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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篆刻学习者准备了500方篆刻临摹作业，其中汉印220方，古玺50方，秦印50方，明清名家印180方，目前作业的发布已经到了秦印的第二方，就是这方“昌武君印”： 
之前发布第一方秦印时，我们已经强调过，临摹汉印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刀法；临摹古玺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章法；临摹秦印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篆法。因为秦印所用文字是摹印篆，虽然它是秦王朝官方规定的入印文字，但它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汉印缪篆一样规规整整的字形，说白了，秦印中的文字介于从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过渡阶段，它既不是古玺中所用的战国系文字，也不是汉印中用的小篆系文字，它处于两者之间，因此，掌握篆法格外重要。要谈篆法，这里又要强调一下字法与篆法的区别（因为大部分篆刻教材里，将字法与篆法混为一谈，统称“篆法”）。我们已经在前面的课程里说过：字法是保证入印文字的正确性，即这个字是正确的，不是错别字；篆法是保证入印文字的美观。字法与篆法不是一回事，但我们为了适应一般人的习惯，这里的“篆法”是合二为一的问题，既包括一个字的正确性（会涉及一部分的文字学知识）又包括一个字的美观与否。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篆刻学习进入到秦印阶段之后，文字学知识已经成了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汉印我们可以完全是暴力化的量化积累用以锤炼刀法，古玺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断定这方印的文字是哪几个字以奠定章法方面的审美，到了秦印阶段，就不得不向文字学方面用功了。后续我们还会说，到了明清名家印阶段，书法又会成为绕不过去的坎。
印里只有四个字，但如果结合我们以往所积累的汉印文字知识，印面的四个字，有三个字是错别字：“昌”字似乎不对，下面不是应该是“曰”吗，怎么这里刻成了“口”；“武”字明明就是“止”和“戈”刻反了方向，而且“武”字，"戈“部跟楷书相比是不是多了一撇呢；“印”字更可疑，上半部正确，下半部却似乎是刻反了方向，怎么回事呢（相对来说，“君”字问题不大）？先说“昌”字。印中的“昌”字似乎错了，因为下面的“曰”被刻成了“口”。但实际上，这是“昌”的本来写法，如图：
“昌”是会意字。最初的写法从日，从口，本义是“歌唱”的“唱”，在古代，把日出之后呼唤大家起身做事的带有一定调子的叫声称为“唱”。后来“口”讹变为“曰（注意，下面不是‘日’）”《说文》中的籀文写法下面还是个“口”，汉隶里也有下面是“口”的写法。所以，这方印里的“昌”，出现在秦印印式里不算是错字。但是如果拿这种写法到汉印印式或其他印式（比如元朱文印式）里，就会被认定是错字。再说“武”字。武字是《说文解字》的重点汉字，因为许慎解说这个字时，解说为“止戈为武”，明确指出它是会意字，并称“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这种说法，从段玉裁时就认为不准确，后来的文字学家们更进一步解释，认为武虽然是会意字，但是解说有问题，因为“止”表示行进，“戈”表示武器，合在一起表示征伐、示威。说白了，有实力才称得上“武”，一味地“以德服人”是不行的。如图：
不管如何解释，“武”字由“止”和“戈”两部分组成，在隶书阶段，“武”字的“戈”部还依然是“戈”，不是“弋”，只是到了楷书，才发生讹变，所以，这方秦印中的“武”字“戈”部的字法问题不大，因为在远古，“戈”的样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多出一个戈枝是可以的）。但同样，如果把这种篆法放在后世的印式中，则显然是个错别字，字法不过关。至于发生左右翻转的问题，可能是因为要进行篆法方面的美化。最后说“印”字。首先要说，这种篆法放在后世的印式里也明显是错字，但在秦印里，就说得通，如图：
“印”字，《说文解字》解释为“执政所持信也。”这实际是“印”的后起之义，并非本义，因为我们在甲骨文、金文里已经发现了这个字，它的样子像一手揿住一个人使他跪下或屈膝的样子，实际就是“抑”字的初文，后来用抑表示本义，而表示“印信”的“印”，还用“印”字，所以，在秦印中出现这样的“印”字写法，并不算错字，因为用手去按一个人，他向什么方向跪倒，都符合情境。这种篆法同样不能用于后世的印式，虽然汉印中仍然偶有这样的篆法（如“赵遂私印”），因为经过秦代的统一，汉代的“隶变”之后，“印”字的写法完全固定下来了。实际上，上面说的大多是字法，下面说说这三个字选择这样的篆法的优势：“昌”字上部的日与下部的口保持同样的宽度（甚至上部的“日”略大于下部的“口”），这实际上维持了古文字的憨朴姿态；“武”字选择这样的篆法，印的右下角保持了方正，相对来说，要比翻转过来的正“武”更整齐，更富印章属性；“印”字的姿态是活泼的，是介于古玺与汉印之间的一种中间态，这种“中间态”，是秦印的精髓。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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