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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 身是人的身，欲也是人的欲，二者为何非要如此对立不可呢?仔细分析起来，问题的关键是一个限度的问题，而不是二者必选其一的问题。人生不能无欲，但不能过分纵欲。适当的欲望是人生必不缺少的润滑剂，人生若毫无欲望，则人生是死的人生。然而过分的纵欲，是有害于人生的，此种例子并不少见。因此，只有适当地控制人欲，其人生仍是健康的人生。老子只说和大怨，并没有说身与欲为怨。唐玄宗发挥为此种论调，目的是要人完全禁止情欲，做枯木死灰式的人。这样的人，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若硬要这样做人，也是十分可怜的人，不值得称道。帝王若以这种哲学教化人民，则其国必无活力，而呈一片死寂。不知如此统治，有何意义? 明太祖注：仇雠不分，虽善与之解，亦不能释屈者之冤，心尚不谓之善。君能释天下之大怨，则坐朝堂而布大道，修明政刑，释无辜，刑有罪，赈贫乏，而中税敛，欲使民余而不尽其所有，则冤解而怨平，上帝可亲矣。君臣诚能体此而昌乎，不然若居朝堂而握乾符，虐民以丰其身，敛众繁科，尽民之所有，岂不司彻乎？天道昭昭，将有咎焉！士庶能为善者，虽解人之奋争，终不能解人之余怨，所以不谓之善。能贷物以济人，匿约而不利，君子乎？善人乎？若贷人以物利，及本而倍之，尽贫者之所有，净约而期，来比冯驩，而孟尝君乎？君子乎？小人乎？于斯之道，于贫者何苦甚？富者何毒坚？皇天无亲，常佑善人，君当畏而臣民当善，福乃殷。 太祖理解的和大怨，明显地与唐玄宗不同。他要通过布大道，明政刑，释无辜等措施来使民富足有余，由此消解民众之间的冤怨。这是比较合理的途径。民众之间为何会有冤怨产生，不正是由于民众的生活水平不富裕而造成的吗?而民众的不富裕，又是统治者的重赋搜括所造成的。只要统治者宽松公正，民众之间的冤怨就会大大减少。民众之间的冤怨减少，则帝王之福乃殷。明太祖的这一认识，在封建社会里，可谓明智之见。清世祖侈谈什么大道无心，恩怨两忘。满清入关，占得天下，天下之人，对他们有多大的怨恨，清王朝心里是十分明白的。在这种怨恨情绪极度对立之时，谁能做到恩怨两忘呢?清王朝若能忘怨，就不会派兵镇压各地的反抗。明王朝的遗民，若能忘记大怨，就不会在各地进行反抗。而事实正好相反，这说明谁都不能恩怨两忘。清世祖说恩怨两忘，大概是要人民这样做，而停止反抗吧!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贵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唐玄宗统治天下，希望不立教，而令清静。令谁清静?他没有明说。令自己清静吗?只能是圣人，才可以清静。而帝王是圣人吗?不一定。唐玄宗是圣人吗?看他的所作所为，也不能得出肯定的答复。令民众清静吗?不知用什么办法可使民众清静?所以所谓的“使令清静”，不过是一句空话。不能令人清静，则“下人化之”，也是无根之谈。所谓的化，是有榜样才有化的。这榜样就是已经清静了圣人，或帝王。但实际社会中并没有这种人，所以“下人化之”也是空谈。令清静与下人化之都不能做到，则不烦诛责，自契无为云云，都是自欺欺人之谈。唐玄宗的注老，多是此种空洞之言，不如明太祖的注释来得实在。 大变，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中，都是会遇到的。对待大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圣人的态度是顺循而已。顺循，就是不违抗，不逆时代的潮流而动，也就是所谓的顺乎天应乎人。左契右契，是古代区分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不同凭证。执左契者，是债权人，执右契者，是债务人。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催债，但圣人虽有此权而不用，这就是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在社会大变之时，不责于人，就是不追究人们的责任。这种态度，就是相信人们会顺应时势的变化，而自行作出调整，不必圣人的干涉。这就是老子的无为。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亦是无为思想的一个根据。人的善与不善，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而定，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而定。行动合理，就是善人。反之就是恶人。行动合理的善人，必定得到合理的好结果。行动不合理的恶人，必定得到合乎逻辑的恶果。这就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意思。在社会大变之时，谁能得到善果，谁会得到恶果，不是人们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他们早先的行动所决定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圣人的有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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