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红：为政与良知——阳明学者邹守益的为政理念及其对江西地方官员的影响

作者：张卫红（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1期

摘要：邹守益是阳明后学中与地方官员交往人数最多、并对其影响最大的学者。他与江西地方官员的讲学、交游、通信、撰文等种种交往，都是实践并传播良知学政治理念的方式。他把为政之道区分为三个心性层面:以私欲为政，以资禀为政，以学为政。后者即政学一体、万物一体。这些理念对官员的学术倾向、文教举措、个人品行及心性工夫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明代儒学弘扬路线由“上行”转为“下化”的情况下，阳明学者将“得君行道”转为“得官行道”的努力，是儒学在地方社会施展“上行”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儒者实践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目前学界对阳明学者的政治关怀与实践关注较少。而在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及其后学那里，在具体政事中实践致良知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政学合一、“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1]是阳明学者的共识。在明中后期政治生态恶劣的环境下，阳明学者开拓出以讲学来觉民行道、移风易俗的下化路线，如王门一传弟子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罗洪先等人都仕途短暂，数十年居乡讲学。但与此同时，他们仍然以各种非直接参政的方式来实践儒家的政治关怀。如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在万历皇帝登基前，苦心编纂出中国第一部宦官史《中鉴录》，目的是为了教化内廷宦官以达到对年幼天子的养正之功。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历时十五年编撰成当时制图水平最高、内容最详备的《广舆图》，它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明中期的边防危机促进了边防史地的撰述[2]。江右王门的领军人物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政治关怀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江西地方官员中推行良知学。邹守益是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二十年(1541)因上疏忤世宗而落职，先后居乡四十余年，无一日不讲学。笔者曾作《邹守益与江西官员交游一览表》，统计与邹守益交往的江西省、府、县级官员达115人，多为掌控当地政治、经济、文教要职的官员，有江西巡抚都督御史15人、巡按御史4人，吉安知府10任、安福知县11任，即五十年间，吉安府和安福县几乎历任最高行政长官都与邹守益有交往。这些官员中，有阳明学者24人，湛若水弟子6人，有论学往来或参与讲会的官员54人，合计84人，他们也恰是与邹守益往来较密切的亲近王学官员，占其交游官员总数的73%。无论是与官员的交游数量，还是亲学官员的数量，其他阳明学者都无法与邹守益相比。本文通过梳理邹守益与江西官员交往论学过程中传递的政治理念，及其对官员的实际影响，以期探讨阳明学的政治实践面向，以及儒学弘扬路线下化的背景下，儒家政治关怀的表现形式。

一、为政之道的三个心性层面

在宋明理学家那里，理想政治建立的根基在于德性，王霸之别、经权之辨的分水岭在于施政者之动机是出于纯粹的天理还是有私欲之夹杂。朱子就认为，如汉高祖、唐太宗那样有盖世功勋的帝王，因心术动机上难掩私欲，仍属霸道政治。概言之，王霸之别即天理人欲之异。阳明学更明确将王道政治的出发点进一步深化到心体上来，阳明说:“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界头。”[3]按照这个标准，王霸之别端在本心应事之际能否保持纯然无杂，一切施政方略乃至权变智术都从至善本心中开出才合于道义。其理论依据在于，首先，良知超出了普通的伦理范畴，是一超越的本体之心，为宇宙最高的意义本体和万物生存的根据。这是良知贯通一切人伦、事为的本体论根据。其次，良知无内外。良知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个“内在”的本心或本体，而是一泯合对待的清净识体，呈现在当下与万物的感应之中，阳明说:“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4]故良知体现为以纯净无杂的心灵状态去主动有效地融摄一切世间的政治事为、知识谋略，良知与事功原本一体，融合无间。另一方面，一切政治事为、知识谋略又是良知心体的发用与呈现，阳明平定宁王朱辰濠叛乱后，自我评价说:“今日虽成此事功，亦不过一时良知之应迹。”[5]

因此，理学家们将天下兴衰、王道政治实现与否的原因归结为心性(学术、道术)之明与不明，如阳明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6]欧阳德(1496—1554，字崇一，号南野)也说:“道术不明，为吏者狃功利之习，以行其巧宦之私，谓学无益于政。为学者又或以多闻博识，滋其意见之惑，谓良知不足以尽学。”[7]邹守益亦云:“学术不明，而各以资质为政。”[8]世风政治衰败的根底在于良知被遮蔽，以私欲、气习、见闻为政，这是阳明学者们的共识。故阳明认为拯救社会首先要从修身做起，以明心性而正学术，进而带动社会建制的改善，这是阳明及其后学济世利民、解救时危的基本思路。

正是基于这样的为政理念，邹守益区分了三个心性层面的为政之道。嘉靖十七年(1538)，吉安知府屠大山(1500—1579，字国望，号竹墟)升山东按察司副使，邹守益作《庆郡侯竹墟公考绩》一文赠别:

太上以学为政，戒慎恐惧，主宰常定，上下与天地同流；其次以资禀为政，宽和刚断，简靖明察，若温凉炎冷，各专其一气；其下以私欲为政，杂行逆施，以干阴阳之和。[9]

三种为政之道以行为所依据的不同心性层面为划分标准:下焉者以私欲为政，所行皆从小我之私欲流出，违天背理，杂行逆施，为最下境界。其次以资禀为政，所行以各自气禀(即气质之性)为依，为政风格有宽和刚断、简靖明察之别，仍不免“各专其一气”的偏颇。此义在邹守益与官员的交往中反复申明。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邹守益在写给巡抚南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谈恺(1503—1568，字守敬，号十山)的赠序中说:

世之君子，往往以资习所近为学，而弗讲于大道之要。谨厚则以因循为老成，通敏则以急迫骛事功。于是乎有缩手前哲，觊旦夕之迁；有骋才鼓勇，举旧章而纷更之。虽高下殊科，于大公顺应悬矣。[10]

邹守益关于“以资禀为政”与“以学为政”的区分有本于阳明。当弟子陈九川(1494—1562，字惟濬，号明水)问“今人有不知学问者，尽能履险不惧，是亦可与行师否”，阳明答:

人之性气刚者亦能履险不惧，但其心必待强持而后能。即强持便是本体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谓守气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时时精明，不蔽于欲，自能临事不动。不动真体，自能应变无言。[11]

“履险不惧”即是一种“性气刚”的气质之性。阳明认为，从这种秉性所出的用兵谋略往往不脱血气之勇，难免私意计较而遮蔽心体，影响了心体之发用，也局碍了用兵策略。若以不为私意计较所动的良知本体为根底来运用各种军政谋略，自能发挥心体的智慧大用，应变无穷。阳明大弟子王畿则将二者区分为豪杰与圣贤之别:

千古圣学，本于经世……彻头彻尾只在几(机)上理会……侠者之重然诺、轻生死，终涉好名，与圣贤本色作用未免毫厘，亦在机上辨之而已……大抵豪杰不落卑污，多受此病。非从学问理会、时时自反、常见不足、常见有过可改、几于无我者，未易以气魄承当。[12]

概言之，豪杰之举仍是“以气魄承当”，即邹守益所说的“资禀”“质所近、才所便”范围。渣滓未尽，所行不能无偏。邹守益又说:

夫天下之政，皆生于心。

心乎宽厚，则有宽厚之政；心乎刚果，则有刚果之政；心乎简靖，则有简靖之政；心乎明察，则有明察之政。是宽厚、刚果、简靖、明察，皆足以有闻于时。然出于质之近而不本于学，则往往窒于一偏。[13]

以心性之学的标准看，“宽厚、刚果、简靖、明察”之政终虽有闻于当时，然豪杰之士“出于质之近而不本于学”的“学”即良知本体，故往往窒于一偏。邹守益给江西巡按监察御史李循义(1487—?，字时行，号六峰)的书信中说得更为清楚:“虽外面矫揉安排，终非本体流行，毕竟有渗漏出来。”[14]真实的事功成就如阳明所说:“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6)亦即王畿所云“彻头彻尾只在几上理会”。邹守益亦谓:“学也者，将以何为也?学此心之纯乎天理而不杂以人欲也”[15]，“戒惧勿离，参前倚衡，裁成辅相，尽从此关窍流出。”16以戒惧于心体为功，为政之种种举措皆从心体流出，是最高心性层次的“太上以学为政”，即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

因此，邹守益在写给多位官员的考绩序中，都将考核政绩的最高标准定位在心性本体上，即“考于独”。嘉靖十九年(1540)，他在给南京吏部右侍郎费采(1483—1548，字子和，号钟石)的考绩序中说:

考于简牍易，考于事功难；考于事功易，考于精神命脉难……君子之视《履》，而元吉也，其惟考于独知乎！故绩考于谱，谓之孝；绩考于史，谓之忠；绩考于独，谓之几。知几，其仁矣乎！17

此“独”即心体，“考于独”的实质便是时时戒慎恐惧，在心体萌动之几微上照察，为政的种种举措，源于自家心体之自知、独知，超越了可见的简牍与事功，是儒家仁政理想的最高标准。

二、政学一体与万物一体

基于德性与政治相统一的理学思想，是邹守益反复向官员们申明的执政理念，即政学一体、万物一体。这固然是宋明儒者的共识，但阳明学者所强调的重心与学理基础都与朱子学有所不同。朱子将《大学》中明德、新民的关系界定为“明德为本，新民为末”18。这与朱子“体立而后用行”19的体用观是一致的，强调体的优先性，用是第二义的，当然这并不表示朱子不重视事功层面。

而阳明认为:“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3)其更强调明德与亲民本为一事，二者在体用关系上为一体之两面，故特别强调亲民实践的重要性，明明德必须落实在亲民的实践层次上[20]。这一方面是基于阳明“体用相即”的一体性思路，体与用地位平等并行，无二无别；另一方面则与阳明格外强调的万物一体思想及其实践指向密切相关。在《大学问》中，阳明将明德、亲民与万物一体三个理念相互诠释，都是对良知不同侧面的描述，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指向良知的实践向度[21]:“学”直指心之本体、良知，“政”则是良知的推展和外化，“一体”则是学与政的承载者和终极实践目标。正如阳明弟子朱廷立(1492—?字子礼，号两崖)所言:“学所以为政，而政所以为学，皆不外乎良知焉。”[22]

政学一体、政学合一是阳明弟子共认的为学终极目标。欧阳德在写给泰和知县吕调羹(1498—?字梦卿，号岩野)的序文中即说:“夫学，学尽其心也。人心无不恻隐，无不是非。尽其恻隐而无不仁，故民亲；尽其是非而无不知，故民治。是谓大学，是谓王政。”[23]他在给泰和知县缪宣(1499—1564，字时化)的赠言中将政学关系说得更加明白:

政与学有二乎哉?良知酬酢变化而万事出。事者，知之事；知者，事之知。学也者，致其事之知以广业；政也者，致其知于事以崇德。其知一也，致其事之知，所以致其知于事也……故致知者，天德之学。知致而王道达矣。[24]

“学”是致良知(致知)之学，并非空洞无物，而是体现在具体事务、政事当中的“事之知”，故学即“致其事之知”；“政”则是具体的事务、政事，但并非脱离了本心的心外之事，而是良知在具体政事中运用的“知之事”，故政即“致其知于事”。知事合一，学政合一。这样的思想在阳明后学中比比可见。如，罗洪先云:“学问正在事务中，了得此心，更无闲杂念虑扰乱，即学与政总是一件。”[25]王艮(1483—1540，字汝止，号心斋)亦云:“学外无政，政外无学，是故尧舜相传授受，允执厥中而已。”[26]王畿著《政学合一说》，言政学合一“其机在于一念之微”[27]。总体而言，阳明学者们关于政学一体的主张都建立在致良知的心性前提和基础上，为学是为政的前提，同时为学必然外化为亲民之政事。

邹守益与官员的交往中，其论政学关系也与此同调。嘉靖十年(1531)，安福籍士人、霍山县令路子泰(字严夫)向邹守益问政时，邹守益答:

夫政，莫要于慎好恶矣。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真诚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是谓思诚之学……夫学，莫要于慎好恶矣。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真诚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是谓絜矩之政。[28]

政是思诚之学，学是絜矩之政，政与学都是良知的充拓与外化。邹守益还将学政关系置于他主张的戒惧工夫中论说。他在写给吉安府推官王中斋的信中说:

中和不在戒慎外，位育不在中和外。即学即政，即政即学，安可歧而二之?[29]

嘉靖三十年(1551)，他在写给刑部主事吴维岳(1514—1569，字峻伯，号霁寰)的信中也说:

故戒惧中和，中和位育，原无先后次第。自其修己谓之学，自其安人安百姓谓之政，谓之仕。[30]

邹守益依托《中庸》的基本概念，在“戒惧以致中和”的理论框架下，秉承阳明学“体用相即”的思路，“戒惧中和”，意味着将“中”之“本体”、“和”之“发用”与“戒惧”之“工夫”打通为一，即体即用，即本体即工夫即境界———相应于学政关系，便是即学即政、即政即学。

与政学一体相关的另一个为政理念即万物一体。“万物一体”本是儒学之共义，但在阳明这里，万物一体说得到了格外彰显。王阳明以《拔本塞源论》为代表的万物一体说不仅是一个哲学思想论述，更藉由良知(心体)打通人与自然世界、人与社会人伦同体共感的一体之关联，是良知学说在社会政治领域进一步拓展的结果，也是儒家关于构建理想社会的一项重要的社会理论、实践理论之表述(4)。在理论上，良知既然是一个处处遍在并观照万物的本体之心，其终极实现也必然是自然与人伦社会在一体之仁中涵摄并呈现的理想境界。因此，阳明所谓“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5)，此处的“真能”，就本体而言指自身对良知实有诸己的自得体证，就发用而言则必然指向亲民之实践，如王畿所言:“识得此体，方是上下与天地同流，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方是一体之实学”，“夫子之学，以亲民为宗，一体之谓也。”[31]这也是邹守益与官员交往中竭力提揭的理念，并贯穿他与官员交往的始终。

邹守益与官员讲“万物一体之学”的语境主要有三:一是将讲学活动称为“论一体一家之学”。如嘉靖十四年(1535)，邹守益至吉安府永新县与甘公亮、李俨等王门同道聚讲，知县徐丙(字子南，号半溪)召集同郡之士及本县文武官员参与讲会，相与“论一体一家之学”[32]。二是在乡约序、谱序中倡导同族一体、万物一体。如嘉靖十五年(1536)永丰县开始推行乡约，邹守益作《叙永丰乡约》:“夫教于乡者，其知一体之学乎！乡鄙合而为邦国，邦国合而为天下。若指于胫，胫于股，股于腰，精气恒相贯，而命脉常相系。故古之善教天下者，必自乡始。”[33]嘉靖四十年(1561)，邹守益为泰和南冈黄漕胡氏通谱作序，言“通”之义在“视一家如一身，故自心腹至发肤，无非吾同体”[34]。三是在向官员申诉民情时宣扬“一体之学”。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邹守益致书江西按察使马森(1506—1580，字孔养，号钟阳)、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翁溥(1502—1557，字德宏，号梦山)等官员，望能“以一体一家之学适司其柄”[35]，请求尽快在乐安丈田，得到允准。以上第一层面重在发明良知学的本体向度，第二、三层面是本体之外化与发用，为良知学的社会关怀及政治关怀向度。可以说，“一体之学”几乎是良知学的代名词，涵盖了邹守益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全部范围。这也是阳明学者的共识，阳明后学以“一体之学”指代良知的情形也很常见，共同指向以万物一体的理念重建人人“同此一心”“天下一家”的理想社会秩序。故阳明学者们尤其强调良知学的社会实践内涵。

三、以儒术宰吏治

在阳明学盛行的明代中期，与邹守益等阳明学者交游较多的地方官员们，有些人虽然与阳明或其后学并未有正式的师承关系，亦未以良知学为人生的全部志业，但良知学于他们仍有着或隐或显的渗透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良知学对官员学术倾向之影响。张时彻(1500—1577，字惟静，号东沙)是与阳明学者交往较多的一位官员。他早年任官南京时期，曾与在南京吏部考功司任职的邹守益等名士论学。嘉靖十年(1531)东廓离任前，张时彻造访并与之论学:“心也者，万事万物之宗也，心存则正，不存则妄。学之道，存心而已矣。是故至诚无息，圣人之道也。”[36[他显然深受心学之影响，其确立学术指向也是在南京任官期间。张时彻于嘉靖十年三月起任江西按察使副使提督学政，二十八至二十九年任都察院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期间与吉安府阳明学者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讲学并交游。邹守益言“东沙司马，于某以斯学相期也”[37]，以同道视之。

还有一类官员并无明显的心学倾向，但也重视心学思想。如张元谕(1519—?字伯启，号月泉)于嘉靖三十八至四十年任吉安知府，为官有善政，邹守益、罗洪先等阳明学者甚礼重之。张元谕亦留意王学，对朱王两家学问各有褒贬:

朱子以格物为穷致事物之理……析心与理而为二，阳明讥之，诚是矣。但谓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则是以知为行，而近于明心见性之说……故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加一“后”字，且曰诚曰正，是逐节自有工夫，非致知所能兼尽也。故格物致知之说，阳明为优，而诚意正心修身，自当从文公为是。

阳明之学，极高明之意多而道中庸之功少，致知之意多而力行之功少，故当时即有此弊。今讲阳明之学者大约流于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如其所忧，咸非阳明之素矣。而夷考其行，虽高弟亦弗克终，殆流弊之所必至者与。朱子之学，虽稍支离，而躬行实践，不事空言，是以其徒皆笃实庄敬，多为□者，迨数传犹然，亦势之所必至者也。(3)

他既肯定了阳明评朱子格物说“析心与理而为二”，“其说亦明白痛快，得大学之本意，的然可从者也”[38]，同时认为，阳明的致良知说不能概括并减省诚意、正心、修身等必要的逐节工夫。故就学理而言，格物致知之说当以阳明为优，而诚意、正心、修身的逐节分疏工夫，仍当以朱子为是。就功行效果而言，阳明学虽立意高明，然不免重心性而轻实行、流于空虚之弊，朱子学虽稍支离，然重躬行实践，仍能流传甚远。这一对朱王之学的持平之论与晚明儒者基本同调，说明当时学界已经存在对两家之说的冷静观察。

其次，是良知学对官员为政理念及善政举措之影响。这类事例甚多，举其大者有两方面:

其一是官员对政学一体、万物一体等执政理念的认同与践行。例如，江西实际人口与黄册记载的税粮人口严重不符而导致的赋役繁重，一向是困扰民生的一大难题，很多亲王学的江西官员以“万物一体”的理念致力于改进。都察院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吴鹏(1500—1579，字万里，号默泉)在任职期间曾与邹守益等人讲学，与江西其他阳明学者往来亦多。嘉靖二十九年(1550)，邹守益联合聂豹、罗洪先等吉安阳明学者上疏吴鹏等省级官员，针对吉安府赋役过重的积弊，请求重新核查赋役，得其支持。吴鹏主持刊刻、记载新赋役标准的《派粮节略》得以通行。吴鹏曾明确表达了政学一体、万物一体的为政理念:

闻之仁者以天体万物为一体，故必有天地万物一体之心，而后有是政，而后能仁覆天下……以是心而致之政，古今圣哲所以求治者不外乎此。[39]

此外，支持核查赋役的亲学官员还有时任都察院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的张时彻。嘉靖二十九年，张历时八月余，主持编定了江西地方的赋税全书《江西赋役总会文册》。罗洪先为此书作序，盛赞此举“欲使愚民据按，而巧胥至于结舌。此洪武以来所未有也”[40]。张时彻在给罗洪先的信中说，主持此事的用心正是与民同体:

今江西之民，仆实身之矣，其不获者何限?故税节以来，昕暮孜孜，恒如恫瘝在身，不宁寝处。中间聚欲去恶以殉斯民之急者，亦勉竭心力矣。[41]

危岳(1491—约1534，字季申，号双江)是另一位实践一体之学的勤政官员。嘉靖九年(1530)危岳任吉安府推官，十一年至安福推行丈田。时邹守益率本地四十余名同道及弟子参与监督丈田，危岳与他们一道，讲学与清丈兼行并举:

(危岳)集诸生以讲万物一体之学，因属以核田。曰:“虚粮之病亟矣！予为父母而弗疗，罪实在予。二三子为昆弟子姓而弗协以疗，将谁执其咎?”诸生惕然服其劳，相与演绎，以告于四乡。[42]

危岳并非阳明学者，但一体之学却是他推行丈田的理念和动力。丈田期间，他不畏豪强阻挠力行丈田，深得士民敬重，竟病卒于任上。安福士民为之编撰纪念文集《遗爱集》，邹守益亲自作序及祭文，表彰他“以一身安危为万姓休戚，戴天履地，充然无愧怍”[43]。吉安府是世家大族累世聚集的地区，宗族豪强垄断经济、转嫁赋税徭役、争讼不断等恶风恶习时或有之，官僚积习变更甚难。上述官员能不畏豪强势力支持丈田，其动机无不出自“万物一体”的政治关怀。

其二是亲学官员们大都重视推行地方文教。官员们除了支持讲会，还致力于敦伦理、兴学校、建书院、举乡约等文教举措。

吴鹏任职期间“以敦伦理、正名义为准”[44]，安福县学教谕倪朝惠“学务治心，训诲不怠”[45]，官无论大小，均以伦理教化为的。胡鳌(1505—?字巨卿，号鹿崖)于嘉靖十一年至十三年任乐安县令，期间“治行卓异，仿古木铎意设立社学，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常言学校人才所出，当加意培养”[46]。陆粲(1494—1551，字子余、浚明，号贞山)于嘉靖十二年(1533)任吉安府永新县令，“治政严明，吏肃民畏……尤厚学校，礼耆老，倡乡约，民至今称之”[47]。陆粲与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甘公亮(1482—?字钦采，号莲坪)等吉安府阳明学者均有交游。邹守益给陆粲的信中，言良知是为政之“矩”，“足以开物成务”(10)。

再次，是良知学对官员品行及政事结合之影响。张时彻在给阳明学者朱衡(1521—1594，字士南，号镇山)的书信中说:

方今政体士习敝坏极矣，非贿不官，非贿不事，事上之求下，与下之求上，率不越此。又何怪乎！民生日棘，纲纪日弛，而寡廉鲜耻之俗日以益盛也，此虽硕人贞士亦无如之何。惟守一职则思亢一职，行一事则思善一事，畏天命顾民，而得丧祸福一切摈之不问，庶几可以自立，所谓周于德者邪。(1)

嘉靖朝自“大礼议”事件后，士风渐坏。即便如此，仍须上畏天命下顾民意，尽己本分，不问得丧祸福。张时彻道出了他与同道在复杂官场中自立自守之努力。事实上，亲学官员的品行政事大都可圈可点，很多官员在地方志中得到称颂。如李一瀚(1505—1567，字源甫，号景山)多次向邹守益问政，他“外和内刚”“自奉甚简”，任安福知县推行丈田及任江西按察司佥事平衡盐政时，不畏豪强，奉公执法，“治民事则精核详练”[48]，惠民犹多。李一瀚后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每入朝，百僚望见，辄为引避，惟自守素严也”(3)，有“铁面御史”[49]之称。吉安知府靳学颜(1514—1571，字子愚，号两城)与邹守益、罗洪先有论学往来，“为人廉贞朴茂，守正不阿，于世味时荣澹然无所嗜好”[50]，“博学，精古文词，然未尝辄出以示人，惟以正身宜民为急”[51]。吉安知府张元谕，“雅靖慈厚，其政主于宜民，不知伺察上官意指为行罢，心所不乐，即文移之迫、谯谤之加，迄不为动；心所乐行，亦不以人言中止。精白廉介，本诸天植。四境之民终岁不闻郡中追呼声”[52]。吉安府同知李人龙(1504—1582，字子乾，别号云亭)，“为人慷忼坦夷，不设城府，而风节严峻，如夏日秋霜。居官廉直……不避权贵”[53]。这些虽不能说与其亲近阳明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对心性之学的关注，至少会促进官员在个人修养和政事举措上有更为自觉的道德意识。

更有进者，一些官员在公务政事活动中自觉检点磨砺心性工夫，与阳明学者的致良知工夫践履并无二致。如靳学颜内省之功甚密，罗洪先为他所作的考绩序载:

先生间谓余(按，罗洪先)曰:“尝令吏取文书，久不至，心将咈然，旋悟曰:'是将以自戕矣。’”夫不忍动念于去来迟速之间，以为自戕，其忍以张饰竞眩劳其心乎?而又忍以张饰竞眩戚其民乎?……强力足以撼重，绝识足以剸繁，介节足以镇浮，博学足以测远，有如先生者，卒不能役己少有所狥，顾曰:是戕心与否?嗟夫！岂可与寻常道哉！[54]

靳学颜在公务活动中体察当下起心动念的用心，深得罗洪先盛赞。嘉靖二十八年(1549)，靳学颜曾与邹守益论学，别后有数条相问，邹守益回书《简两城靳郡侯》，并将与诸生论学内容附上，论“寂感无时，体用无界”以及“戒惧于事、戒惧于念、本体戒惧”三个层次[55]，前者是聂豹与邹守益等阳明学者争论的焦点，后者关乎致良知工夫的着力点。盖靳学颜谙熟心学，故邹守益与他所探讨的都是较为深入的工夫内涵。

邹守益还与官员们交流用功心得，并加以指点。李人龙原官御史，因开罪严嵩而遭贬。他曾参与青原山及白鹭洲书院等讲会，与邹守益、王畿、钱德洪(1496—1574，字洪甫，号绪山)等阳明学者往来论学。也许是官场失意之故，他“以匡庐隐吏自号”[56]，有隐居自适之意。为此，邹守益对他有委婉的提点:

若曰岑居颇得静养，遇事便觉搅扰，只是欠却戒惧不离，亦临亦保，故不免喜静厌动耳。静而无静，动而无动，天运日照，自强不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正与修己安百姓一例看。修己修道修身，只是一项工夫。[57]

也许是受讲学切磋之益，李人龙任职期间“孳孳取善，以儒术植良锄奸”[58]。在吉安府推行的丈田活动中，唯地处偏远山区的万安县最难进行，八年未就。后在李人龙的主持下，“凡五阅月间，祛百年积蠧而一新之”[59]。邹守益特地作《万安丈田奖绩序》表彰他的善政。

对于那些本身即是阳明学者的官员，邹守益更是直接与之讨论心性工夫，勉其在官场仕途中时刻磨砺内省。王鸣凤(号梧冈)为诸生时曾在贵阳师事阳明，嘉靖十五至十七年左右任安福县丞期间，常与当地阳明学者论学会讲。他在安福惠民甚多，“首除常规，举乡约，修文塔，兴水利，立社仓，献筹边六策”[60]，还亲自带领百姓修陂渠，罗洪先作《寅陂谣》以颂其功。王鸣凤得到官府褒奖的同时也因此遭讪谤，为此，邹守益专作《毁誉篇》一文:

毁誉两忘，夫两忘者，非喜毁而恶誉也。彼以毁誉者，皆傥来之言也。人之为善也，犹其饥食粟而寒衣裘也。饥而求食，寒而求衣，岂以蕲知于人?凡以自快其良知而已……则戒慎恐惧，常精常明……夫是之谓自信之学……则梧冈其有以自信否乎?[61]

邹守益劝勉他当此难处之境地，自验能否自快、自信其良知，将毁誉置之度外，以此为学问之功和检验标准。邹守益在给王鸣凤的题诗中亦云:“吾心如秋月，片云不容翳……波摇光不摇，认取未发中。”[62]无论外界的波动如何，要始终保持内在良知心体岿然不动，如秋月般不染尘埃。

结语

邹守益与地方官员的讲学、交游、通信、撰文等种种交往，都是实践并传播政学一体、万物一体理念的方式。他对官员反复申明“以儒术宰吏治”[63]，“圣门自有节度”[64]，均是此意。当然这种学术对地方官员乃至地方政治生态的影响方式，并不是现代社会中政治与道德的二分模式，也不是对于政治制度直接发挥作用的模式。古代士人致仕归里后，素有清白自守、足迹不入公门的传统，除非有关乎民生的具体事件，如赈灾、减税等，他们会因百姓利益而与官府周旋，此外并无干预地方整体政事的意图。故邹守益等阳明学者对地方官员的影响，首先是确立德性作为具体政事乃至政治理想的根基，而德性之于政事潜移默化的作用，甚或大于具体政策之设计与运作。官员参与讲学活动，不仅为讲学提供了场地、资金、人脉、影响力乃至人际保护等方方面面的支持，更重要的，学术思想对官员群体、士人群体的渗透，对官员自身的人格修养乃至间接影响到善政举措，是不无裨益的。这既是明代中后期直接在朝廷中的“上行”路线无法施展的形势下，邹守益等阳明学者“下化”路线中势所宜然的一个重要选择途径；同时，阳明学者们将“得君行道”转为“得官行道”的努力，仍然是在地方社会施展“上行”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儒者实践其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表现。

注释

[1][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5页。

[2]参见彭国翔:《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思想基调的转换》，《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99-232页；拙著:《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17-122页。

[3][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2卷，第34，76页。

[4][明]王畿撰、吴震编校:《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序》，《王畿集》第13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43页。

[5][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送别省吾林都宪序》，《王阳明全集》第22卷，第884页。

[6][明]欧阳德著、陈永革编校:《缪子入觐赠言》，《欧阳德集》第7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7][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赠虞衡叶子之雷州序》，《邹守益集》第3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8][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庆郡侯竹墟公考绩》，《邹守益集》第2卷，第56页。

[9][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赠司马谈公自虔台陟两广序》，《邹守益集》第4卷，第160页。

[10]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39卷，第1473页。

[11][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与唐荆川·二》，《王畿集》第10卷，第267页。

[12][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简屠竹墟郡侯(二章)·一》，《邹守益集》第12卷，第629页。

[13][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简李六峰》，《邹守益集》第11卷，第544页。

[14][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1卷，第21页。

[15][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赠白泉林侯陟临江序》，《邹守益集》第3卷，第224页。

[16][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简欧三溪》，《邹守益集》第12卷，第620页。

[17][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少宰钟石费公考绩赠言》，《邹守益集》第4卷，第153页。

[18][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19][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20][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第26卷，第968页。

[21]参见吴震:《万物一体---阳明心学关于建构理想社会的一项理论表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9页。

[22]日本学者岛田虔次认为:“良知早已是知行统一的原理，现在又成了自他的统一原理。”参见[日]岛田虞次著、邓红译:《中国思想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23][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书朱子礼卷》，《王阳明全集》第8卷，第281页。

[24][明]欧阳德著、陈永革编校:《吕岩野别言》，《欧阳德集》第7卷，第221页。

[25][明]欧阳德著、陈永革编校:《缪子入觐赠言》，《欧阳德集》第7卷，第236页。

[26][明]罗洪先撰、徐儒宗编校:《与李株山姻友·二》，《罗洪先集》第9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64页。

[27][明]王艮:《与林子仁》，《王心斋先生遗集》第2卷，宣统二年袁承业编校本，第14页，《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17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519页。

[28][明]王畿撰、吴震编校:《政学合一说》，《王畿集》第8卷，第196页。

[29][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赠霍山路君严夫考绩序》，《邹守益集》第4卷，第185页。

[30][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简中斋王节推》，《邹守益集》第13卷，第669页。

[31][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复吴峻伯秋官》，《邹守益集》第13卷，第638页。

[32]参见吴震:《万物一体---阳明心学关于建构理想社会的一项理论表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3][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第26卷，第969页。

[34]以上引文分别见[明]王畿撰、吴震编校:《书同心册卷》，《王畿集》第5卷，第122页；《起俗肤言后序》，《王畿集》第13卷，第359页。

[35][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书永新文会约》，《邹守益集》第17卷，第807页。

[36][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叙永丰乡约》，《邹守益集》第2卷，第58页。

[37][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南冈黄漕胡氏通谱后序》，《邹守益集》第5卷，第262页。

[38][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与钟阳马公书》，《邹守益集》第11卷，第560页。

[39][明]张时彻:《别东郭子叙》，《芝园定集》第30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第160页。

[40][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张文定公文选序》，《邹守益集》第3卷，第116页。

[41][明]张元谕:《篷底浮淡》第4卷，《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26册，第24页。

[42][明]张元谕:《篷底浮淡》第15卷，《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26册，第91页。

[43][明]吴鹏:《体仁汇编序》，《飞鸿亭集》第7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83册，第625页。

[44][明]罗洪先:《<江西赋役总会文册>后序》，《石莲洞罗先生文集》第17卷，明万历四十四年陈于廷序刊本，第60页，《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64册，第479页。

[45][明]张时彻:《又柬罗念庵》，《芝园定集》第22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第83页。

[46][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竹园刘氏义田记》，《邹守益集》第7卷，第423页。

[47]以上引文及事迹见[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遗爱集序》，《邹守益集》第2卷，第65-67页。

[48][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保厘贺言》，《邹守益集》第4卷，第163页。

[49]杨启东、赵梓湘修:《青城续修县志》第4册《名宦志》，民国24年修，第15页。

[50][清]谢旻监修、陶成编纂:《江西通志》第62卷《名宦六·抚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15册，第176页。

[51][清]谢旻监修、陶成编纂:《江西通志》第61卷《名宦五·抚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15册，第155页。

[52][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简陆真山》，《邹守益集》第12卷，第633页。

[53][明]张时彻:《答朱镇山》，《芝园定集》第23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第96页。

[54][明]余之桢修、王时槐纂:《吉安府志》第17卷《贤侯传》，明万历十三年刊本，《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33-234，224-225，225页。

[55][明]瞿景淳:《送大中丞景山李公北上序》，《瞿文懿公集》第2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第499页。

[56][明]范淶修、章潢纂:《新修南昌府志》第16卷《名宦传》，明万历十六年刻本，第29页，《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13页。

[57][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第95卷《山东兖州府·靳学颜传》，《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35册，第599页。

[58][明]王圻:《侍御云亭李公小传》，《王侍御类稿》第7卷，第43-44页，《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第273页。

[59][明]罗洪先:《赠靳两城郡公考绩序》，《石莲洞罗先生文集》第17卷，第7-8页，《明别集丛刊》，第453页。

[60][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简两城靳郡侯》，《邹守益集》第11卷，第538页。

[61][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匡庐吏隐引》，《邹守益集》第18卷，第885页。

[62][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复李郡丞云亭》，《邹守益集》第13卷，第669页。

[63][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匡庐吏隐引》，《邹守益集》第18卷，第885页。

[64][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万安丈田奖绩序》，《邹守益集》第4卷，第217页。

[65][清]黎恂修、刘荣黼纂:《大姚县志》第11卷《人物志·乡贤》，清光绪三十年刊本，第2页。

[66][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毁誉篇》，《邹守益集》第2卷，第67-68页。

[67][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题王梧冈四时画(四首)·三》，《邹守益集》第25卷，第1148-1149页。

[68]语出邹守益给都察院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吴鹏的《保厘贺言》，《邹守益集》第4卷，第162页。

[69]语出邹守益给巡抚南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谈恺的《赠司马谈公自虔台陟两广序》，《邹守益集》第4卷，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