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贵人”——怀念李兆贵政委“贵人相助”，常用来指人在遭受厄运时得到重要人物的及时帮助，从而改变了命运的走向，逆势而起。“贵人相助”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人生不顺时多，遇有贵人相助时少。所幸的是，我在生命的旅程中就遇到了这样的“贵人”，他就是我的老首长李兆贵。 三次“特招” 1968年3月的一天，我接到重庆一中八.一五战斗团的电话，要我马上回校，有部队同志找。当时我正在重庆大学《横眉》编辑部协助办报，接到电话后，我放下工作，回到一中，见到了这位军人。他穿着四个兜的军装，自我介绍是7807部队的，希望我到部队去一下，有首长要见我。后来我知道，他叫王世宏，职务是副指导员。 我听说过这个部队，驻在杨公桥，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们称它“07”，属于54军。里面有一个红二连，以前我们常到里面参观内务和训练。路上，王世宏告诉我，要见我的是405团（后为486团）二号首长。 原486团政委李兆贵（前右） 进入“二号”的办公室，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皮肤微黑的军人正在看报，报上正是我当年撰写的重庆一中《横站》编辑部文章《惊心动魄的巴山蜀水争夺战》。这篇文章约两万字，锋芒毕露，名噪一时。 “二号”话不多，他问的第一句话是：“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我点点头。 “你想当兵不？”我感到突然，但出于对54军的崇敬，还是点了点头。 “二号”指着窗外高耸的歌乐山，问我：“冲锋号一响，你能冲上去吗？”我迟疑了一下，没有回答。 “二号”看出我态度不太坚决，叫王世宏把我带出去，当天在部队招待所住下，考虑一个晚上。 当晚，一个姓徐的俱乐部主任住了进来。他自我介绍，他是1962年入伍的成都兵，入伍前是学生。他告诉我，学生兵在部队如何受重视，入党、评五好战士、提干都很快。我渐渐心动了。 第二天上午，我再次见到“二号”。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李兆贵，1945年参军，河北籍。他知道我愿意参军后，只说了两个字：“换装！” 一位姓徐的干事立即带我去领了军装，到卫生队补了体检手续；又给了我一天时间，去处理学校的行李，并和父母家人告别。 我的军人生活开始很快，结束也快。入伍一个月后，一营教导员胡国喜通知我回团部。到团部后知道，军部通知，重庆特招的兵全部退回。据说是反到底派向成都军区“告状”，说54军在重庆招了八.一五派性兵，于是成都军区下达了退兵命令。 接到这个命令，我没有多少遗憾。我是重点中学高66级学生，我自小的愿望是考名牌大学。虽说文革开始后高考一再推迟，但并没有取消高考，我的大学梦还没有完全破灭。所以，我对命令表示了服从。 部队把我的档案交给了我。那个姓徐的干事告诉我，54军不久将调防到云南，隶属昆明军区，你愿意的话可以再来。档案没有封袋，我拆开看了，里面有后来补办的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武装部盖章的《应征公民入伍登记表》，没有任何退伍手续。唯一的“政审材料”是学校提供的“鉴定”，其中关键的四个字我记得很清楚，那是班主任写的：“只专不红”。我不知部队为何对这样的鉴定视而未见，也许政治处和兆贵政委看重的是“专”，他们不觉得一个中学生能“不红”到哪里去。 第一次“特招”就这样结束了。 作者第一次入伍参加的一营宣传队 第二次“特招”是1969年1月。上年的12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了，上大学和留城断无可能，于是我选择了重新入伍。 我和同校的一个同学到云南投军，先在禄丰一平浪一营驻地住下，后到达永平团部，领了军装，并在第二天到永平县革委会，向兆贵政委报到。当时，486团负责永平、云龙、漾濞三县的支左工作，兆贵政委兼任永平县革委会主任。 因为我有入伍手续，一年前又经过“政审”，这次“特招”没有再履行入伍手续。但我心里并不踏实：父亲正戴着“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关在“牛棚”里，我此次参军，是背着邻居和父亲的工作单位私自出逃。最让我担心的是，486团有一位姓冉的连长，其家属与我父亲同单位，知道我父亲正在受审，而我的编制正在这个连里。我担心的是这些政治问题一旦被查实，我会被退回原籍。在县革委会，我的直接上级是兆贵政委，我只对政委负责，相当于半个秘书，政治可靠性当然是部队必须考虑的问题。所幸，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年10月，部队紧急调防，我们团调到河南省安阳县水冶镇许家沟，兆贵政委晋升为162师副政委，师部在安阳市。兆贵政委（这时应称兆贵副政委）到师部工作不久，师成立报道组，我被调到师报道组。师报道组隶属师政治部，我向师政治部党支部递交了入党志愿书。 作者在162师政治部 这时，麻烦来了：党支部要对发展对象的亲属进行政治调查，每次外调，我父亲的问题都是“没有结论”，或者是“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我父亲是党员）。政治部的支部书记是干部科的邹科长，做事刻板。他认为，如果外调的结论是“反革命”，也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结论”就意味着“政治历史不清”，就只能待“清楚”了再说。那些年，重庆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父亲的组织生活一直没有恢复，直接影响了我的入党和提干。 大约过了一年的时间，师报道组撤消，来自各团的战士各自回自己的部队。兆贵副政委不希望我回486团政治处，因各部队的政治机关对政审都很严格。于是，我被放到师直工兵营营部。 工兵营此时在豫西地区的鲁山县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在那里表现出色，加上“文化高”、“城市兵”的身份，格外受人看重。又是一年过去了，父亲的问题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后来，老兵复员的时间到了，营长吴玉宝找我谈话，征求我对退伍的意见。我的选择有两个：一个是留下来，等父亲的问题解决，入党，回师部；一个是退伍，退伍前解决组织问题，不管父亲的问题有没有结论。 我没多考虑，选择了第二个。 战士的复员手续是十分简单的，没过多久，我和我们营的其他退伍老兵就接到了到师部集中的通知。我们带上自己的行李，乘火车离开鲁山，到安阳崇义住下，等全师退伍老兵集中后乘专列离开安阳。在专列开出的前一天，我给师政治部的李万顺干事打了一个电话，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李万顺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是1962年从成都入伍的学生兵，同我的经历相似，我们惺惺相惜。 李干事接到我的电话很是吃惊，他只说了一句：“你走不了！”就搁了电话。当天晚上，我接到带兵的干部通知：带上全部行李，到师政治部报到。 “不走了？”我心生疑问：士兵的全部退伍手续都已完成，只等上车前把帽徽、领章摘掉，怎么能又不走了？再说，从程序上讲，此时我已没有了军籍，留下就意味着重新入伍。 后来，我从李干事那里知道，他放下电话后立即向兆贵副政委作了汇报，并特别说明：“小张入党了！” 兆贵副政委的答复很简单：“截下！” 李干事第一时间向司令部军务科传达了兆贵副政委的指示。军务科立即把我的档案从复员战士中取出。一切都那么不露痕迹，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我清楚，这是老首长对我的第三次“特招”。 暖 暖 亲 情 在486团的干部战士眼中，兆贵政委是一位十分严肃的首长。许多干部，包括营以上干部，都对他怀有敬畏。但在我们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小兵眼里，他不只是首长，更多的是充满人情味的懂关爱、会体贴的人，像长辈，像师长，像亲人。 我最难忘的是同兆贵政委一起在永平县革委支左的日子。我们住同一幢楼，他的寝室在二楼，我住三楼。有时为了赶一个材料，我会到他的寝室，同他一起讨论稿子。遇到不同意见，我会据理力争，不管他是什么首长，我只对稿件的质量负责。兆贵政委经常拗不过我，放弃自己的意见。有的干部看不过去，说“小张太张狂”。兆贵政委总会替我解释：“小张是笔杆子，我们是枪杆子，不能用枪杆子指挥笔杆子。” 一次，我到他寝室去研究一个材料，他讲了自己的意见后，我开始写。文章比较长，一时半会儿写不完，兆贵政委看他在一边也没什么作用，就从抽屉里取出一大包点心，叫我带回自己寝室去写。他说：“我帮不了你什么，你自己写吧。饿了吃，写完了早点休息。”我接过点心，心里暖暖的。 作者在永平县革委会 兆贵政委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十分注重战情研究。他在担任县革委主任时，经常带我们到偏远农村调查研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为了排除“8.23”和“炮派”的影响，常常只带部队的同志下乡，直接与乡民交谈，与当事人见面。有时，一连几天，我们天天赶夜路，深一脚浅一脚的，让我这个城市来的学生兵感觉很不习惯。兆贵政委耐心地教我如何走夜路，辨别哪里有水凼、哪里会踩虚崴脚，脚打泡了怎样临时处理……。 我回来后，根据兆贵政委深入调查研究的事迹，写了一篇大型人物通讯《踏遍青山人未老》，在《解放军报》头版发表，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全团指战员收听和学习了这篇通讯，兆贵政委的事迹让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 兆贵政委让人最难忘的是他对曾经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的关心和爱护，包括为他服务过的后来退伍的战士。 一天，团政治处张万昌主任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请示兆贵政委如何处理。这是兆贵政委以前的警卫员给部队的来信，内容是他复员后安排的工作劳动强度太大，希望部队能给当地政府去函，给予适当照顾。兆贵政委指示我以部队的名义出一个证明，证明该同志在部队训练时受过伤，希望地方在安排工作时予以考虑。信发出不久，收到这位复员战士的回信，信上说，当地民政部门十分重视部队的来信，已经调整了他的工作，他十分感谢老部队和老首长的关爱，表示一定好好工作，为部队争光。 兆贵政委经常自称“大老粗”，其实他是粗中有细。他在同人聊天时，常常记住一些别人并不注意的事，而且一记就是好几年。 一次我们闲聊，他问起我的女朋友。我告诉他，她也是重庆一中的学生，下乡在江津县。兆贵政委插话说，江津是我们师部所在的地方，一中属于沙坪坝区，沙坪坝区革委会主任孙毓亭是我们团解放出来的干部，可以把她从农村调出来。我对此只当聊天，没往真处想。 没料到，1970年春，当时我们已调防到安阳，兆贵政委已经到师里工作，486团政治处张主任突然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同保卫科的干事一道，遣送一个犯错误的四川籍战士回原籍。我知道，这是给我一个回四川看父母和女朋友的机会。结果是执行任务的同志已经先于我出发了，我是一个人自己回乡探亲。这对一个只有一年军龄的战士来说真是天大的“恩典”。因为是执行“特殊”任务，来回可以乘坐卧铺，这是我以战士身份享受了干部的待遇。 1971年，知青陆续开始返城。张主任派王世宏利用回重庆探亲的机会，帮助我办理女朋友返城的事。这只能是兆贵政委的意思，因我从没向张主任讲过我的女朋友的事。后来王世宏回来复命，我的女朋友通过正常渠道已经回到重庆，通过与本人谈话，女朋友没有对现在的工作表示不满意。这事虽然最终不是兆贵政委促成，但他作为部队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能在百忙中想到，实属不易。我永远从心底感谢首长的关心。 中国有一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我在同兆贵政委短暂相处的日子里看到，兆贵政委虽然文化不高，但他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关心部下，甘做下级的后勤部长，是深谙领导艺术的高手。他的言行影响了我的一生，包括我担任领导职务之后，让我终生受用。 特 批 转 业 1976年6月，我的女儿出生了。有孩子后，家务事陡然增多，但我在部队一点帮不上忙。孩子放在重庆外婆家里，妻子上班的地方很远，常常赶到家已经天黑。 那些年，军队开始集中安置干部转业，第一批干部安置完毕后，我想到自己转业的事情。转业的念头刚一出现，我就为自己产生这样的想法而吃惊：目前还有一大批1950年代的老同志没走，我提干才三年，一年前才晋级，组织上怎么可能考虑我转业的问题？ 虽然如此，我还是从侧面向干部科咨询了干部转业的条件。他们告诉我，被优先考虑转业的，一般是入伍较早、身体较差、在同一级别任职时间长的同志；在前一批转业安置大体就绪前，不会考虑新的年轻干部转业的问题。 在部队的这些年我也看到，个别干部为了达到转业的目的，采取了非常手段，包括“闹”，“闹而优则走”的事也是有的。当然，我不会选择这样的办法。 当时，我的职务是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被抽调到师政治部秘书科工作。申请转业，必须也只须政治部主任同意。我按组织程序找到政治部冯主任，他认真地听完我的陈述，只说了一句话：“你转业要四号（副政委）同意。” 我据理力争：“按干部管理权限，政治部干事转业只须政治部主任批准。” “你是四号特招的。”他淡淡地说。 我顿时觉得问题严重起来。“找四号？”我想都不敢想。 回到寝室，我来回踱步，想不出良策。晚上，想到一岁多的女儿没有父亲照顾，妻子每天早出晚归，春节我回家探亲，女儿在床上由祖祖陪着玩，抬头看见一身军装的我，不认识，有礼貌地叫我“叔叔”，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对了！”我灵机一动：兆贵副政委不是特别重感情吗？别人“闹而优则走”，我为什么不可以“哭而优则走”呢？我暗暗为自己的聪明叫绝。 第二天，我按计划去兆贵副政委办公室。快到他的办公室时，我犹豫了：老首长到师工作八年了，我从没有去找过他，我一个小干事同师副政委不可能有工作的联系；现在去找他却是去说这种私事，怎么开得了口？ 但是，一想到家里的困难，一想到整天忙里忙外的妻子，一想到不认识爸爸的女儿，我不再犹豫，大胆地敲开了兆贵副政委的门。 兆贵副政委见是我，有些意外，招呼我坐下。我不等他问话，就把自己的困难、问题和想法，如竹筒倒豆子，全倒了出来。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讲到伤心的地方，眼泪真的掉了下来。 兆贵副政委是个硬汉子，他什么时候见过下级流泪？他看着我，听我说完，问了一句：“你把这些事给六号（政治部主任）说过吗？” 我回答：“我说过，他说要听您的意见。” 兆贵副政委没有表态，而是问我：“你转业后的工作考虑过没有？” 我回答：“已经同重庆市委组织部联系好了，到重庆市市级机关党委任理论教员。” 兆贵副政委终于给了我一句盼望已久的话：“你的转业由六号决定，我没有意见。” 我激动得跳起来，如果不是出于对军人礼仪的考虑，我真想紧紧地拥抱这位可亲可敬的首长。我向兆贵副政委敬了一个礼，转身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这是我同兆贵副政委最后一次见面。没想到，这也是我们的诀别。 1978年秋，我转业回到重庆。第二年初，兆贵副政委调任54军160师政委，赴越参加自卫反击战。他离休后，没有选择定居160师驻地辉县，而是回到了他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安阳，同他昔日的战友住在一起。几年前，兆贵政委因病去世，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作者近照及简介： 张莘如，祖籍浙江宁波，重庆一中老三届高六六级学生，四川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1994年，论文《促进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对接》入选中共中央召开、中宣部等六部委主办的全国理论研讨会，同年获四川省和重庆市两级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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