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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明理学史上，张载及其创立的关学、朱熹及其创立的闽学、王守仁及其创立的阳明学，被称为思想史上的三座高峰。三个学派中，张载是理学的真正开创者和奠基者。由于张载和追随者的主要讲学和活动在关中地区，因此，张载等创立的理学也称关学。 历史上，大散关以东、函谷关以西的地区称关中。当时拍摄纪录片《长安的村庄》镜头正是对着这片文化积淀丰厚的关中大地。选题的起因有许多，最关键的正是和关学密切相关的两件事：一个是《蓝田乡约》，一个是日本天皇投降诏书中引用了张载横渠四句中的“为万世开太平”。这是长安的村庄超越农耕而闪烁思想光辉的地方。公元1076年，在张载关学的重要成员，几个吕姓的蓝田籍兄弟手中诞生了中国第一部乡村自治的文献——《蓝田乡约》，也称《吕氏乡约》。所谓乡约，就是在某一个地方，由大家约定的一个行为规范。《吕氏乡约》可谓是关学社会实践的典范。《吕氏乡约》的意义非常突出：其内容主要包含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大类。其中的“患难相恤”则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包括：水火、盗贼、疾病、孤弱、诬枉和贫乏等七项。“过失相规”则对参加约定的人员做出了相应的规范要求。在没有乡约以前，乡村的秩序依靠“良俗”。良俗在日常生活中只能对不良和不法行为告知或更进一步是形成一种公众态度和压力，以此告诉对方不能这样做。但这种“良俗”解决不了一些人侵犯别人和公共利益的问题。而《吕氏乡约》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崇德尚义教化的软约束，而是把过去的良俗自律上升到制度层面。这个制度的意义还在于：把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由家族扩大到更大区域。这是一次超越传统家族伦理而建立新共同体的制度。于是，伦理共同体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一家一族，随着“乡约”制度的诞生，一个乡村共同体有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样的价值观，这个共同体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就基本决定了。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关学的重要传人冯从吾赞扬说：自从《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从1076年的《吕氏乡约》至1927-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的产生，在这将近90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民间治理就是靠着乡约，而《蓝田乡约》是乡约的鼻祖。不仅在国内王阳明等大儒和主政地方的大员效仿《蓝田乡约》作为治理地方的规矩。整个东南亚，特别是韩国，对乡约制度的学习、引用更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朝鲜王朝时期的李滉（号退溪）和李珥（号粟谷）都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大儒。在韩国家喻户晓，韩国政府为了纪念这两位大儒还将他们的头像印在了1000元和5000元的韩元上。韩国首尔的退溪学研究院，庆北大学的退溪研究院，檀国大学的退溪研究院和图书馆都是以李滉号命名的。李滉门弟子中任政丞的就有10多位……李滉和李珥都极为重视《吕氏乡约》。儒家学者赵光祖在中宗年间还推广了《吕氏乡约》；庆尚道观察使金安国刊行《吕氏乡约》。一度普及全韩。我们在拍摄中采访张载后裔张世敏时得知，韩国的初中和高中教科书中还都有连续的较完整的《吕氏乡约》，韩国的初中和高中生都熟读过“蓝田乡约”。根据这个线索，我们采集到了韩国教科书中关于《蓝田乡约》照片和韩国大邱教育大学伦理教育学科张闰洙教授讲授《吕氏乡约》的视频。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脍炙人口，激励了一代代读书人。鲜为人知的是，二战中，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就引用了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关学及其成果，实际上跨越国境，深深地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充分彰显了宋朝在经济、文化和思想上达到的高度。我们应该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客观评价中国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价值输出是关学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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