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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是古代长阳人书写文字的主要载体，也是用于祭祀、包装、卫生等其他用途的生活必需品。同时，纸张偶尔也在战争中发挥一些特殊功能。同治年间，长阳田世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正是“以二人牵长绳系碎纸筒燃其尾”，才迷惑牵制了清军，从而取得石羊滩大捷。这又是鲜为人知的纸张故事了。 监利迁长阳吴氏后裔用土纸抄写的家谱 造纸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长阳流传应久。一则，长阳物种丰富，自古盛产楮、竹等制作纸浆的原料。二则，峡州纸早在北宋时就扬名国内，曾被欧阳修称为“最耐久”的纸。长阳在宋代是峡州属县，故是峡州纸产区也在情理之中。明万历《荆州志》所记载的长阳地名“纸方溪”，也说明长阳造纸之久远。不过，长阳大兴纸厂，则在清代以后。清乾隆年间之后，纸张作为长阳的物产，被多次记载在历代府、县志中。清代、民国时期，长阳纸品作为大宗货物，通过清江航运，远销宜昌、沙市、汉口等地，成为长阳贸易一张名片。 纸厂水碓（来自网络） 清代中期以后，长阳纸厂逐渐遍及县内溪沟河谷。道光《长阳县志》记载，“佷邑之山多竹，资其利而为纸厂者，无虑每十家。”至民国年间，县内纸厂达到200余家，每厂工人约二、三十人，纸厂是当时长阳最主要的工业企业。下溪口、津洋口、木坵溪、下鱼溪、平乐溪、七坵溪、母溪、马连溪、重溪、故里溪、白石溪、曲溪、芦溪、城五河等地的土纸作坊，因水利优势，造纸历史最为悠久。民国时期，邓振汉等人于千工堰创办的振汉造纸厂，则是民国时期县内规模较大的纸厂之一。 资丘曲溪竹园坪村旧时造纸作坊（摄于2015年2月） 清代以后长阳造纸业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山区的迅速开发。清初以后，长阳经过数次“招垦”，江汉平原等地大批流民迁入长阳定居繁衍，深山溪谷得到开发，人口迅速增长。一些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就地取材，转而专门或兼营造纸业。二是水碓的传入和运用。道光《长阳县志》云，“然其（纸）造之也，不俨手举足踏，惟依溪水，壅上流，设水车转轮，与碓身交激，使自舂。”水碓的推广运用，极大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纸浆制作效率。据同治《宜昌府志》记载，时宜昌府辖七州县，而水碓“惟长阳、长乐有之，他邑皆无”。这说明，长阳造纸业在当时鄂西地区有着不可比拟的科技优势。三是商贸的发展。清代及民国，邻近长阳的沙市、宜昌是长江沿岸重要商品集散地，而长阳因有清江水运便利和丰富的物产，成为外地客商的重要采购地。长阳出产的药材、粮食、煤炭、纸张等大宗商品，通过这些商人，由资坵、都镇湾、龙舟坪等沿江古镇集中，通过水运畅销荆宜，乃至汉口等地。同时，这些外地商人对商品质量的监督把关，也对本地纸品提高品质起到了推动作用。 旧时长阳纸厂“虎牌”商标（来自网络） 民国时，长阳纸品按原料，主要是竹纸、楮纸、草纸三种，此外另有少量皮纸。这些纸品，因无外地书画用纸细腻，被称为“土纸”“毛纸”。而外销土纸，通常又被称“斗纸”。按照品质，斗纸分为老细、二细、毛货三种。老细货每块有纸三千七八百张，二细货每块三千张左右，售价七、八角。而毛货每块二千余张，仅售三、五角不等。 各纸厂年产量，主要取决于纸厂旁溪河的年径流量。“水长者，每厂全年约可造纸一万三四千块，最短之水，亦可做三、四月以上，每厂可造二、三千块不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县内平均每厂年可造纸五千块以上。凡生产季节，各纸厂均加班加点，昼夜生产，一派繁忙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长阳旧时所造土纸，由于长期畅销外地，行业长期安于现状，故而放弃技术更新，致使产品种类长期单一，主要是作为“镌刻冥钱”以及如厕的纸料。其中仅有质量上乘的老细斗纸，勉强可供民间书写家谱、经书等所用。以致民国中期，由于大力破除迷信，长阳土纸也销路日窄。虽然造纸行业自发组织了纸业公会，并设法改良，力求进步，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49年，较好纸类始终无法得到大量生产。 本文系作者原创，转载须注明公众号名称及作者姓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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