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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化即东夷文化，齐文化起源于太昊、伏羲之世，继承发展于神农、少昊之世，充实增华于太公、桓公之世，繁荣鼎盛于田齐之世。齐文化兼容并蓄，而以儒、道、阴阳家学说为主。齐文化以博采众长为本，以务实求功为用，是先秦文化的核心与精华，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与支柱。 自伯夷基立的先礼后法的制度，历太公、管仲等明君贤相的承传不废而形成传统。《司马法·天子之义》：'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进一步总结律定为传统制度。以礼法兼用作为传统制度的齐国齐地，久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地域礼俗风尚。 知礼则能行义。古籍称东夷齐地为'君子国'、'大人国'，因其礼俗是'仁而好生'、'好让不争'、'见利而让'。崇礼尚义之俗流传在歌诗里，《史记·乐书》：'《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见利而让，义也。'崇礼尚义之俗又体现在齐人的行动中。 齐人崇尚'取与义'。义即合理。取以义、与以义才是合理。《史记·礼书》说：'人生有欲。……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可见礼是为使人的物欲有度量，为使人知义、知足、知合理而制定的。官高禄厚犹不知足，是不知礼不知义的表现。'不义之财，非吾有也'。田母的识见出于她的践礼行义。而她所践行的礼义，正是齐国承传不废的俗尚，叫做'见利而让'。 法出于礼。伯夷导民以礼，齐之以法。即'伯夷导民使知礼节，有不从教者，乃以刑威之'。《书·大禹谟》引舜告皋陶说：'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五刑'出自伯夷的刑典。作为东夷人的舜、皋陶同伯夷一样，先礼后刑、刑以弼教及刑期于无刑，是他们的共识。以此形成了齐国法治的特点。继伯夷、太公之后，桓、管治齐国，更突出了这一特点，并用以奠定了战国时期东方法学思想的基础。 重礼尚法，先教后刑，而成'政之大经'，即齐地的治国安民之道。可惜的是，这条治国路线在战国后期齐闵王时代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闵王'不修礼义'、'不举义法'、'不本政教'，'行不义，杀无罪'（《资治通鉴·周纪四》），致使国势日弱，好端端一个强齐被断送了，这真是惨痛的教训。 齐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务实。其务实的基础和具体体现就是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齐国的建国鼻祖姜太公在辅助文王和武王兴周倾商首封到齐以后，面对当时齐国地薄、人少、国贫、临海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推行了“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方针，大力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发展丝织业，极女工之利，大力发展渔盐业，增加财政收入，结果，'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春秋时期，齐桓公之所以能首霸诸侯，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他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成功的改革。从政治上看，他们采取了尚贤任能的主张，尤其是颁布三选法，严格选拔人才的标准，把真正合格的人才充实到各级岗位上去，使不同的人各尽其才、各尽其能。从经济上看，他们又在继承太公重工商的基础上对工、商、农等的关系进行了区别，为齐国首霸春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军事方面看，更是根据当时战争发展的具体态势，从齐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至善不战以谋略胜敌的主张，最终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成果。在外交上所采取的尊王攘夷的策略，同样是当时齐国国内外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崇德敬业精神。早在太公时就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文化政策，重视和发挥道德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则更把德与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从政治的高度出发来认识德的作用，并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礼义廉耻四维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的地位上。晏子也把礼当成是维系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的法宝，当成是维护姜齐统治稳定的重要工具。姜齐时期这一崇德思想在田齐时期得到发扬光大，尤其是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士无不以崇德为荣。在崇德的同时，齐文化中的敬业精神也有着丰富的内涵，这突出表现为齐国人以追求事业成功为己任。 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厚德载物指的是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也是齐文化的一大特色。姜太公在建齐之初所推行的因其俗、简其礼的文化政策就是这一精神的充分体现。而田齐桓公所创建的稷下学宫更是兼容并包了当时各家的学说、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他们在学宫中自由讲学、辩论，开我国文化史百家争鸣之先河，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继往开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齐文化的兼容并包，导致了思想的自由与开放，而思想的自由与开放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不向恶劣环境和恶势力低头，藐视困难，奋斗不止的自强不息精神是齐文化的精华所在。（山东台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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