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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授爵制”的本质是对秦国旧有的“卿、大夫、士”身份体系的细化和赎买，而非为了“打碎一个旧世界”。 在周制之下，“血统身份”是难以逾越的高墙，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国君开始以官僚为爪牙扩张权力，“血统贵族”的实际权力和身份之间日益背离。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与中原各国的卿、大夫治政一样，采取庶长、大夫治政，基层区划则是乡、邑、聚，乡和邑，都可能有“大夫”分封治理（此大夫为封爵，世袭）或被秦国国君任命管理（此大夫为职务，不世袭），在朝廷之上，也有“大夫”身份的朝官，比如“上大夫”、“下大夫”。  商鞅变法的最重要举措，按照《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就是：
设县之后，以令、尉治政、治兵，各色“大夫”失去了治民之权，只能打包下野，转为“爵位”，参考“故爵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大夫”的说法，实际上第五等“大夫”爵是作为县尉和国治（国大夫）的人才储备，或者说“候选人”。 所以，在《商君书·境内》中提及了一系列的“故爵”：
注意，其中的“客卿、相”肯定不是“爵位”，而是“职名”，“大庶长”、“四更”也没有“故爵”二字，说明也应为“职名”，而非“爵位”，参照“大夫”立功可选任“县尉”，可知，此处的“功赏”，升的不只是“爵位”，而极有可能是职务。  去掉这一部分再看，就剩下“公士、上造、大夫、五大夫”这四个“故爵”，如果再加上秦国的执政“庶长”，基本上就是“周制”的“卿、大夫、士”的翻版，整个变法前的秦国社会等级，约为如下：
其中，可以确定的是，“故爵大夫”没有“税邑”，“故爵五大夫”则有“税邑三百家”、“税邑六百家”两种类型。 “大夫”身份的“候选人”，只有立了军功之后，才能升爵至“公大夫、公乘、五大夫”，成为享有“税邑”待遇的“上大夫”，而“税邑”实则等同于“食邑”，也就是“坐食租税”，而不是传诸后世的“封邑”、“宗邑”，要得到真正的“封邑”，还要继续努力。 换句话说，商鞅在改革之后，给原有的“中层干部”留了出路和盼头。 在此条件下，曾经把持秦国基层管理的“大夫”、“士”阶层，在商鞅设县，剥夺其基层治政权力之后，就面临着痛苦的选择，是对抗还是顺从。 商鞅变法也并非只取不予，对于“大夫阶层”，将“大夫爵”拆成了四级，在“故爵大夫”之上设置“公大夫”、“公乘”这二级拥有“税邑”的爵位，将“故爵五大夫”享受的特权“下移”，吸引“大夫”的支持。 而“故爵五大夫”可以通过战功获得更多的“税邑”，乃至于“受客”，成为“封君”，原有权益和未来权益都可以得到永久保障，这个制度“加法”不难理解。  比较大的变化表现在“士阶层”，即面向最底层的平民开放了“士爵”和“大夫爵”的上升空间，以斩首为条件，理论上，一个平民是可以升迁至“五大夫”爵的，但是在实操层面，就比较复杂。 在没有任何集体“盈论”的情况下，一个底层的“公卒”，没有任何军职的“小兵”，需要个人斩“爵首”4颗，才能升至“不更”爵，但是，如果《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中的军法是对秦军功授爵制度的严格继承，则“爵毋过三级”，哪怕你一次“入屯”中砍脑袋再多，也只能升到“簪袅”爵。 哪怕“全军盈论”，也只是考虑“行间之吏”，而不考虑“行间之卒”，也就是说，没有“卒”什么事儿，集体功只惠及“吏”。 所以，对于一个“公卒”而言，他的最佳选择就是“乃得人兵官之吏”，即“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先当“吏”，再想着升爵。 （本文系刘三解新书《秦砖》节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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