 (1645) 已酉科: 平坝卫人王徽前。 清康熙二十四年 (1684) 甲子科: 安顺人项继曾。 康熙五十四年 (1714) 甲午科: 安顺张嗣咏。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庚辰科: 镇宁人余上泗。 嘉庆三年 (1798) 戊午科: 安平(今平坝)黄爕。 道光十一年 (1831) 辛卯科: 安平人王在典。 道光十四年 (1834) 甲午科: 安平人陈绍基。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癸卯科: 安顺人岳韩川。 同治十二年 (1873) 癸酉科: 清镇人赵福钧。 光绪十九年 (1893) 癸巳科: 清镇人赵镜源。 当我们探究科举与安顺教育的关系时，这些分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志性人物, 无疑是带动兴学之风的强劲动力。 熊旃为安顺历史上第一名解元，安庄卫人。夺魁之时，正是贵州本省独立开科之初，其影响不言而喻。嘉靖年间的两名解元中,鲍国臣是普定卫（今安顺西秀区）鲍家屯人，曾任云南石屏州任知州。在任时清正严明，使石屏州出现了“家家风送鼓琴声”的升平景象。继而又赴京城就职朝廷，官至太傅。晚年鲍国臣回到故里，死后葬于大西桥乐坝，鲍家屯仍保留其故居，乡人称“太傅府”。 清代康熙朝，项继曾和张嗣咏相继为解元。其名动一时，使安顺一郡文教蔚兴。继此，一批杰出的人物相继出现，其中乾隆解元余上泗留给历史的则是他在文学上的特殊成就。他曾先后任过黎平、黔西学正。一生游历黔地山川，留心各地风情，累积而成的通俗体组诗《蛮峒竹枝洞一百首》, 作品表现了清代贵州多个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及民俗风情，数百年来不断被学界称引，在贵州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明清两代十三名解元中，只有一人继而在京会试中夺榜，成为进士。这就是安平县的黄爕。嘉庆三年 (1798)一考而为解元后，次年连捷进士。《安顺府志》有“黄爕传”，称他“生而颖异，聪慧絕人”。幼时读书，目数行下，九岁便有“圣童”之称。成年后，试必冠其军，历任贵州学使无不推许，时任云南巡抚的清镇人张日晸（晓瞻）先生谓其文“理精法密，自成一家之言”。可惜如此奇才，偏生体弱多病，官止工部主事，任职数年即以疾告归，病逝于家。留有《时文遗稿》四卷（已佚）。 清代乡试, 举“孝廉方正”为其组成部分。虽不为常例, 偶一制行, 但亦产生影响。这一制科沿明制而来, 明洪武六年,为荐举人材而设“贤良方正”和“孝廉”, 安顺本籍无人可考。但洪武年间贬谪到安顺的罪员中，有二人曾获此科名。张伯裕为山东诸城人,洪武间举“贤良方正”后，曾任陝西潼关县知县。以鲠直不阿贬谪到安顺州（治今安顺旧州）任吏目。同举的还有许堪，“洪武初举贤良方正,曾任河南道御史，因言谪戍普定马场铺（今安顺幺铺镇），起用至镇远卒”④。清代以孝廉、贤良方正合举, 称“孝廉方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宣统诸朝皆有恩举,安顺获此科名者有郭德馨、杨珍林等9人。 (未完待续) ①引自见万历《贵州通志》卷六《合属志》。 《普定卫·名宦》记：“元赵将士,普定总管府通判。立学安边,政平颂理,夷人畏服。树德政碑诵之”。 ②引自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九《经略志》。贵州巡按监察御史王杏疏。 ③引自《贵州通志》卷十九《经略志》。贵州巡抚王学益《广解额疏》。 ④引万历《黔记》卷四十二《迁客列传》 明代普定卫（今安顺）卫学、文庙平面示意图 丁武光绘制 ·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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