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奸案是实践中多发的刑事案件，传统意义的强奸案件实践中少有发生，实证数据统计，80%以上的强奸案件发生在熟人之间，实践中，报案强奸的案件五花八门，有些案件妇女由于动机被骗，当动机没有实现时告对方强奸。我们来看一起案件：【简要案情】刘女士通过网上聊天认识了男子于某，经过一段时间聊天，两人感情迅速升温，便相约宾馆见面，刘女士提出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事后于某应支付给刘女士1000块钱。于某当场答应了刘女士的要求，于是两人在宾馆开房并发生了性关系。完事后，于某因自身原因，时间不足一分钟，觉得不值，只答应给付刘女士200块钱，或者再发生一次性关系，刘女士坚决不同意，于某扔下200块钱离开。后来，刘女士越想越生气，拿起电话报警被强奸。警察到达现场后，发现现场并没有任何强奸的迹象，房间及刘女士身上均未发现任何被强奸的痕迹，经再三询问，刘女士终于说出了实情。这样一起案件，于某构成强奸吗？我们再来看一起案件：【简要案情】孙某和女子在网上聊天时认识，聊了几个月后相约见面。见面后，孙某带女子到宾馆，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完事后，女青年本来想报警，但是，孙某告诉她要继续交往，当男女朋友关系，并且向女子表白。女子同意两个人继续交往。于是两人以男女朋友关系相处了三个月，期间又发生了六次性关系。直至后来，女子怀孕，被父母发现并报警。女子说第一次是遭受强奸，无奈之下才同意和孙某交往，后来几次两个人自愿发生性关系。这起案件与上述案件有根本的不同，具体来说，孙某与女子发生第一次性关系时，是违背女子意愿的，在女子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构成强奸罪，但是后来，两人以男女有关相处，又发生了多次性关系，能否认第一次性关系的不法性吗？强奸罪侵犯的法益是妇女性的自已决定权和幼女的身心健康，妇女性的自己决定权的内容为，妇女与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生性关系的决定权。如果行为人违背妇女意愿，与妇女不同意的对象、时间、地点及方式发生性关系，就侵犯了妇女性的自己决定权，侵犯了刑法保护的法益，具有客观不法性。本案中，孙某与女子发生性关系时，违背了女子意愿，侵犯了女子性的自己决定权，涉嫌强奸罪。现代刑法强调责任主义原则，犯罪是对有责任的行为的非难，要求责任与行为同时存在，既反对无责任的客观归罪，也反对责任与行为相分离的主观归罪。具体本案来说，孙某在强行与女子发生性关系后，两人以男女朋友关系相处，并又发生了六次性关系，于是有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男青年使用了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女青年发生性关系，强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且，从后面六次自愿发生性关系看，两人应该真的是恋爱关系，不排除两人从始至终都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因此，应当认定孙某不构成犯罪。这种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可是细思却又难以自圆其说，孙某与女子后来发生的多次性关系，得到了女子的承诺，阻却孙某行为的违法性，孙某的行为连违法性都没有，即没有侵犯的法益，无须谈责任问题。问题是，孙某与女子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是在违背女子意志情况下发生的，我们说孙某构成强奸罪，是针对第一次孙某的行为与责任而言。孙某与女子第一次性关系的违法性，很容易被后来多次自愿发生性关系行为所掩盖，被认为女子怀孕了，他们的关系暴露，迫于父母、学校的压力，女子才反口认为自己遭受强奸的子。这种说法没有错，但不能作为否认孙某第一次行为的违法性，责任是对行为时的责任。根据上述分析，孙某与女子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违背了女子的意志，侵犯了妇女性的自已决定权，根据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责任主义原则，孙某构成强奸罪是对第一次行为时的责任，与后面的行为无关。类似案件难以认定，不是理论问题，主要是证据问题。有人认为，认定孙某构成强奸罪的证据不足，我看未必，我们不应该充分相信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如女子说第一次在某宾馆某房间发生的性关系，自己不愿意，但后来孙某以男女朋友相处，才没有报警，如果孙某承认这一事实，本案中，认定孙某强奸罪的证据不就足够了吗？既有被害人陈述，也有犯罪嫌疑人供述，两个证据足以让法官得以内心确信。我们来比较一起拐卖妇女案：【简要案情】女子方某被男子刘某拐卖至偏远山村，卖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女子多次想逃跑，由于山高路险，女子根本找不到出逃的路线，加之老光棍严加看管，女子几次试图逃脱未成功。几年后，女子也就打消了逃跑的想法，与老光棍过起了夫妻生活，并育有一子一女。后来女子被解救出来。这样一起案件，女子与老光棍已经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多年，且育有子女，相安无事地生活着，能否认刘某拐卖妇女罪及老光棍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刑事责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起刑事案件无论经过多久，只要不超过法定的追诉时效期间，从理论上来说，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没有疑问，只所以有些案件难以追究，不是理论问题，是证据难以取得或证明力不够的问题。您对类似案件有什么看法呢？不妨留言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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