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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放了一把火，把秦朝以前的书几乎全给烧了，儒家学说因此遭遇重创。汉初，靠着一些还没死掉的老先生们默写，才挽回了其中一部分经典。 我们今天熟知的四书五经，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这其中《大学》是极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唯有它系统的阐明了儒家学说的框架、主张和方法。其中最根本的是“格物致知”四个字，这一句，是解开儒家终极理想和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钥匙。 遗憾的是，挽救回来的《大学》唯独缺了这最关键的一个章节，因此，“格物致知”的内涵从此成了千古疑案。也因此，在宋明出现了著名的理学与心学之争。 不过，我们仍然能够从圣贤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找到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今天，笔者就借此梳理这儒家四字心法，带着读者一起发现其中的奥秘。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 “格”字的两种解读格物致知，其中后三个字大体没有字义的争议，只有解读角度的不同。而“格”字的争议就比较大了，因此导致了理学和心学的分野。 理学家所认为的“格”：宋代的理学家朱熹认为，格是“穷尽”的意思。格物致知，就是细心揣摩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从观察现象到认识本质。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通过实践而上升到理论。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 心学家所认为的“格”：明代的王阳明认为，格是“正其不正”的意思。格物致知，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去除内心一个“私”字。当私心杂念越来越少，就像镜子越磨越光，透亮起来，能映照万事万物。到这个境界，不需要一个一个去琢磨外界的事物，自然能对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了然于心。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余姚人。 朱熹和王阳明究竟谁正确？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我们不妨回到“格”字的源头，从原始字义上去探究： 格，其中的“各”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进犯”的意思。“木+各”，是使用木棍击打，持械攻击的意思。篆文则延续了金文的“格”字写法，演变为今天的“格”字的写法。
 以上，引申为“斗争、去除”的意思。因此，王阳明的解读，符合“格”字最初的意义。 那么朱熹呢？ 格，其中的“各”还有一种内涵是“十字交叉”，因此，格有“格子”的意思。引申为将不同的东西分类存放，进一步引申为归纳、归类、抽象的意思。如“规格”、“格式”。
因此，朱熹之解说也是符合文字原本意义的。朱熹的格物就是面对万事万物的现象，把它们分门别类，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抽象出潜在的规律和原理。 那么，究竟谁是对的？这就需要回到儒家原始文献中去寻找答案。 回到先秦儒家思想中，验证“格物”的观点一、儒家的“博学”说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博学约礼”的思想：
这也是程伊川和朱熹“格物”解读的来源。朱熹说：“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 子思是孔子的嫡孙，他的老师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子思在《中庸》中写到：
以上，可见从孔子，到子思，再到程颐和朱熹，“博学”的思想是儒家所倡导的，也是“格物”的“穷理”说的理论基石。 二、儒家之“克己”说 那么，王阳明的“正己”说，是否有理论基础？ 孔子最优秀的弟子颜回，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和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克己复礼”，具体方法则是“四勿”：
很明显，孔子的克己，即是克去内心的私欲，克己就是正己，和王阳明的观点一致。而“四勿”的方法，完全不涉及外在的学习，纯粹是对个人视听言动之心的历练。  三、博学VS克己 朱熹的博学说，王阳明的克己说，两者都能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到到理论基础。但两者的分量是不同的。孔子回答颜回提问，是直指儒家的根本核心问题“仁”，给出直接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完全是指向内在的。 而孔子谈及博学约礼，只是说“亦可以弗畔矣夫”，意思是博学切问，用礼约束自己，至少能不走错路。所以，孔子是肯定了博学是一条路，一个方法，但不把此看作是儒家的根本与核心。 因此，王阳明对“格物”的解读是比较上乘的，朱熹的则稍逊一些，但两者都能自圆其说，都符合先秦儒家的思想。 两种思想的历史震荡儒家的孔孟曾思几人，都被尊为“圣人”，他们的学说被尊为“圣学”。而到了宋代，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圣学的血脉已经断流了，自从孟子之后，再无后继者。因此，才有了宋代的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朱熹等宋代大儒做出努力，试图复兴“圣学”，接续血脉。也因此，有了理学的兴起。
然而，任何潮流都会卷起泥沙。就像一杯茶，越泡越淡，后面就全是水了。理学的兴废也不例外。尤其是自从元代明代的科举制度将朱熹的学说作为官方标准后，读四书五经的人越来越多，而能取其精华的越来越少，食其糟粕的越不乏其人。 以至于到了明代，出现了王阳明开创心学，来拨乱反正，抨击理学思想。这其中是有内在历史规律的。因为儒家学说的精华不在于“博学多闻、强记善辩、诗词歌赋、考据训诂”这些外在功夫上，儒家最根本的是用自己的身心践行“仁”。 《传习录》是记录王阳明与弟子日常言教的合集，其中王阳明如此评价朱熹之学说：
王阳明大意是说，朱熹年轻时便立下了著书立说的志向，因此把大量的精力花在钻研经典上。如果先专注内修内省，点亮内在的智慧之后，再做这些文字功夫，则不至于两边都落空。朱熹晚年时候悔悟，觉得自己虽然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注解，但对于儒家的根本事务——尽性至命，却耽搁了。对此，王阳明表现出了大宗师的气度，对朱熹仍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朱熹很真诚，知错就改，一悔就转。可惜时间不饶人，没多久朱熹就去世了。 而王阳明开创的心学，原本是纠正理学流弊的，到了后期心学也成了流弊。为什么？因为王阳明不断强调”格心物“，向内心做功夫，于是许多理解力不足的后继者、附和者，演变成了空谈性命，不学无术，虚无缥缈的”口头禅“。 因此，清代的王夫之、顾炎武对心学也发起了激烈的批判，认为这种风气对国家社会十分有害。
所以，从顾炎武开始，清代又兴起了“朴学”，崇尚复古，重拾汉代的训诂考据方法，注重证据和逻辑来还原经典原意，从而探究圣贤本心。这个学派在乾隆、嘉庆年间到达鼎盛，史称“乾嘉朴学”。 历史总是相似的，朴学到后期也成了“流弊”。被批评为脱离实际、故纸堆中做文章，不能经世致用。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无论是二程、朱熹、王阳明，还是王夫之、顾炎武，他们都是非常有思想和见地的儒学大师。我们对于一浪一浪的学术上的历史震荡，应当与这些学者分别看。他们之间的修正，都是出于真诚的纠正时弊，而他们身后的后继者又总是带歪浪潮。因此，错不在这几位，错的是众人，而众人实际也谈不上错，因为世间本如此。如同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最后凋败成为尘土，万事万物都无法逃离这个生命周期。 小火锅点评总结我们今天谈论的“格物致知”，是开启整个《大学》的钥匙，是核心。 《大学》是四书五经中总的纲领，开篇就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总蓝图。 明明德——即内圣之道，是开启内在的大智慧。 亲民——即外王之道，是正己化人，让天下人民都能点亮智慧。 止于至善——即内圣外王的终极状态。 而如何实现这个蓝图，《大学》则按程序给出了清晰的方法论：
 其中，格致诚正为内圣，修齐治平为外王。而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内圣的基础在于“格物致知”。 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格物致知”？如果完全按理学的理解，就是博学，就是格外物，就是格物穷理。 如果完全按心学的理解，就是正己，就是格心物，就是格物致良知。偏于前者，容易变成书呆子，偏于后者，容易变成口头禅。 正确的态度应当两者不可偏，也不可废，选取中道。以正己化人为本，生智慧。以博学切问为辅，求知识。一边求知，一边笃行，知识渐长，智慧日增。如此，是比较稳妥的理解和践行儒家思想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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