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名高：试论我的隶书楹联创作

青木森森 202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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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郭名高

书法写的是一个人的理念和综合素养，前者决定方向，后者左右深度。

好的书法作品应该反对字法。所谓字法，是将每个字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结构，从而使各种对比关系达到和谐、平衡状态。而反字法则是将每个字当作章法的局部，根据上下左右需要来处理结构，使诸多对比关系更突出、更和谐。比如王羲之《兰亭序》，重复的字极多，“之”字前后出现了20次，各有不同，独观未必佳，置于其中却能恰到好处，此谓之因势赋形也。

《兰亭序》局部

当然，弱化字法观念，必然影响到对偏旁的既定认知。傅山认为:“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打破偏旁概念，打破唐以后把偏旁写得小一些、紧一些、细一些的楷法，据其造型需要，随机应变，任意组合，甚至反其道行之，把偏旁写大、写宽、写粗，以求古拙之趣。此中妙处可从《好太王碑》中窥得一斑。

《好太王碑》局部

具体到隶书楹联创作，极有可能出现并排二字是左右结构或上下结构，抑或上下连续数字都是相同的偏旁，在这种情况，如何去调整？不妨从偏旁、部首、结构方面着手，从收放、粗细、大小、方圆、错落、纵横、正欹几个方面去协调，以此提高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换句话讲，笔法、字法、偏旁乃至墨法、节奏，在章法的统摄下都是动态生成的，此中法度散见于诸多名帖大碑中，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读碑赏帖时当具有大局观，熟知笔法、结体和章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此外，书法创作少不了对线性的关照，换言之，就是对阴阳、刚柔的表现。以形态论，直线主刚得其阳，曲线主柔得其阴；方乃刚之表，圆是柔之貌。刚柔得以相济，书法才有鲜活的生命力。诚如李日华《竹懒书论》所言:“物之有筋，肉不得此而痴，骨不得此而悍，凡所为柔调血脉，令牵掣生态者，胥筋之用耳。”如此看来，筋、骨便成了线性的核心，是书风塑造的重复元素之一。

如果说，以上是从形的角度来关照书法，强调笔画形态，字法、空间和位置关系，旨在经营线条之粗细、长短、曲直和结体之正欹、大小、纵横、收放以及章法之疏密、虚实等技巧；那么，势则是对书写节奏和神采的再现。简言之，就是在时间维度下对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的把握。

一件作品如何通过形和势来表达书家的情感呢？以形而论，不同的造形可以表现不同的情感，方笔和三角形奔放、张扬；藏锋和圆笔安静、内敛；粗线条沉郁、豪迈，细线条欢快、轻松。再以势论，线条顿挫、滞涩，人的情绪多彷徨、忧郁；若平和、舒缓，则心态平静、闲适；纵笔风驰电掣，最能表现一个人的激情或欢愉。

我们常说书如其人，书法作品何尝不是在表现作者的心思和修为呢？至于如何去表达，则需要从先贤那里获取相应的技巧。应该强调的一点是，读碑临帖的目的不是复原范本，而是弄懂其中法理，并熟练地应用于个人创作中去。

理念决定方向，临帖需要主张。当我们的想法渗透于临帖当中，创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近年来，我习惯集中临帖，也喜欢连续创作。一种书体或形式可以持续写上数十幅方肯罢休。比如这批对联，每天一两副，集中起来去琢磨它的形制特点并予以实践，持续下去，多少有些收获的。

汉隶多碑碣，学习不能囿于此。就笔法而言，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有这么一段话:“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非是怒张木强之谓，乃如大力人通身是力。”然而，时人常将碑帖分割起来，或重碑，或厚帖，对不同笔法的取舍，注定了其审美走向。香光先生之秘，显然是对帖学笔法的揭示，当然，也是我写隶书极为认可的用笔之法。我选择用长锋羊毫写隶书，是出于对这种笔法的强化和对个人风格的塑造。如此以来，线条更为遒劲，避免僵死乏力，可以表现作品的绵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