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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亮，母亲就叫我起床，说今天要去交公粮。 我磨叽着想再睡会儿，母亲说，不中，去晚了排不上队。 我不情愿地爬起床，用凉水洗了把脸，胡乱吃了几口母亲做好的早饭。 公粮昨天晚上就已经收拾好，全家四口人共一千多斤公粮，装在十来个洗干净的化肥袋里，整齐地码放在架子车上。这是父母在麦场里摊晒了一整天、反复筛了又筛、扬了又扬、既饱满又干净的好麦子。为了防潮，母亲还在架子车上盖了一块塑料布。  看着这满架子车麦袋子，母亲笑着说：“咱这麦子，验不了特级还不给验个一级？！” 父亲也难得地笑了笑，说：“我估摸着差不多，这样扣完提留款还能使点钱呢。” 我听了兴奋地说：“那到时候给我买几本书看看。” 母亲瞪了我一眼：“你就知道看闲书！” 说着话，父亲拉起了车，母亲走在前面打着手电筒照路，我在车后尾儿帮着推车。弟弟还在沉睡，把他留在家里看门。 出门才发现，村里邻居们也都在拉着架子车往外走，各家手电筒的光柱相互交织，很快汇到通往村外的大路上，又很快地汇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 等快赶到乡粮站时，天渐渐亮了，我意识到，我们来得还是有些晚了，从四面八方赶来交公粮的架子车，已在乡粮站的大门外排起了长队，我们距离大门口差不多有一里多地了。  太阳升起老高的时候，乡粮站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排在最前面的架子车缓慢地动了起来。很快，便有消息传过来，乡亲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今年给咱大队验级的人是xxx”、“这货验得可严了”…… 大人们脸色严肃地议论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 似乎是为了验证消息的真实性，不大一会儿，就看到有人拉着满架子车的粮食从乡粮站的大门里出来，看样子是被拒收了。 这加重了人们的恐慌，乡亲们开始讨论应对的办法。“听说这货爱使小礼”、“他喜欢喝酒”、“他爱抽过滤嘴儿烟”…… 母亲抬手轻轻地碰了一下父亲，父亲咬了咬牙，转身去了街边的代销点，回来时，我看他的表情放松了许多。 架子车队缓慢地往前挪动，日头直裸裸地照在身上，火辣辣地疼，车不动的时候，母亲让我坐在架子车下边避日头，但却挡不住浑身的汗一个劲儿的往下趟，衣服上很快就结了一层白色的晶体。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们终于一点点靠近乡粮站的大门，离验级点不远了，车队却停了下来，原来中午下班的时候到了，验级员们该吃饭了，有几个验级员在三五个村干部模样的人簇拥下，走出大门，钻进了路边的小饭馆，很快便传来了“五魁首”、“六六六”的划拳声。 乡亲们纷纷发起牢骚，抱怨进度太慢，抱怨本村的干部不执事，然而也只能无奈地各自准备午饭，有的切开随身带来的西瓜，有的拿出了馒头和咸菜，也有的去路边的小饭馆端来了大碗的烩面，三三两两围坐在各家的架子车下或路边的树荫下吃了起来。 母亲拿出一个笼布包裹，里面是她一早起来摊的煎饼，摸起来还很热乎，母亲随手递给旁边的邻居几张，我们便就着军用水壶里的白开水吃了起来。摊煎饼是母亲的绝活，吃起来很香，那味道让我至今难忘。 等呀等，等到日头偏西的时候，验级员们满脸通红地从小饭馆里钻出来，架子车队终于又动了起来，我家的架子车也一步一步挪到了一个验级员所在的粮仓门口。  一位穿着的确良短袖上衣的中年验级员，手持一个一头尖、中间是凹槽的攮子，神气活现地从眼前的架子车队前走过，每到一辆架子车前，就用攮子插入一个麦袋子，再往外一拔，带出一凹槽麦子，随手往嘴里扔几粒，咬一下吐出来，然后吆喝一声：“潮气大，再晒晒！”、“三级，过磅！”、“杂质多，筛筛去！”、“二级，过磅！”  父母亲紧盯着慢慢走近的验级员，好像他决定着我家的命运。要知道，不同的等级之间差价有几分钱，低一个等级，一千多斤粮食就会少几十块钱。还没等验级员走到我家的车前，父亲就努力堆起谄媚的笑，笨拙地从兜里掏出一盒“春雷”牌过滤嘴香烟，抽出一支递了上去，嘴里招呼着“X哥，辛苦了辛苦了”！ 满身酒气的“X哥”大大咧咧地接过香烟，随手夹到耳根，顺手将攮子插进了最近的一个袋子，迅速抽出，扔两粒麦子到嘴里，咬下去，我都听到了清脆的“咯嘣”声，紧接他沙哑的嗓音作出了鉴定：“二级，过磅！” 父母有些出乎意料，父亲哀求着说：“X哥，咱恁好的麦子，低了吧？” “X哥”冷笑一声，不耐烦地说：“低啥！有点潮，够照顾了，要不你也拉回去再晒晒！”话还没说完，人就往后走了。 父母对看了一眼，日头西下，排了将近一天的队，怎么能再拉回去呢？ 于是父亲只好叹着气，将麦子一袋袋搬下来，过磅，然后再沿着长长的木板桥，将麦子一袋袋扛进闷热的粮仓。  直到日头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拉着空荡荡的架子车，踏上回家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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