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从“六有”到“东铭”：张载哲学的另一层面（上）

​作者：丁为祥

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也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学派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四为”与《西铭》上。从“四为”出发，固然可以看到张载为儒学“造道”的远大志向；抓住历代的《西铭》诠释，也可以理解张载的民胞物与情怀。但张载哲学却并不仅仅是“四为”与《西铭》，而支撑其“四为”与《西铭》的“六有”与《东铭》，不仅构成了张载思想得以形成的具体修养，而且也促使其从现实人生出发以走向为儒学“造道”的“四为”与表现儒家民胞物与情怀的《西铭》。从这个角度看，就必须承认“六有”与《东铭》不仅构成了张载哲学的现实出发点，而且也是其“四为”志向与《西铭》情怀所以成立的坚实支撑与主体基础。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关学研究院院长

丁为祥

一

引言

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也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关于张载的哲学思想及其所开创的关学学派，陕西学界在经过数十年的爬梳、整理与诠释之后，现在已经蔚为大观。此中尤以林乐昌先生的《正蒙合校集释》、刘学智先生主编的《关学文库》为代表。如果再加上笔者早年的博士论文《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陈俊民先生以《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为代表的包括关学文献整理方面的系列著作，几乎可以说是统合文献集成、解读整理与哲学诠释的三路并进。从对张载哲学与关学学派的研究而言，也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但在笔者的感觉中，对应于历史上曾真实存在的张载及其关学学派，目前的研究似乎还欠缺些什么，但究竟欠缺什么？笔者一时还说不清楚。

2019年4月18日，应西安“北大校友会”前会长赵世超先生之邀，笔者随校友会对眉县进行了经济产业与文化建设两方面的参观。次日一早，笔者又在“眉坞大讲堂”向眉县的五大班子连同北大校友作了一场关于张载哲学研究的学术报告，其内容则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张载在“北宋五子”中的中间与中坚地位及其思想特色（其“中间”是指年岁；而“中坚”则指其儒家立场及其对佛老之学的钻研与批评而言）；二、张载哲学在从汉唐儒学到宋明理学之间的转折与枢纽作用；三、开规模、定纲维——张载《正蒙》对于理学思想谱系的开创与为学进路的塑形；四、关学学派从宋至清包括近现代在文化传承与维护社会风化方面的积极作用。由于这些内容完全出于笔者对张载及其关学的认识，因而也等于是基于自己以往对张载哲学的研究与认识所展开的一种思想汇报。

在返程的路上，笔者也在不断地寻绎那种“欠缺些什么”的感觉究竟从何从来，当回味到18日参观“横渠书院”（当地人则习惯称其为“张载祠”）时，曾发现一段关于张载早年“六有”誓言之碑文，当时，眼前似乎就有一隙闪过。回到西安后，笔者又不断地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包括博士生、博士后与青年教师进行多方面的交流、沟通与访谈，这才逐渐弄清自己那种不安的感觉究竟从何而来。几经思虑之后，于是也就有了对目前张载研究的几点反思，特提出以供张载与关学研究者思考。

二

“四为”与“六有”

无论是否研究过张载，稍微有一些文化常识的人似乎没有不知道张载及其“四为”之说的；而在国学热兴起以后尤其如此。最近几年，出于学术交流的原因，笔者也参观过不少的书院，几乎每一个书院，也都愿意将张载的“四为”作为其书院的宗旨，并镌刻于显赫的位置。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张载的“四为”似乎就是专门为今天的国学热、书院热所准备的标语和口号。因而，只要谈起张载，人们马上就会以“四为”来应对；甚至有的根本不知道张载为何许人，也都可以对其“四为”深表敬佩，并从人生志向的角度大加发挥。这样看来，“四为似乎并不是因为张载而为人所知，反倒是张载因为其“四为”而声名远扬了。

从出现的历史顺序来看，张载的“四为”一共有三个版本，其一即出自张载本人的讲学，因而就存在于张载的《语录》中；其二则出自《近思录》，是朱子、吕祖谦在合编《近思录》时对于张载“四为”的一种重新表达；其三则出自《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中的“百家按语”（其《近思录拾遗》中的“四为”也一并为其所校改）。这里一并征引：

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几种不同说法，其区别主要集中在第一句上，即为天地“立志”还是“立心”。这一区别主要为朱子、吕祖谦合编《近思录》时所改；至于现在的流行本则为黄百家所改定，即改原来的“立道”为“立命”、改“去圣”为“往圣”。应当承认，就表达而言，这些改动确实是逐步完善的，应当说也更符合张载精神。但从“立志”与“立心”、“立道”与“立命”以及“去圣”与“往圣”的区别来看，则其实际上都属于同一方向之更为准确的表达，因而也可以说，无论哪一种表达，其精神都是基本一致的。

但这里似乎应当有辨。仅从张载坚持“为天地立心”（在这里，“立志”与“立心”并无原则上的区别；因为“志”本身即为“心之所之”）的表达来看，其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天本无心”的前提。否则的话，也就谈不到“为天地立心”了；正是在“天本无心”的前提下，才有为天地“立心”之必要。证之于其《横渠易说》与《经学理窟》，张载在这方面还确有其一贯的表达：

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讴歌讼狱而不之焉，人也而以为天命。

天则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

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

在上述几条对“天”的专论中，所谓“天无心”或“天本无心”，就是张载对于“天”之认识的一种明确表达；至于“无心无为，无所主宰”一点，则又可以说是其对“天”之自然属性的明确揭示。这说明，在张载看来，“天”已经不再是董仲舒所坚持的神性主宰义了，也不是汉唐儒学所一贯坚持的道德根源义，而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生之义。很明显，张载对“天”的这一认识，是远远超越于汉唐儒学的，是将汉唐儒学所一贯坚持的神性主宰义与道德根源义一并归还于“人之心”了。最为奇特的一点还在于，虽然张载已经明确地坚持“天本无心”，但对于“生成万物”的现实，张载又认为：“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这说明，张载就是要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完成对“天”的论证，而其所谓“为天地立心”一说，实际上正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

至于张载对于“天”的论证，这就主要表现为从天道本体的高度来重新定位天，是即其所谓的“为天地立心”。关于这一点，由于学界已经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并且也还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论，故我们这里完全可以存而不论。但是，一当从天道本体的角度规定天，那么这个“天”究竟如何向人生落实，而“人”又将如何体现这种“天意”呢？这就显现出了张载“六有”之说的特殊价值。

据碑文所载，“六有”是张载早年在拜谒武侯祠之后为自己所提出的视听言动之行为准则，其文现存于《正蒙·有德》篇。由于《正蒙》是张载一生最后七年的精心结撰，也是其对应于王安石变法所展开的一种精神上的“造道”之作。所以，如果认为“六有”就是张载早年拜谒武侯祠所作，那么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六有”实际上正是贯注张载一生的行为准则。张载“六有”的内容如下：

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

显然，所谓“六有”就是贯注“言动”、“昼宵”与“息瞬”之视听言动包括自觉意识与“潜意识”之不同层面的统一，因而也完全可以视为张载为自己所确立的一种人生精神及其视听言动标准。

在《正蒙合校集释》中，林乐昌先生虽未详考“六有”之形成与具体出处，但其对历代儒学大家关于“六有”之具体诠释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历代儒家的诠释主要沿着两个向度展开：其一即用历史上的先贤及其相近名言对“六有”进行诠释，如朱子、刘玑等；其二则是从理气关系的角度展开诠释，如朱子、冉觐祖、张伯行等。不过，细检这些诠释，觉得关学学者包括“希张横渠之正学”的王夫之的诠释反而具有一语中的作用：

吕柟曰：释“六有”近乎一身之学，可谓造次必于仁矣。

韩邦奇曰：此章兼言动知行，而言“宵有得”一句，非用功至此者不能言。人于书之所学，讲论寻究之际，未得宁静；至夜而思之，往往有自得处。指知而言，非谓夜气也。夜气是人之善源，一?3?1之未息也，昼多梏亡，至夜自生。盖夜有而日梏之，非以昼养而夜存也。细味之，自见。瞬是目一转视，非一开闭也。

王夫之曰：此张子自得之实修，特著之以自考而示学者。

很明显，所谓“六有”就是张载自己的“实修”之学，所以吕柟就将其比喻为“仁”对于孔子之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而韩邦奇则对“宵有得”一句深有体会，所以能够结合自己的求学经历而提出“人于书之所学，讲论寻究之际，未得宁静；至夜而思之，往往有自得处”。至于王夫之，则其所谓“此张子自得之实修，特著之以自考而示学者”，简直就可以视为代表张载所展开的一种自我说明。

如果将这种“六有”对应于张载的日常细行，那么，其弟子吕大临所撰写的《横渠先生行状》，其中就有关于张载撰写《正蒙》时的日常生活写照：

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

两相比照，如果说“六有”是张载早年拜谒武侯祠所作，那么左右简编、俯读仰思也就是其晚年著《正蒙》时的写照。所以，由此也就可以看出，从其早年的“六有”到其晚年的俯读仰思，张载真可以说是“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

这样看来，张载的“六有”固然可以说是涵盖了其日常生活中的“言”与“动”、“昼”与“宵”以及“息”与“瞬”之时时处处，那么其晚年的“志道精思”，也就表现在“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的过程中。如果说颜回曾将孔子“克己复礼”的教导贯注于自己的视听言动之中，那么张载的“六有”也就可以说是将历代圣贤之教诲落实于自己的行住坐卧之间。显然，从早年的“六有”到晚年的“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就构成了张载哲学的另一层面，这就是具体做人的层面。虽然这一层面未必就是张载“四为”所以形成的根据，但“四为”却无疑就建立在其“六有”之“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