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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学斌在《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里明确“或谓十九首非出于一人一时之事，亦未将全诗并读而合玩耳！”他的论断具有一定的可取性。但在对十九首诗进行合符逻辑性地解读与推论方面，他做得显然不够，以致于漏洞百出，为人诟病。 叶嘉莹即在《一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里论述道： 即以这一首“行行重行行”而言，有几个说法，就是我所不曾引用，如饶学斌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把这十九首诗全看作一人之作，云：“此遭谗被弃，怜同患，而遥深恋阙者之辞也。首节总冒，标“会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二句为柱；自其三至其七为一截，承“会面安可知”一柱而申之；自其二其八至其十六为一截，承“思君令人老”一柱而申之。其十七收束思君；其十八收束思友；末以单收下截结。”他之所以要把此章“行行重行行”一首中之二句看作两根分别的支柱的缘故，实在因为他要把这十九首诗全解作逐臣被弃思君恋阙之词，而且又要认定是一人之作，但又发现有几首诗按照这一说法实在无法讲得通，因此遂又不得不加个“怜同患”的理由，把另一些诗勉强解作思友之词。至于“行行重行行”一首何以又被分为二根支柱呢？他的解释是：“夫曰'各’曰'会面’曰'南北’，此分谊相等，尔我同侪，直平等观者非可概之于尊长也，虽层愚氓，亦共知君父之尊......即不敢彼此平衡......此上截思友确是思友，断不得混作思君也。”又曰：“夫'日’者君象也，'浮云蔽日’......此孤臣孽子所自伤者也，而曰'游子’曰'思君’，明乎其为臣子也，此下截思君确是思君，断不得混作思友也。”像这样牵强比附任意割裂的说法，当然一望可知其为愚妄拘执，这是我们虽有心兼容众说，也无法采信的。 叶嘉莹先生说得完全没有错。其批驳也完全在理。 首先，饶学斌解诗的出发点值得商榷的。他将古诗十九首创作的初衷归并为“思君亦阙”，即君臣关系，其局限性不言而喻。比如其七对于友情的背叛，就很难纳入君臣关系的理解中去。但如果我们将《古诗十九首》的对象视为因某种难以抗拒的力量而被迫分离的游子思妇，即男女关系，其涵盖内容就极为深广。甚至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情”字。如此，《古诗十九首》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就极为自然而贴切。 即如马茂元所说：“在《十九》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思妇所传递的内容，无非是在家苦熬相思。而游子外出的游历，其涉及的人事必将纷繁，情感维度也必然多元。如此，古诗呈现的内容也就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有在外闯荡谋职时，游戏场上偶尔的纵情声色；良宴会上弹筝逸响、新声入神的沉醉；可能慨叹知音稀而倍思亲；可能在荣名场上遭遇友情的背叛；有也寻欢场里的流连，面对佳人之诱惑，甚或有“锦衾遗洛浦”之风流韵事；当然，也可能会有惆怅失意的东城徘徊；四顾茫然的长道征途......凡此种种，皆成为可能。如此，《古诗十九首》里，所有的主题呈现，都得到很妥帖的符合逻辑的解释。 其次，饶学斌就《行行重行行》一诗，提出诗中“会面安可知”与“相思令人老”两句，当为古诗十九首之总领的“二柱”，这未尝不是一个很精妙的看法。 现在，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看《行行重行行》这首诗，它有无可能是一首用来演唱的民间离歌，是一对男女深情的二重唱呢？而这两句，即分别呈现男女最深情的表达。这，完全是有可能—— 一重唱（男）：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二重唱（女）：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男女相对的深情吟咏，其情感抒发层次递进，互为补充。如此之方式，彰其情笃思长，缱绻缠绵。这样的解读，更加清晰地呈现了诗歌意脉之中断，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人们初读此诗时，总会产生《行行重行行》是两首诗组合的错觉。它可能本身就是由男女两人来演绎的诗的组合。 它不仅可以解读为“二重唱”，甚至解读为“四重唱”，也是可行的。其性别的视角发生转变。如下： 一重唱（女）：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二重唱（男）：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三重唱（女）：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四重唱（男）：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下，《古诗十九首》是由文人仿拟乐府民歌而创作的一组诗歌。注意，它不是单个的独立的存在，而是彼此关联的一组，其服务于一个共同的主题。 《行行重行行》则是这一组类乐府民歌的总楔子，是男女离别时的对唱。而接下来的诗，则是男女分别吟咏的歌。其二、其八至其十、其十六至其十九是女子思念远行游子的哀歌；剩下的，则是游子落拓江湖之歌，其三至其七，其十一至其十五是游子远行的游历及其游子关于人生的各种体悟，它囊括了人生荣名、寻乐、知音、背叛、生死、寻道等关于亲情、友情、爱情多个层面的体验。 如此，饶学斌将古诗十九首看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一人表现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是完全可能的。我一直以为，饶学斌的推论虽然十分荒谬，但里面包含着某种天才的论断。 同时，汉代诗歌中，男性仿拟女性而为诗，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如此看，一人分写两性别角色的可能性不排除。在《古诗十九首》里，女人形象频频出现，她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视角呢？且另文再作细细考究。 木斋先生将《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认定为曹植作品，而其研究的立足点即为曹植与甄氏的爱情传说。木斋在《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确证了两人爱情的存在，也确证了十九首里八首即是此爱情背景下的产物。我们不妨再进一步大胆推论，即全部的古诗十九首由曹植创作，又如何呢？何处寻找证据？或许也不一定是曹植，而是别的什么人？ 曹植或别的什么人，有无可能像陶渊明创作《饮酒》二十首组诗那样，创作出相对完整系统化的《古诗十九首》呢？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并序里宣称自己“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我们从《饮酒》二十首里，是看不出其有何内容上的前呼后应，它只是陶渊明心灵轨迹的一个呈现，并无结构化的建构。但《古诗十九首》有意无意里给我们呈现了结构化的内容。如果是不同的人写的，为什么有时候会呈现出相同的内容和价值倾向？甚或内容上的前后呼应？ 萧统在选编《古诗十九首》时，有没有遵循一定的顺序？为什么他在五十九首古诗中单单保留了这十九首。有无可能这十九首本身就是一组，共十九章，即如唐山夫人创写的《安世房中歌十六章》。打个形象的比喻，《古诗十九首》譬如一个复调的音乐，尝试用繁复的形式来表现一个哀婉的主题——那就是人，生而无从逃避离别，是飘泊在大地上寻找的无根的生物，而所有的寻找都将注定并归于徒劳。 《古诗十九首》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对人类自我命运启蒙、反思的任务，它对人性的透彻洞悉与表现，正如栾栋教授在《古歌三章》中所论及，《古诗十九首》是“人性诗”的典型代表，是社会发展，人性觉醒的表现。 以上，即是再读《古诗十九首》，就其整体性的一点个人思考，没作考证，权当行人呓语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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