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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学与新学 中国教育模式的现代化，是鸦片战争后在仿效西方文化的潮流中开始的。在潮汕，汕头开埠之前，已可见到教育模式转型的嚆矢。开埠以后，新式学堂大批出现。1849—1911年(道光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62年间潮汕地区改办、创办新式学堂，已经超过100所。 然而，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之前，保留旧教育模式的私塾、社学、书院、府县学，一直与新式学堂并存。直到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以后改书院为学校新政的颁行，和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都使新的教育模式在潮汕地区能够较快地推广。 这个时候潮汕的新式学堂有教会学校、官办学堂和民办学堂三个类型，由于各具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上，有很大的区别，与旧教育模式相比较，呈现出不同的反差。 教会学校的教育与旧式教育之间，显示着一种鲜明的对比色彩。首先是注重宗教教育，教育在学堂办学范围内，有普及性质。其次，教会学校在19世纪80年代，基本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教育系统。教会学校的学生在本地可以直接修完中小学课程，毕业后，再到外地、外国升学。课程依照西方教育制度设置，包括语言、文学、数学和其它社会科学，教学内容使学生升学，特别是留学国外，较易接轨。 20世纪到来之前，潮汕采用新教育模式的官、私办学堂屈指可数，新学风云的涌动，尚有赖朝廷颁发废旧制兴新学的政令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无论是官办学堂还是民办学堂，一般地说，都带点近似于旧式教育的调和色彩：虽说新式学堂办学的主旨在于培养能通西学的人才，但科举未废，学生希冀功名之心未息，不免用功于六经制艺；地方士绅对新式教育的态度保守，学堂的教学内容也不过是旧学的改良，开设的西学课程甚少。 两种不同教育模式的消长，是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必然，但在这个时段，它也留下潮汕特殊人文环境的烙印。若推究其中原委，则不能不讨论潮汕地区士绅和商人两个文化集团在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的表现。 华侨商人对新学的支持 潮州的海外贸易已经有很长久的传统，传统造就了大批见多识广的商人。他们对中西教育模式，自有其看法与选择。 捐纳制度为商人们敞开仕进之路，尽管捐纳远不如科举正途为世人所重，但在商人们看来，已自足以光宗耀祖。因此，对于商人来说，接受科举制度下的儒家教育，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相反，新式学堂更为丰富的课程，却可以教给学生商业上所需要的数学和外语的知识，不失为一种“更全面和更实用的方式”。所以，在理智上，潮汕商人有支持创办新式学堂的倾向。而在资金方面，潮汕商人也有支持创办新式学堂的足够积累。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以后在潮汕大量兴起的新式学堂中，除商办、侨办学校之外，还有一些教会办学堂和官办学堂，实际上也是由商人出资兴办或者助办的。邱逢甲在岭东同文学堂筹办时，便通过邱菽园将《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和《办学章程》刊登于新加坡《天南日报》上，以祈得到潮籍侨胞的经济上的支持。后来，学校“在道台倡议下，由地方绅士和商人捐款资助开办”。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同文学堂改办中等商业学堂，每年的经费开支也是“由官员和商人认捐解决”。这一年(1906年)开办的教会学校华英中学堂，购地和建楼共享了 40000银元。这笔款项全部由本地商人和海外华侨捐助。其中，汕头富商陈泽润（字承甲，号雨亭）捐资 20000元。 来源：《潮汕史简编》黄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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