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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十月，诺贝尔文学奖都会如期成为热门话题。因为它看起来好像“最简单”。那些热门的作家如村上春树或米兰·昆德拉，常年都是大赌注。 但瑞典文学院却似乎更青睐一些“冷门”作家，如2017年的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今年的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 这种期待上的落差，既来自诺奖的含金量，又折射出人们对其标准的质疑。以常人眼光看，问鼎诺奖，当然是对作家文学造诣的极大肯定，但就一定值得阅读吗？或者反过来说——那些没有获此殊荣的作家，是不是就不值得铭记？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回本文的主人公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身上……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被誉为作家中的考古学家 博尔赫斯被人们称为“作家中的作家”，又称为“诺贝尔奖的缺憾”。在他生前，1979年，他离这一殊荣只有一步之遥（当时，他已被连续提名了十多年），然而最后却因为这样一则考评落选： 对其怀有很高敬意，特别是他作为诗人，但也看到他的局限性，他被过分美化。就他的政治摇摆性而言，他曾感激独裁者皮诺切特和维德拉，认为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积极地保卫了西方文化，他正朝法西斯方向发展，由于伦理和人道主义因素，他不适合成为获得者。 这一年，博尔赫斯已80岁。他23岁出版第一本诗集，62岁才广为人知，并迅速收获了国际声誉。1967年，他受哈佛大学“诺丁讲座”邀请讲学；1977年上映的知名影片《安妮·霍尔》中，女主人公兴高采烈地跟男友说：“我要去采访博尔赫斯了。” 到70年代末，几乎没人会质疑这位同时将诗歌、小说和文论三种文体都推向极致的作家问鼎诺奖的能力，但是最终，他落选了。 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完美的选择。但后来，这一看法变了： 1982年应该把马尔克斯排在后面而选博尔赫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因病逝世。 2010年，“拉美文学爆炸一代”的最后一位大家巴尔加斯·略萨摘得诺奖，他回顾一众影响过他的作家，博尔赫斯赫然在列： 他（指博尔赫斯）始终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创作对那个时代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更没有意识到他的写作方式对西班牙语的革命意义……博尔赫斯的风格是本世纪的艺术奇迹之一。 青年时期的博尔赫斯 还记得，大学一节文学理论课课间，我在读博尔赫斯的《探讨别集》，老师看到后，自言自语：“现在的大学生还看博尔赫斯吗？” 言外之意，读博尔赫斯有难度，而且，他比较偏门。 中学时代，在一本简编本拉丁美洲文学史里，我才第一次看到博尔赫斯。书里称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就像托尔斯泰。这令我困惑，因为在80后一代的文学教育里，根本没有博尔赫斯这个名字。在我生活的小县城里，任何一家书店都买不到他的作品。 后来，我的毕业论文，就以博尔赫斯的作品为线索。工作后，在与一众曾是文艺青年的前辈们交流时，我终于确认博尔赫斯是一位大作家，因为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老虎的金黄》和《小径分岔的花园》。但正如我一位学长的体验：喜欢纯文学的人，一定会读博尔赫斯，但这不是现在年轻人追逐的东西。 参加工作第九年，在一班早高峰地铁上，我惊奇地发现有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学生在读博尔赫斯诗集，这让我颇受触动，瞬间想起那位大学老师的话。 在文学史上，博尔赫斯有着崇高的地位，但为何他又显得像是一个小众作家呢？这种反差，到底从何而来？让我们从他的三个文本（短篇小说）谈起。 《阿莱夫》描绘的是一个现代版但丁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无名作家，名字就叫博尔赫斯。这位老兄爱慕一位叫贝阿特丽齐的女子，女神去世后，他每年都会去探望她的家属（实际上是为了看女神照片）。再后来，他得知，女神家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奇异的“物体”——阿莱夫，透明的像玻璃球一样，从中可以同时性地看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广袤世界： ……我看到温室的地上羊齿类植物的斜影，看到老虎、活塞、美洲野牛、浪潮和军队，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蚂蚁，看到一个古波斯的星盘……看到我自己暗红的血液循环，爱的关联和死的变化。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 对但丁的多年研究，令博尔赫斯回想起自己的恋情遭遇，便创造了一个当代的贝阿特丽齐（他认为但丁正是通过贝阿特丽齐获得拯救）。在自己的“神曲”结尾，他写道： “在岁月悲惨的侵蚀下，我自己也在歪曲和遗忘贝阿特丽齐的面貌。” 博尔赫斯于44岁（1943年）写下《阿莱夫》，离他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出版已近10年。此前，他迷恋侦探题材，主人公往往好勇斗狠，生命以决斗收场——这是对早期阿根廷移民与牧人生活的一种凝练。但博尔赫斯不是一个单纯的小说家，或者说，他始自童年时期的广博阅读经验，不允许他一直写某种类型题材。 诺拉·朗厄，博尔赫斯生命中的“贝阿特丽齐” 事实上，在1936年，他的创作指向就已发生变化了。那年四月，他的《永恒史》文集付梓，到年底只卖出37本，因为太“学究”了，不是畅销书的写法。 在《假定的现实》和《叙述的艺术和魔幻》等文章里，他开始总结自己的创作理念： 小说不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系列象征，这些象征所遵循的不是假定的不可知的现实原则，而是遵循了魔幻的原则；写作根植于作者的经历，但是这种原材料般的经历不能照实直接传达给读者。（据《博尔赫斯大传》） 这不正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先声吗？ 然而，此时的博尔赫斯，其影响力还远远没有被估测到。即使他的朋友卡萨雷斯受他影响而创作的《莫雷尔的发明》（1940年出版）早已大名远扬。 性格温吞的博尔赫斯，在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里，一面继续着编辑工作，一面朝着更加纯文学的写作道路迈进。 《永生》讲的是一个名叫马可·弗拉米尼奥·鲁福的罗马军团执政官，因为吃了败仗，部队又遭遇热病和巫术蹂躏，接着雇佣兵哗变，他逃了出去。他开始寻找一个将死的骑手给他描述的永生者宫殿。在九死一生的冒险途中，他跟一个穴居人成了伙伴，并顺利抵达了埋藏在地下的一连片的太古建筑，探索的经历令他震撼又失落。归途的一场大雨中，穴居人意外对他开口说话：“《奥德赛》是我一千年以前写下的。”——原来穴居人就是荷马！ 鲁福接受了这个事实，为什么不呢？他连神创造的宫殿都去过了，而且误打误撞喝了一条秘密河流的水，获得了永生能力。这样，他与“荷马”分别后，“走遍新的王国和帝国”。从1066年，走到1921年，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和职业…… 故事最后，鲁福喝了另一条河流的水（能够抵消永生能力），又变回了普通人，但此时，由于活了太久，他已记不清到底是荷马，还是自己做了那些事，最后发现，他自己正是荷马： 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我曾是荷马；不久之后，我将像尤利西斯一样，谁也不是；不久之后，我将是众生；因为我将死去。 这无疑令人想起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2007），两者在逻辑上相通，都是创作者面对“永生”（或者说死亡）这一母题时所作的思想实验。 从《阿莱夫》的空间神话，到《永生》的时间神话，博尔赫斯完成了他作品序列中时空经纬十字线的锚定。这两个短篇，连同另外一篇更加艰涩的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还有其他一些奇异故事，我们看到，博尔赫斯已建立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全新宇宙。 一位诗人朋友曾简短地评价：博尔赫斯把宇宙中一切可能性都尝试了一遍。 结论，或许为之尚早——博尔赫斯太复杂了。从他的短诗《原本会是》，我们或许还能看到他创作的一些“动机”： 我琢磨那些原本会是却从没有出现的事/贝德略去未写的撒克逊神话的专著/但丁修改完神曲最后一行之后，他立刻念头闪过的不可想象的作品/没有两个下午的历史：毒芹酒和十字架的下午/没有海伦的脸的历史/没有那双赐给我们月亮的眼睛的人/葛底斯堡的三天，南方人赢了/我们从未分享过的爱/维京人不愿去寻找的广大帝国/约翰-多恩对莎士比亚的评价/独角兽的另一只角/爱尔兰寓言中同时在两个地方降落的鸟/我从没有过的孩子。 那些不存在的历史倘若真的发生，历史会变成什么样子？ 小说是虚构，创作是一门想象的艺术，但要实践就太难了：一个这么做的人，需要有儿童的天真，还要有莽夫的孤注一掷。 而博尔赫斯，融汇了这两种色彩（当然不止这两种）。这令人想起李白《侠客行》里的诗句：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博尔赫斯能，我想。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他晚年的巅峰之作。 《沙之书》写完，博尔赫斯76岁，早已名扬天下。他晚年的写作，越来越精炼，而精炼，本是诗歌创作的要旨，但博尔赫斯把它灌注进了短篇小说之中。 故事开头，是他文论中常见的空间问题，他马上意识到了重复（但此处的重复正与小说主题息息相关），笔锋一转： ……不，这些几何学概念绝对不是开始我故事的最好方式。如今人们讲虚构的故事总是声明它千真万确，不过我的故事一点不假。 一种习惯性的讲述口吻、强调腔调。人们会说：这是博尔赫斯的作品。 不同于过往写作与读者（或更多与自己）在智力上博弈，在《沙之书》中，博尔赫斯把故事背景一笔带过： 一个外国人跑来“我”的居所，兜售一本“圣书”——这是一本无始无终的书，像沙一样，你找不到第一页，也找不到最后一页，因为封面和手之间总是有好几页；它的页码无穷无尽，而且这次翻开看到的内容，以后也绝对不会找到。 我从不向任何人出示这件宝贝。随着占有它的幸福感而来的是怕他被偷掉，又担心它并不真正无限。我生性孤僻，这两层忧虑更使我反常。我有少数几个朋友，现在不来往了。我成了那本书的俘虏，几乎不再上街…… 最终，他选择把这本书藏在一家有九十万册书籍的图书馆里： 我觉得心里稍稍踏实一点，以后我连图书馆所在的墨西哥街都不想去了。 众所周知，博尔赫斯生前是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在《沙之书》里，他再次把自己的真实经历放进了一篇纯虚构的短篇小说中，真实与虚幻，毫无违和感地结合到了一起：你不能说它是真的，因为这确实是一篇小说；但你也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假的，因为我们确实从中找到作者在其他真实作品中没有透露过的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在《阿莱夫》中，他曾吝啬地回忆了一些童年体验：我小时候常常纳闷，一本书合上后字母怎么不会混淆，过一宿后为什么不消失。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称他为一位“作家中的作家”，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还在于这种混淆真实与虚幻的创作本身——这种手法，可以说是“物我两忘”。 博尔赫斯确实知道这个典故来自庄周梦蝶，中国古典文学正是他文学营养的一处来源。后来，当他的译著传入中国，他又成了我国一众作家的老师。 1975，博尔赫斯与诗人、学者、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后者编辑出版了《博尔赫斯谈话录》一书 现在，我想试着描绘一下真实世界中的博尔赫斯。 他的经历与花边新闻，读者们肯定早就听说过了。我们不妨回到他的作品，把历经博尔赫斯亲自裁剪过的一些人生片段，再梳理一下。比如，在《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一诗中，他这样描绘身世： ……我父亲的父亲，阵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境，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死的时候蓄着胡子，尸体被士兵们用牛皮裹起；我母亲的祖父——那年才二十四岁——在秘鲁率领三百人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亡魂。 博尔赫斯的祖上，是阿根廷第一批建设者，他母亲的外祖父是苏亚雷斯上校，在南美独立战争中的关键性战役——胡宁大战中，收获了“胡宁英雄”的称号，晚年却因“路线”问题被流放至乌拉圭；祖父弗朗西斯科·德·博尔赫斯上校，也在反对独裁的内战中献出了生命。 显赫的家世到了博尔赫斯父母这一辈，已没落了。博尔赫斯出生后不久，父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贫民区买了房子，之后又生下一个女儿。博尔赫斯的童年是孤独的，又体弱多病。因为不能随便上街玩耍，他跟妹妹编造出了两个想象中的伙伴，一个叫吉罗斯，一个叫风车（房子后院里的风车泵），后来他俩玩腻了，就告诉大人说这两个朋友去世了。 博尔赫斯的父亲年轻时是一个浪荡的文艺青年，有一次他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美丽的背影，上前搭讪，结果是自己妻子。这样一位“祖上曾经阔过”的公子哥，立志要当作家，却缺乏有说服力的作品。但他数量众多的藏书，反而成了博尔赫斯的第一道启蒙。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博尔赫斯可说是个“妈宝”，直到老年，他在诸如婚姻问题这类事情上还要听从母亲；而强势的母亲限制他、引领他，亦是他文学事业上的有力帮手。 像这样的作家，在当代恐怕难以养成。他幼年时就被种下了文弱的种子——以书为伴；因父亲鄙视居住区的学校质量，拖到很晚才让他入学。他的童年是在对文学的脱缰的幻想和现实中诸如“留级”这类不光彩的事件中度过的。 直到《阿莱夫》，我们仍能看到他早年生活中那些失败色彩。故事中的贝阿特丽斯，在现实中叫作诺拉·朗厄（博尔赫斯称她“英国化，变化多样，她是一个天使”）。而这位“天使”，却给了他当头一棒，也在不经意中，让博尔赫斯转向了但丁研究。 当然，还绕不开玛丽亚·儿玉，这位陪伴了他近二十年的文学助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嫁给了他，并成为他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让他的传奇人生多了一道粉色，但这样的“老少配”，在当时几乎像本文开头提到的皮诺切特勋章事件一样，成了博尔赫斯的“污点”。 但是，如果没有儿玉，博尔赫斯作品的丰富度及其日后的广为流传，可能都没那么顺理成章。但我们还是先回到诺拉·朗厄——这位博尔赫斯的“贝阿特丽齐”。 1951年，他曾借叔本华临终之前的一番话，抒发苦闷： 如果有时我感到不幸，那是因为糊涂和错误。我会把自己看做另外一个人，例如，一个得不到替补位的替补者，一宗诽谤案的被告，一个被心爱的姑娘小看的恋人，一个不能走出家门的病人，或另一个像我一样遭受同样苦难的人。（《一个名字两个回响的考察》） 博尔赫斯说，正因为叔本华写出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所以他非常清楚，作为思想家，就像当一个病人，当一个被人小看的人，是虚构的，不真实的。 博尔赫斯的晚年当然是在万众景仰中度过的，但他作为一个“搞文字的人”的生命底色，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光鲜。 赫尔博斯与妻子玛丽亚·儿玉，后者在博尔赫斯著作的整理和出版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必须拿到最高的文学奖项吗？ 对博尔赫斯来说，生活和获奖两个方面，可能都不尽人意。那么，为什么仍有那么多大作家在怀念他呢？ 此处需要引用他《论古典》一文中的几段话： 文学引起的激情也许是永恒的，但方法必须不断改变，哪怕只有一些极小的变化，才不至于丧失它的美丽。随着读者的日益了解，那些方法也逐渐失效。因此断言古典作品永远存在是危险的。 博尔赫斯给我们的启发是：古典作品（经典作品）的“经典性”，来源于写作方法的创新，或者说，因为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他在最后补充道： 我重说一遍，古典作品并不是一部必须具有某种优点的书籍；而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 理解了这些话，我们大概就能明白博尔赫斯的写作之于文学的价值。 在今天，或许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会给他贴上一个“纯文学”的标签，把他当成小众作家。但或也因此，博尔赫斯（及他的作品），将成为未来许多个世纪中，人类文学的一个新母题。从某种意义上，博尔赫斯不过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沉浸其中无法察觉的“历史”，每个人的历史。 此后的作家们，也许会在博尔赫斯重新发明的那些现代神话、史诗和传说中找到一种新的源流——虽然他的写作也是重复，但他的书中之书、故事中的故事，他革新的方法，那些“极小的变化”，将成为推动未来文学之潮汐涨落的原始力量。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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