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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有火眼金睛，七十二变； 唐僧历尽81难取得真经； 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这些都是我们所知道的《西游记》然而在这部小说中，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譬如说孙悟空的原型到底是谁？《西游记》的核心思想又是什么？我的老师----山东师范大学的杜贵晨教授告诉你《西游记》背后那些不知道的事儿。 杜贵晨 花果山原型是泰山？ 2006年，当杜贵晨提出“泰山是花果山原型”这一观点之后，曾引发了网络上大批网友的反驳，十几年过去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通过考证，又发现了大量的旁证。 2006年对于山师大的杜贵晨教授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这一年的年初，他遭到了网友们的一次围攻。 围攻的原因，是因为两篇他刚刚发表的论文：《孙悟空“籍贯”“故里”考论》和《〈西游记〉与泰山关系论》。在这两篇论文里，杜贵晨大胆的做出了考证，认为小说《西游记》里的“花果山”的原型，就是如今的泰山。此事随后被媒体进行了报道，引来了网友们的激烈反响。 媒体不断约访，大批网友指责，让原本就有些准备不足的杜贵晨颇不适应：“其实这是一场不平等的对话，网友们看到的信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而不是我的论文原文。真正看过我论文的人，即使不赞同（我的观点），起码也会觉得我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现实确实如杜贵晨所说，从论文发表至今已经六年的时间了，学术界对于杜贵晨的论文始终保持沉默，无一人出来反驳其观点，一些读到论文的网友，也开始在网络上替杜贵晨说话，认为其观点是“有道理”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还是继续坚持我的观点。”10日上午，在杜贵晨的家里，他这样对记者表示。杜贵晨的坚持，换来了一些更多的旁证，3年前，他与泰山学者周郢在东平县尹山庄南的花果山之巅，发现了一方《齐天大圣庙记》碑，这块清朝嘉庆十年所立的碑文，详细记述了当地人对于齐天大圣的崇拜与祭祀：“东平州林马庄，每逢旱，辄祷齐天大圣，屡降霖雨。虽然大圣者，金圣叹以为《西游》之寓言，其人若不可考，然口（该字模糊不清，或为“有”字）二子固有词以告余矣……” 不仅仅是泰安，在整个山东，都曾有过一些建于明清时期的“大圣庙”或“大圣祠堂”，而这些建筑在杜贵晨看来，恰恰是民间对于孙悟空的一种崇拜。与这种崇拜同时存在的，是泰山上很多景观的名称，“《泰山志》的成书要早于百回本《西游记》成书的时代，《泰山志》中40余处明中叶以前命名的景观，都出现在《西游记》里，绝不会都是巧合。尤其傲来峰（国）、鹰愁涧、扇子崖、极顶（仙）石、高老桥（庄）、铁板桥等国内自古独一无二的名称出现在书中，就更不会是巧合或虚构，而是直接取自泰山或从泰山景观变化来的。” 作者有可能是泰安人？ 在大多数读者眼里，《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然而在学术界，这一说法却始终存在着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所谓的吴承恩做《西游记》的直接证据，仅仅来自于一条被删除的府志。 《西游记》的故事，其原型来自于唐太宗时期玄奘和尚西游的经历，之后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元明二代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文艺作品。这些颇具神话色彩的文学文本，为后来的百回本《西游记》创作提供了优越的基础，大约明朝中叶以后的某个时期，百回本的小说《西游记》才开始出现在市面上，被人们争相传诵。但是此时的《西游记》小说存在一个问题，即最早出现的《西游记》本子“没有作者的署名”，“一直到了民国时期，在胡适、鲁迅等人的考证与主张之下，认为该书作者是吴承恩之说，才开始为出版界进而读者接受，并逐渐流行起来。”杜贵晨表示。 有趣的是，当年胡适等人考证《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的主要依据，来自于《淮安府志》中的一条记载：“吴承恩：《射阳集》 四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但是这一重要的记载不知何故，在清朝咸丰年间重修《淮安府志》时被编纂府志的人删掉了。对于这一说法，杜贵晨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个人看法，这位作者对泰山非常熟悉，其熟悉的程度和由此透露对泰山的感情，显得有可能是泰安人，或者是长期在泰安居住过的人。若不然，《西游记》中出现这么多与泰山有关的描写，就不好解释了。但在《西游记》的研究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真正读懂《西游记》，做好《西游记》的学习与研究。” 而据杜贵晨多年考证发现，在与吴承恩同时期的时代，山东古兖州的鲁王府也曾经大量的刊印过《西游记》，但是唯一遗憾的是，这部《西游记》与之前的版本一样，没有作者署名，而纵观国内如今发现的各个版本的《西游记》作品，要么署名朱鼎臣编辑，要么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要么署丘处机撰，要么干脆不署作者姓名，偏偏无一本《西游记》中提到吴承恩的名字。 孙悟空的精神特质不是反抗？ 一提起《西游记》，大家往往会联想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的结合”、“反叛抗争精神”、“永不放弃”等词语。但是在杜贵晨看来，《西游记》真正的精髓在于写人性和人性的修持。 作为一名研究《西游记》的学者，杜贵晨对于《西游记》有很多别出心裁的说法，其中最关键的，是他对于《西游记》核心思想的另类解读。“越是好的文学作品，作者的思想越是隐藏的深，读者越是容易误解。《西游记》尤其被误解得厉害。如孙悟空形象体现的是一种正面意义的'反抗精神’，就是典型的误读。《西游记》真正的价值，在于其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和体验，在于对人性的探索与关怀。”最典型的是前七回孙悟空学道至“大闹天宫”的故事，在杜贵晨看来，这几回描写历来被视为对孙悟空的正面歌颂，其实不然。“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反抗精神”并不具有正面价值，“说不得高尚”。“他一心学道，根性甚好。但因为学道不守戒规，被逐出山门，实是一个被'勒令退学’的孩子。他回到花果山，打得'四海千山皆拱伏’，'龙宫借宝’等，行的都是霸道，不是什么好品行，失学后很快变坏了。他第一次反出天庭，是觉得弼马温这个官太小，第二次被招安去天宫做了齐天大圣，看守蟠桃园，却监守自盗，也不是什么好品行；又大闹瑶池，是嫌王母娘娘做寿没有请他。所以，他的所谓'反抗精神’，更多的是因为统治阶层没有认可他，接受他为其中的一员。他'大闹天宫’，为的只是自己的位子、面子。我们不能因为他反对的是玉帝，就一定是正确或正义的。《西游记》中的玉帝有些昏庸，没有决断，但并非恶类。他对孙悟空也够宽厚了，一心息事宁人，连'齐天大圣’都许他做，可见其并无一定打杀孙悟空的意思。后来孙悟空要玉帝搬出天庭，也就退无可退了。但作者的意思并不是要写玉帝好，而是反衬这时孙悟空性格缺陷的严重，即私心放纵，高傲狂妄，结果只好由如来安天，'五行山下定心猿’。” 在杜贵晨看来，《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其实分别代表了四类人：“孙悟空是年轻人的代表，有本事，能接受新鲜事物，身怀绝技桀骜不驯；猪八戒贪吃贪睡又好色，代表的是这一类人物；沙僧老实忠厚，代表的是老好人；唐僧是肉眼凡胎，但是对取经信念坚定。”而这师徒四人在经历过种种磨难之后，终于修成了正果：“这其实反映出的，恰恰是佛教中的修行。尤其是孙悟空的修行，对于年轻人来说很有意义，很多年轻人也是跟孙悟空一样，学到了本事总是喜欢卖弄，认为自己天下第一，其实他需要的恰恰是社会的一种磨砺。” 传统文学中的“三” 不仅仅是《西游记》，在很多传统文学中，“三”都有着特殊的意义。《三国演义》中有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红楼梦》中有三进大观园，《水浒》中有三打祝家庄，《西游记》里有三打白骨精…… 作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的博士生导师，杜贵晨多年来除了研究传统文学之外，还一直在尝试着对这些古代文学进行归纳，在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他提出了“文学数理批评”理论，这一理论得到了来自研究古今中外文学不少学者的赞同与应用。近几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多是引进应用外国的理论，极少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创造，杜贵晨“文学数理批评”理论的提出与逐渐被学者接受应用，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对于《西游记》，杜贵晨也曾用数理批评的理论对其进行过解读，他说：“三打白骨精就不用说了，三借芭蕉扇，三入无底洞，三僧大战青龙山等等，这样的故事情节非常多。”杜贵晨曾对现存上千部古典文学作品进行过统计，发现其中以“三”为题目的至少有一百余部（篇），而究其原因，则来自于古人对于“三”的一种崇拜：“在古人的眼里，三是很特别的，有多、全、稳定等意义，那么《西游记》为什么会用到这么多三呢？我认为还是源自于汉儒董仲舒总结的一个古代的思想：'三而一成，天之大经也。’老子也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因为如此，在传统文学中，'三’的使用是非常频繁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数理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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