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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它与黄河、长江两个天堑无关，也不处在任何山脉或大平原的关隘之处，并非争夺天下的“咽喉”或“枢纽”。取之不足以威慑四方，失之无关乎全局得失。今天，它与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和安阳并称为“七大古都”，而与其他六城相比，它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一定是最低的。  这种可有可无的角色，倒给了杭州一个意外的安全性。所以，后来即便筑起了城墙，也不够高不够厚，根本经不起战车和掷石机的猛烈冲击。每一次的改朝换代，杭州都是被“顺便”占领的城池，而大多数的场面是“稍事抵抗、主动投降”。 这听上去一点都不壮烈，挺让人沮丧的。不过，它也意味着，杭州很少出现生灵涂炭的惨烈景象，“百日围攻”“人相食”“屠城”这些词语，从来没有出现在杭州的地方志上。说到这里，西安、洛阳等地应该会十分羡慕。 古代杭州的重要性在于文化和经济上的意义，而后者则全数是京杭大运河带来的。 隋朝是一个极短命的王朝，前后仅仅37年（581年—618年）。而对于杭州，它则做了三件极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589年（开皇九年），隋文帝杨坚进行行政区划改革，把州、郡、县三级更改为州、县两级，全国共有241个州，其中之一为杭州，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个县。 这是“杭州”之名的第一次出现。 第二件事：590年，会稽人高智慧起兵造反，大将军杨素东征平叛，他的部队从柳浦这个地方渡过钱塘江。此处是江北最大的渡口，杨素就在这一带建了一个“周长十里”的新城。隋唐的一里是现在的540米，这个新城的面积约1.7平方公里。 当时中原的造城技术已非常发达，早在582年，高颎和宇文恺曾用280天就新建了首都大兴城。钱塘江边的这座小城费时不足一年而成，它依山而筑，从凤凰山南麓延伸到柳浦渡，占据了钱塘江南北岸的交通命脉。 它一开始是一个驻扎军队的军事性城堡，建成之后，钱唐县的行政治所就从灵隐山迁到了此处，这便是日后杭州城的雏形。杭州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凤凰山时代。  唐代诗人赵嘏曾写有《西江晚泊》，其中描述了柳浦的风貌：
第三件事：610年（大业六年），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部起点为涿郡，南部终点就在钱塘江边的杭州。 这是一个决定了杭州命运的工程。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肯定不会有后来的杭州城。 中国的大江大河，均为由西向东，南北之间缺乏水运主干。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夫差为北伐齐国而开凿邗沟，是为运河之始。在此之后，魏惠王、秦始皇、汉武帝及曹操，都开凿过不同长度的漕渠，不过，它们都是一条条孤立的人工河，互相之间并无勾连。 604年，隋炀帝登基，着手营建东都洛阳。为了解决洛阳的粮食供给，也为了征服南方地区，隋炀帝广征民力，建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东到淮泗，南到吴越，西到关中，北到幽燕，连接黄河、渭河、洛河、汾河、沁河、淮河、泗河、长江、钱塘江的四通八达的漕运体系。 隋代的这条大运河，全长5400余里，是一个雄心勃勃、具有顶层设计和前瞻规划的水利工程。自此，秦汉以来只有东西交通的状况被陡然改变，中原文明自东晋渡江之后开始出现南移景象，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北风南渐，终成定势。  隋炀帝因开拓大运河消耗了惊人的国力。《隋书》中说是“举国就役而开御道”，终而激发民变，炀帝被缢弑于南巡途中，李渊在太原起兵，创建唐朝。晚唐诗人皮日休有诗叹曰：
这一巨大的运河工程最南端的一段，被称为“江南运河”，它起于长江南岸的京口，途经晋陵、苏州，到杭州，全长800里（323.8公里），水面阔十余丈，可以行驶皇帝南巡时乘坐的龙舟。 杨广在当晋王的时候，曾经有十年时间出任扬州总管。他对江南的山形地势应该十分了解。大运河以杭州为南部终点，在战略上的考虑便是将长江与钱塘江打通，便于把杭州和宁绍平原的粮食征调北运。 随着这条运河的开通，杭州的战略地位猛然凸显了出来，它一跃而“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成为帝国地理上的一个重要枢纽，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 据史载，609年（大业五年）曾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杭州的户数有15380户，以每户4人计算，总人口约6.1万人，已然是一个中型城市。 隋灭唐兴，华夏帝国的声望达到了巅峰。 杭州隶属江南东道管辖（治所在苏州），日常生活自然也平和安详。据吴自牧的《梦粱录》记录：杭州在贞观年间（627年～649年），人口已增加到30571户，到了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时，又翻一番增至86258户，约34万人口，成了一个东南名郡。 至今我的家仍住在武林门的运河边，每当傍晚，去河畔散步，可见岸石整洁，五步一柳。十多年前，运河的水到了丰水期还有点臭味，这些年已经完全没有了。今天在河边散步游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眼前的这条河流在当年对于帝国和杭州的意义。  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一书中，对大运河有段很精简的论述：
再形象一点的描述是，中华文明的钟摆原本是东西摇摆，自大运河开通后，改成了南北摇摆。而杭州就成了这个大钟摆的南部节点。 运河对杭州的第一个也是最显著的改造，是城市的功能和格局。城内出现了十多个以桥梁为中心的商埠区，比如拱宸桥、大关、小河、湖墅、观音关和七贤弄等。商埠区是否繁华热闹，只要看桥的高度就可以了，桥越高，说明通过的船只越大，货运量自然越多。迄今还在的拱宸桥是杭州城里最高最长的石拱桥，桥长98米，高16米，两端桥堍宽12.2米，它被认为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标志。看到它，就意味着杭州到了。  有河有桥就会有船。因为货物和功能的不同，就有了运粮船、运木船、运盐船、运沙船，以及烧香船、戏班船、迎亲船、丧葬船和收破烂的敲梆船。 船民在当年是一个很特殊的社群，杭州有谚语，“天下第一苦——摇船、打铁、磨豆腐”。船民有自己的行业组织，叫“排会”，领头的叫“总排头”。还有自己极其封闭而隐秘的宗教信仰，叫“罗教”（明代由一个叫罗梦鸿的人所创立），最盛时，杭州运河两岸有七十多个罗教庵堂。杭州罗教在明清时势力很大，总庵堂就在拱宸桥附近，上海开埠后，很多罗教船民赴沪谋生，就有了那里的青帮。 北宋时期，因为西北被夏占据，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断绝，朝廷就在南方的广州和杭州分别设立了市舶司，从事海外贸易，是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土的丝绸、陶瓷、笔砚和茶叶等货物在杭州集中查检后，通过宁波港发运到日本和朝鲜等国家。而外商则在杭州设立“蕃坊”，进行种种的交易活动。自此，杭州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城市。北宋时期的外贸交易量有多大，已经没有数据可考了，但从南宋中央政府的税赋收入来看，最高时居然占到了总收入的15%，可见这笔买卖对帝国经济的重要性。 人货两旺，自然又催生了“运河文化”。今日杭州的很多语言和习俗仍然带有很浓烈的运河特征。比如杭州人盛饭时不说“盛（chéng）”，而说“添”，因为“盛”与“沉”谐音，不吉利。当年运河人家嫁女儿，先上花轿再坐花船，到了河埠头上岸的时候，父亲背新娘子上岸，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提着水桶上去迎亲，男方就要大发红包，现在老杭州人还把新婚红包叫作“讨水包”。至于每年的端午，运河上就会赛龙舟，中元节则会在运河里放河灯，而到了农历七月三十日的地藏王菩萨生日，人们又会在家门前的河边插上三支香。 当我写到这些陈年细节的时候，心里正飘过一丝淡淡的忧伤。它们都已经成为文字，而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说西湖很文雅，投影了中国士大夫们与大自然“风烟俱净”的恬静共处，那么，运河就很世俗，世俗到很远就能闻到河床上的鱼腥和船民的汗臭。因而，古来无数人为西湖写下了像湖水那么多的诗赋词文，而对这条喧嚣非凡的大运河则视而不见，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点意思的东西，诗词更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不公平，你很难找人去说理，它是中国文化骨子里的“鄙视链”。  杭州因运河而兴，也一度因运河而衰。1900年之后，铁路兴起，传统的漕运迅速衰落，京杭大运河两岸的很多商埠重镇——临清、扬州、镇江等，永远地告别了自己的高光岁月。运河对于杭州的经济意义也渐渐地消淡，它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只存在于记忆、照片、爬着青藤的旧街巷和若干个老杭州词汇里。 作者 | 吴晓波 | 当值编辑 | 杨帅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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