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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自然与人为因素影响，历史上黄河下游曾多次发生决溢和改道。由于黄河含沙量极高，决溢、改道后会在整个泛滥地区形成厚厚的黄沙淤积，而这些淤沙又将黄河故道深埋于地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配合基建项目，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考古单位在黄河下游地区持续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取得丰硕成果。这些工作显示，过去认为的河北平原“遗址空白区”实际上存在大量先秦时期的遗址，只不过被掩埋在黄河泛滥的淤沙之下。这一重要考古现象极大地冲击和挑战了以往关于黄河下游河道（尤其是先秦时期的黄河下游河道）的认识。我们以考古发现为基础，结合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地质学的研究成果，对先秦时期的黄河下游河道改道与早期文明的变迁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禹贡》下游河道再研究 以往学界对《禹贡》河道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首次改道的时间，即“周定王五年”；二是改道的地点浚县宿胥口，即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的“旧河水北入处”；三是具体河道，主要针对《水经注》中的“白沟”以及《汉书·地理志》中的“邺东故大河”。 （一）周定王五年黄河未在浚县宿胥口决口 黄河下游首次改道的时间，北魏郦道元等学者均认为是周定王五年（前602）。谭其骧也暗示“定王五年河徙”绝不是西汉以前唯一发生过的改道。史念海则认为，春秋战国黄河下游河道一直未变，《汉书·武帝纪》所记元光三年（前132）“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才是黄河历史时期的第一次河道迁徙。这一看法得到谭其骧的认同。史先生的认识也可以得到考古发掘的佐证。近年发掘的内黄三杨庄、岸上村商代墓葬皆位于宿胥口下游，距宿胥口只有20多公里，但均未发现汉代之前黄河改道和大洪水的迹象，汉代及其以后则多有发现。这就充分说明，汉代以前黄河并未在宿胥口决口。 （二）宿胥口与古黄河河口 既然黄河并没有在宿胥口决口，那么，宿胥口又该如何解释？在《水经注》中，郦道元除了在《河水注》中说宿胥口是“旧河水北入处”外，他在《淇水注》中又指出当地还有一段“宿胥故渎”。“宿胥故渎”位于今浚县大伾山西部。以大伾山为界，浚县东、西地势差别明显。这一状况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上有着鲜明的表现，西边的谷地与今天的卫河河道大体一致，在卫河西岸近河台地上分布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而卫河以东则是东边的谷地，直到向东约10公里才出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另外，这一趋势在考古上也有明显反映。大伾山以西今天的耕土层下就是原始地表（生土），而大伾山以东地表之下则是黄河故道。浚县的地势西高东低，而这一趋势在先秦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浚县境内，河水是不可能向西北流的。《水经注》等文献关于宿胥故渎自东南向西北流的记载就不合自然规律。因此，宿胥故渎也不会是禹河的故道。 从《水经注》记载可知，在浚县西部凤凰台到浮丘山之间很短一段距离内，自西北向东南流淌，注入清水的河流有淇水、仓水、泉源水、马沟水、菀水。由于这一地区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从西北而来的菀水，水流湍急，冲击力极强，在注入清水后，又极易冲破东南岸的河床，既而继续向东南流淌，最终在宿胥口注入黄河。后来，曹操为了防止菀水冲破清水南岸，于是修筑枋堰或石堰。石堰修好后，长此以往就在清水和黄河之间形成一段干涸的河道，这便是“宿胥故渎”的由来。因此，宿胥口并不是“旧河水北入处”，而是菀水入黄河处；“宿胥故渎”也不是禹河故道，而是菀水故道。 （三）淇河、白沟、清河为同一河道 《汉书·地理志》载：“共山北，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从这里可知，西汉时，淇水发源于共县，向东流，在今河南浚县境内汇入黄河。不过，《水经·淇水注》又云：“（淇水）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那么，淇水和白沟究竟是什么关系？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征伐袁绍，修建白沟运渠。上文已言，黄河并未在宿胥口改道，宿胥口以北的“宿胥故渎”也不是禹河故道。那么，与宿胥故渎相连的白沟也肯定不会是禹河故道。史念海推断，白沟原为淇河故道，河床上遍布着白色蚌壳类的残骸，待淇河断流后，河床显得色白，因而就称为白沟。这样看来，曹操为了漕运，遏淇水，使其与白沟相连，只不过是恢复旧日淇水北流的状态。《水经·淇水注》云：“淇水过内黄县南为白沟。又东北过广宗为清河。”由此可见，淇水、白沟、清河最初为同一条河。那么，《水经注》中“邺东故大河”就应该是淇水故道的一段，准确地说，是白沟的一段。 （四）邺东故大河问题 “邺东故大河”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邺，故大河在东北入海。”长期以来，大多学者都将其作为黄河的一段。我们认为邺东故大河不是先秦黄河河道，理由如下。一是，古代文献中没有记述宿胥口以下的河道为“河”，而是以淇水、白沟、清河分段记述的。黄河从上游以来接纳众多水系，但没有一段以所接纳河流改变名称的。二是，汉代及以前淇水、菀水等入了黄河，但北部内黄的汤河、安阳的洹河、邺城的漳河都不可能断流，白沟依然有水，因此不能为故大河。古代文献中也没有该河大规模泛滥决堤的记述，而东部的大河则不同。三是，如果邺东故大河为淇河断流以后白沟的一段，参照今天淇河宽度200—300米，那么它是比较狭窄的；而黄河在该区域很宽，在其东部大名一带宽度在5—20公里，二者相距不远，但宽度差距太大，明显不是一条河道。四是，漳河古代也称“河”。五是，《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都记载有黄河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然后北折。《水经注》明确把这段河记作大河故渎。这和故大河在邺东相矛盾。 二、《禹贡》河与《汉志》河同为一条河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先秦时期《禹贡》河并没有改道，它也没有北流入海。那么，文献中的《禹贡》河又该如何解读？实际上，《禹贡》河就是《汉志》河，只是不同文献记载中称谓有别而已，理由如下。 （一）文献记载中《汉志》河早于周定王五年已出现 《禹贡》河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其勾勒了黄河下游河道的大致走向。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禹贡》河和《汉志》河是不同时期，且流向不同的两条黄河河道。实际上，《汉志》河道早已存在，《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回答楚国使节时言及齐国疆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可以看出，齐桓公时期齐国的疆域范围西部已与黄河接壤。当时的齐国疆域，东不过今山东半岛西部之弥河，南不过泰山，西在今山东齐河县一带，北在今天津市南界以南。因此，如果说齐桓公时期，齐国疆域与黄河相接，那么黄河也只能是东流的《汉志》河。这说明黄河很早就在宿胥口东流了。 （二）甲骨卜辞中的河与《汉志》河相符 “河”在甲骨卜辞中经常见到。多数学者将“河”释为“黄河”。在记述河的卜辞中，有很多提到“东”地。从这些记述可知，河位于东地，而关于东地的地望，郑杰祥指出：“卜辞东地，就是文献上所记的'相土之东都’、战国时代的魏国东地和秦代东郡所在地。”战国秦汉时期的东郡位于今天的濮阳县，考古发现的高城遗址正是东郡郡治所在地。既然河在东地，那么就与《汉志》河的流经区域一致。 （三）地质勘探发现《汉志》河及其河流三角洲河道早已存在 地质勘探表明，与濮阳北部黄河故道相连接的河北大名、馆陶、临清、山东德州、河北沧州一线有一条宽阔的古河道带。而地质研究报告所见河北平原四万年来主要河流分布图中，河北南部的漳河河道与河南向北的黄河河道并没有联系。黄河河道是在早、晚大理冰期海面下降时，河水下切而成的，河道较深。先秦时期的黄河下游河道深度都在50米以上，如此深的河道也是早期不改道的重要原因。 另外，地质学家在渤海湾西岸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发现距今8000多年的中全新世黄河古三角洲和多条黄河故道。从孟村黄河古三角洲的位置可以看出，中全新世前半期的黄河从这里穿流而过，而《汉志》河也正好从这一带入海。这也为黄河于渤海湾入海之说提供了确凿实证。这样看来，《汉志》河在距今8000多年就已存在。黄骅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发现，则表明该三角洲的形成的时代可能更早。 （四）《汉志》河在史前至夏商时期已经存在 从地形地貌看，河北平原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但是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看，又可将河北平原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包括冀中南和豫北地区，东侧则为鲁西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晚期，河北平原东西两侧文化面貌迥异，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西侧属于中原文化系统，东侧属于海岱文化系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观察两个文化系统的分界线与《汉志》河河道高度吻合。可以说，正是古黄河下游宽阔的河道以及众多的支流阻隔，使河北平原两侧在新石器时期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汉志》河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存在，整个先秦时期并没有发生大的改道，始终东流，并在沧州地区入海。这说明黄河的流向是“河流对地理形势的选择”。从文献记述看《汉志》河就是《禹贡》河。司马迁和班固早在2000多年前也是这样认为的。 三、古黄河下游改道的考古学观察 黄河下游地处华北平原中北部，海拔多在40—50米之间，今天这里沃野千里、一马平川。但是，近年来在这里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发掘显示，这一地区现在的地理环境是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先秦时期，这里河湖众多、水网密布，丘陵山地夹错其中。造成这些突变的原因与黄河的泛滥、改道密切相关。下文试从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地层剖面入手，探究古黄河泛滥、改道的准确时间。 （一）内黄—濮阳—菏泽文化层堆积剖面 内黄西部地势较高，地质学上称“内黄隆起”；向东至濮阳骤变为凹陷地带，历史上这里是黄河淤积、决溢改道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濮阳以东为菏泽地区，地势更加低洼，濮水、瓠子河都是由西向东流入该地区的，著名的菏泽、雷泽、巨野泽都位于这里，西部的黄河决堤，这里首当其冲。在内黄、濮阳、菏泽、定陶一线，考古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的遗址和墓葬的地层堆积，可以建立一条西北—东南向100多公里宽的剖面，以此反映这一地区黄河泛滥、改道的情况。新石器至商周时期，内黄、濮阳、菏泽、定陶一线遗址上的文化堆积并没有大的中断，也没有发现大洪水淤积层，说明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一直都有人类活动。这一地区的洪水淤积层都是汉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的，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改道迁徙，黄河在豫东北、鲁西南地区形成了厚达6—15米的淤积层，从而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先秦时期丘陵、河湖相间的自然景观，使先秦文献中记录的雷泽、巨野泽、历山等不复存在。 （二）安新—文安—沧州文化层堆积剖面 近年来随着考古调查、发掘的深入开展，在冀中的平原及滨海冲积平原新发现了许多先秦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有助于建立一条从安新、任丘，到大城、文安，再到青县、沧县的文化层堆积剖面，以观察黄河的改道泛滥。从调查、发掘的地层堆积情况看，这一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活动。整个先秦时期，这里的文化面貌并没有出现大的中断。在已经调查和发掘的先秦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几乎不见淤积层的存在，而淤积层大多在先秦文化堆积层之上，这说明，先秦时期这一地区也没有出现黄河泛滥的情况。相反，汉代及以后，黄河改道泛滥对这里造成巨大影响，将大部分先秦遗址淹没在深厚的黄沙之下。 （三）历史文献印证 先秦时期黄河改道泛滥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但到战国中期各诸侯国在黄河下游全面筑堤则屡见于文献。虽然黄河在先秦时期并没有改道泛滥，但到战国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开始恶化也是事实，因此，各诸侯国才开始在黄河两岸修筑堤防。到了汉代，黄河改道、泛滥的记载就屡见于历史文献。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河道才得以固定，史称“东汉河道”。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黄河始终没有改道，但汉代以后，黄河却经常改道、泛滥，并在华北地区留下了深厚的黄沙淤积层。 四、黄河改道对早期文明的影响 （一）黄河下游改道的影响 首先是导致城址与早期文明的变迁。文献记载，以河济为核心的黄河下游一带是史前及夏商时期各部族的主要活动区。同时，这里也是夏商都城的集中分布区。整个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启了文明化的进程，在距今4000多年前又率先进入早期文明阶段，且文明的高峰此起彼伏，文明的脉络延续不断。秦汉以后，由于黄河改道、泛滥的影响，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戛然而止，大部分的城邑都被淹灭在黄沙之下。其次是导致大量丘类遗址淹没或消失，最后是导致湖泽消失。 （二）黄河下游改道原因 黄河下游地区的考古发现显示，汉代以后黄河在华北平原发生多次泛滥、改道和迁徙，并留下深厚的黄沙淤积。那么，导致先秦以后黄河开始不断泛滥和改道的原因是什么？其一是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二是气候变暖、降雨量增加。其三是人为的政治、军事行为。先秦以后黄河改道泛滥除了受气象、生态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外，政治、军事行为也是重要因素。 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改道、泛滥和迁徙。正因为先秦时期黄河河道的稳定，黄河才成为当时与人们生活、生产休戚相关的益河，中华文明才能在黄河下游地区起源并稳固发展。但从战国时期开始，由于人为的影响和干预，黄河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开始遭到破坏，黄河从汉代开始发生大规模的改道、泛滥。可以说，今天华北平原一马平川的自然景象就是汉代以后黄河多次泛滥淤积形成的。黄河下游数千年来自然环境的变化，表面上与黄河的泛滥、改道、迁徙密切相关，但实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造成的。通过对汉代前后黄河下游河道演变形态及相关问题的考古学观察，笔者认为，只有持续、深入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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