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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事，有身败名裂的，比如王莽新政；有草草收场的，比如百日维新；也有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是、大、好的！比如当今的改革开放。绝大多数的变法都致力于财政上的开源和节流，张居正就属于节的一手好流，而王安石则确定是开的一手好源。 
对于王安石变法，一直以来有着天壤之别的评价。狂喷者竟将北宋亡国都算在了它头上，怒赞者却认为如果变法成功，中国将提前一千年进入资本主义大繁荣状态。之所以出现这么尴尬的局面，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很多方针是超越性的。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富国、强军两方面。在富国方面，他推出了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在强军，他推出了保甲法和保马法。一般来说，王安石的强军政策被认为是现代民兵与警擦的萌芽，而他的富国政策竟然可以算是我国引以为傲的“宏观调控”的雏形。
简单的说，王安石致力于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以“青苗法”为例，青苗法的制定初衷是政府以其掌握的物质、货币为本，积极进入市场，既稳定农产品价格又可以获利。并且在每年稻、麦青黄不接时，政府将以半年两、三分的利率向周转不灵的农户提供贷款。考虑到宋代、明代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都是月息5分或以上，而且“利滚利”的习惯做法，应该说青苗贷款是利民又利国的。这里面最最难得的是王安石的经济意识，按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理论---所有交易都是好的这一理论，相比于拚命储藏银子而导致通货紧缩的张居正，王安石真的可算“超人”。
但青苗法饱受攻击。 
青苗法被攻击的原因，当然不会只是主流历史观说的“触犯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即得利益”的那一套，那一套说辞既无聊又于事无补。事实上看上去很美的青苗法有着很大的缺陷，首先，青苗贷款办理起来比民间私人贷款要繁琐很多，救急的能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其次，青苗法是突然以“下定额”的方式推行的，这使得那些在思想上、在行动力上，都达不到配合新法运行的水平的官吏，在仓促间使用了习惯的“摊派”这一形式，将若干富户与贫困户联成一“保”，强制借贷强制还贷，俗称“散青苗”。
更有甚者，一些官员将贷款盈利定额直接摊入了田赋正税中。这些做法不但加重了贫困户的负担，还使一些富户破产。最后，青苗法的实施需要依靠健康的官、吏体系，而王安石可能是有鉴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的失败，所以变法时没有触及行政体系改革。于是新法是在一个沮坏了的体系的控制下进行，其中将产生多少腐败和盘剥可想而知。以上这些弊病在市易法，均输法中都有体现，并且有些方面表现的更突出。由此我们发现，那些被鄙视的所谓的“保守派”“守旧派”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他们的“谨守祖制”来之于对现实情况和历史教训的丰富经验。一个社会体制的崩溃，往往是因为它忽然想变好。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还不仅是吏治、政策与体制不匹配这两个方面。王安石被称为“东方的凯恩斯”，他制定绝大多数的政策时，很少去考虑如何运用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那只无形的手”，他保证变法实施的两件武器，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计划。而在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研究结论中，“计划”本身就意味着强制和不对等，这使得计划经济必然演变成对权力的争夺，于是所谓的经济上升只可能是昙花一现，唯权力论将僵化和坏死社会中的一切。是的，王安石的那些定额和计划实施的再好，也不过是那些在今日已经证明注定会失败的“国营企业”，而权力对变法的反噬甚至都不用等到政策本身的僵化坏死。宋神宗死时，出于皇权能顺利承继下去的考虑，将宋仁宗托付给变法的最坚定反对者司马光，只这一下，王安石变法便迅速土崩瓦解，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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