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和中国首次接触，1793年一个外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

 提起中英关系史，不能不提乔治·马戛尔尼这个人。马戛尔尼是英国正使，他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出使清政府，并觐见乾隆帝，在中国逗留数月之久。期间，他和使团在中国目睹了很多人和事，并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成为了欧洲研究清朝的珍贵资料。作为一个异域人，他以局外人的角度看待当时的盛世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马戛尔尼访华发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当时，英国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并通过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迎来了上升期。由于资源和市场所限，英国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和广阔的原料产地。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将目标锁定在遥远的东方，并意欲通过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而当时的清政府在对外贸中设置种种限制和禁令，仅仅保留了广州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显然不能满足英国的需求。

 

本着通商的目的，马戛尔尼带领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以及士兵组成的使团，携带最能代表英国文明的天文、地理仪器、车辆、船式等“贡品”出使中国。他们的行踪大致是这样的：从朴次茅斯港出发，沿欧洲、非洲海岸南下，经过南非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然后，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沿着海岸线北上。1793年7月1日，马戛尔尼一行在舟山登陆，短暂停留后，从外海入天津，然后进京。乾隆八十大寿时，马戛尔尼去热河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末了，在清廷的伴送下，沿运河南下，深入我国腹地，达到广州。在澳门停留一段时间后，与次年3月17日回国。

 

马戛尔尼在中国呆的时间并不短暂，途中看到什么呢？或者说，当时的中国留给他们什么印象呢？根据使团的回忆录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人口众多。上岸伊始，使团就惊讶于中国的人口。使团总管巴罗说：“要说有什么令人惊叹的话，那就是人口之众多。自到达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拥到岸边来。”当时的中国人口有3亿多，巴罗上岸的舟山又地处东南沿海，人口稠密自不必说。
• 商业繁荣。除了人多之外，使团感叹的还有当时的商业。在舟山定海这个小县城，他们无比欣赏“城内服装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陈列布置得相当讲究…………事实上人人都在劳动，无人过着寄生的生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种美好的印象，是极为正面的，但也符合使者团们的预期。当时的欧洲，“中国热”持续了数百年，依旧热度不减。受马可波罗等人的影响，西方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神秘的国度一直有正面看法，“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等论断都可反映这一点。基于这样的朦胧认识，如果在看到众多的人口、繁荣的商业无疑会加重这种印象分。

但是随着旅程的深入，马戛尔尼等人困惑于礼仪之争，同时他们转而用一些负面词汇来形容中国。

• 半饥半饱。在大沽口，马戛尔尼清理清国人送来的食物时，将路上碰撞而死猪和家禽扔下了大海。岸上围满了了看热闹的清朝人，他们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写道“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对此，他们认为，“生活在水上的悲惨大清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 贫富不均。在热河，使团们看到热河的城市市容后，发出了贫富不均的感叹。“整个热河除了官员们的公馆而外，普通老百姓住在极端低劣的草舍，里面挤满了人。街道弯曲不平，尘埃满地。紧在旁边的御花园、行宫和庙宇则十分伟大壮丽。富贵和贫穷上下悬殊简直无可比拟。”

 

到了后期，使团们触及到政治层面，给予的评价更加负面。“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通过大量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措辞的矛盾出入之处。一方面，你可以理解这是视角差异，毕竟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英国人是无法理解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封建社会的；另一方面，伴随着礼仪之争，双方谈判几近破裂，所以马戛尔尼的评判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资料虽然或左或或右有失偏颇，但整体上也能反映实情，这给我们窥探盛世的另一面打开了窗口。

 

对于清政府，马嘎尔尼用了一个比喻“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伴随着马嘎尔尼回国，一些回忆性的文章逐步面世，持续百年的中国热逐步被浇灭。西方开始无所顾忌地展示其贪婪侵略的一面。大清国潜在的外在危机正在急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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