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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屡在文化杂谈类的书籍中窥见诸如“元朝时期是关学的低潮期”“关学命悬一线的危险时期为元代”这样的说法,给元代关学的发展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黑纱,甚至在仕子学人心头留下了一重“元代无关学”的阴影。事实真是如此吗?另外,就是坊间流传的“九儒十丐”的说法,真的确有其事吗?我们先来看“九儒十丐”的出处。郑思肖的《心史》中《大义叙略》中载:“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谢枋得的《谢叠山集》卷二《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亦有:“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意思是,元代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十等,读书人列为九等,居于乞丐之上,地位比娼妓还低下。要知道,郑思肖、谢枋得二人皆为宋末遗民,均有明显的反元情绪,其著述亦有矮化甚至歪曲元朝的倾向。在《关学学术编年》及其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个与“九儒十丐”之说完全不同的背景介绍。 ![]()
北宋末年,陕西一地相继落入金人、蒙古人之手。虽然二者均以武力征服为要旨,但在取得军事胜利后,为了维系政治统治,他们都选择接受不同程度的汉文化影响。金朝初年,政府大兴学校,推行儒家教育,以儒家经义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并将儒家经典《论语》《孝经》等翻译成女真文字。发端于宋代的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迅速在金人统治的地区传播开来。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不久,便大量使用汉族士人,有意识地学习儒学。元代前期虽长期未开科举,然而仕途之门并未向儒士关闭。相反,元代一直将“以儒为吏”作为既定国策之一,并长期执行。《元史·选举志》中就载:“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辞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若干人,皆一时名士。”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并以程朱理学为科举考试的标准,随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至此,程朱理学乃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并迅速在全国得以传播。相比之下,张载关学虽不如程朱理学这般受到推崇,但作为新儒学的重要一支,也并未被封杀或沉沦,而是有着一定区域性的发展。赵宋灭亡后,不少理学家基于民族气节,不愿仕元,纷纷于民间各地讲学,推动了元代理学的发展。金元时期的关中虽未形成严格的学派,却涌现出了奉天(乾县)杨奂之学,高陵杨天德、杨恭懿父子之学,奉元(长安)萧维斗、同恕之学。他们一方面注重传播程朱理学,另一方面又恪守张载关学注重礼制、以礼为教的理念,在推动和延续关学发展上做出了相当的贡献。遍读《元史》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一百五十八可知,元朝历代君主都极其推崇儒家之学。《元史》中有载当时的名儒杨惟中、姚枢在金军败亡后被忽必烈礼遇召见;在湖北又俘获了当时号称“江汉先生”的老儒赵复,忽必烈便宝贝般地加以保护,令其在太极书院讲授理学。忽必烈指令元廷选做教学书目的理学著述多达八千余种,使得理学在北方焕发了昂扬生机。号称“朱子之后第一人”的名儒许衡,更是受到忽必烈的重用,纳其定朝仪官制之议。元成宗也曾下诏崇奉孔子,元武宗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最值得一提的是元仁宗,做皇太子时便潜心学儒,有人推荐《大学衍义》一书,他兴高采烈道:“治天下此一书足矣!”登基后,他对孔、孟更加尊崇备至,并敕封宋代诸名儒及本朝名儒许衡配祀孔庙。他不拘一格广揽儒生,“果才而贤,虽白身(平民)亦用之”。他还诏令将汉文经史译成蒙古文,以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中传授。不仅如此,他还决定恢复科举,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据命题。对此，他振振有词:“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又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至此?”总之,他们是十分认可“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道理。既如此，作为理学重要一脉的关学肯定不会被封杀,甚至会受到“礼遇”,在一定范围和空间内应有着不可小觑的思想价值和得以深耕的可能。那为何还会有“九儒十丐”的贬损之说呢?![]()
除了南宋遗民郑思肖、谢枋得二人的著作中有关于“九儒十丐”的记载外,另在清朝学者赵翼的著作《陔余丛考·九儒十丐》中也有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他将“读书人”前面的“娼”换成了“民”,算是给读书人留了点面子。这些大概就是“八娼九儒十丐”的明确出处,是对元朝时期包括关学在内的儒家学说及理学大家不断受到挤兑和压制的原始来源。可这些说法代表的是元朝的官方国策,抑或民间态度。 既然赵翼说是“元制”,那就是元廷颁布的政策或法规有明确规定“八娼九儒十丐”之说了。可穷究《元史》类的官方典籍,愣是找不出半点儿有损儒学及理宗的文字描述,甚至连所谓的阶层职业排序“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匠)、八娼(民)、九儒、十丐”这样的记载也无,只有当时将民众分为四类的记载,即第一等蒙古人,自命“天之骄子”,享有特权,可担任各级府衙官员,职掌兵权机要;第二等是色目人,他们较早归顺元廷,能得到官方的信任;第三等是原金国所属的汉人;第四等则是宋朝归降的“南人”。但人有分类,并不代表社会职业也会依葫芦画瓢。元朝高官中不乏刘秉忠、赵孟頫、史天泽、许衡、张弘范、张养浩这样的汉人,而他们大多是归降的汉人。这样的历史原貌可说是对“九儒十丐”之说最有力的驳斥。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位清朝学者赵翼本身就是赵宋王朝的后裔,不免有“怀宋”之情,他的不少诗作中都隐含了对时政的不满和对宋朝中原政权的怀念之情。如《和友人落花诗》中有:“绮窗一枕小游仙,肠断秾华过去缘。薄命生遭风雨妒,多情枉受蝶蜂怜。更无一语归何处,再欲相逢动隔年！绿已成荫芳草歇,鬓丝愁绝杜樊川。”将一个亡国后裔的“憎恨”心理表露无遗。综上,学界长期流传的“九儒十丐”之说并非符合客观事实,历史上的元朝当政者对孔孟儒学和理学学说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元泰定帝二年(1325年),元廷恢复和重建了横渠书院,便是对关学关照有加的一个有力明证。据《元史·泰定帝二》载:“(四年)秋七月丁酉……建横渠书院于眉县,祀宋儒张载。”如果元廷对关学极力打压,冠以“九儒十丐”的鄙视态度,又怎会做此修庙立碑之举来弘扬关学之威呢?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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