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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事业成败最大的关键就在于用人，如果能够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那么，天下就无不可用之才，而且人才要广收精聚，以免人到用时方恨少。  自古忠良臣，皆因报恩死。故高明的领导，用人以宠，以情动之，施之重恩，制之严威，恩威并诱，则忠者辈出。用人才办事，才不偏则不奇。天下奇才，偏于一面者，十有八九。用其一点，不计其余，才能人尽其用。用之以偏，因而用之则正；避之以短，因而用之则长。所以用人不必求全责备，用人也不必均是贤才，如此，则天下人才尽归我用。 曾国藩曾经反复说过：“管理政事的原则，收用人才和处理事务两方面同样重要。收用人才也就是四条：即多方收罗、谨慎使用、经常指导、严厉约束。处理事务也不过四项：即像整理丝线那样先分开头绪，再以类相从，周详缜密地考虑，订出简要的条文遵守。”曾国藩的这段话讲的是得人和治事的原则。用人之道，多方收罗，谨慎使用，经常指导，严厉约束。治事之道，先分开头绪，再以类相从，周详缜密的考虑，制定简要的条文。现在管理过程中在用人的时候也要遵守上面这一原则。多方面的收罗，选出可用之材，然后再量材使用，要经常性的培训指导，同时用严明的纪律加以约束。这样才会人尽其才。  实际上在这里曾国藩提出了管理人才的四个标准。 一是广泛收罗，二是谨慎任用，三是勤于教导，四是严格约束。可见曾国藩对使用的人才并不放心，实行的是比较严格的控制管理。不妨把它与宋代司马光的管理作一比较。司马光说：“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司马光对人才的管理是先紧后松，也就是对人才的考察是严格的，但使用人才时是放心的。所以他的管理比曾国藩的管理要民主一些，信任度也大一些，权力下放得也多一些，这样反而会使下级发挥自己的才干。而曾国藩的管理始终都是紧的，没有信任感。即使是对李鸿章这样的学识渊博的天才，他也十分严厉。曾国藩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有自己管人的一套逻辑：在没有管理好人之前，你就放松，往往会引起一片混乱；只有当下属达到了一定的素质，具备了一定的能力之后，你再宽容以待，多给他们一点信任，就会秩序井然、事半功倍。这就是曾国藩所谓“先严后宽”、“先抑后抬”的御人术。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使用人才从而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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