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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拓跋部本是一个逐草放牧、居无常处的马上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文化欠发达，但建立北魏政权后，在极短时间内，逐步汉化，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笔者试就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前及建都平城后到太武帝时期逐步汉化的过程中与河北的关系做些梳理和分析，以窥北魏立国前后政治文化脉络之基础。 鲜卑拓跋部最早起源于今黑龙江嫩江流域的大兴安岭附近。其早期历史记录为成帝拓跋毛时期，东汉末年，部族逐步南迁。西晋末年据有今河北沽源县东南、今山西阳高县东北和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成为塞上一只强大力量。西晋于310年将拓跋猗卢封为代公、代王。338年什翼犍即代王位，开始具有国家规模，两年后定都云中盛乐，有了定居的政治中心，376年亡于前秦。淝水之战后，什翼犍之孙拓跋珪纠集旧部于386年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即代王位，改国号曰魏，398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是为魏道武帝。 定都平城前，由于长期的游牧生活，以及山林草原的特殊环境，造就了鲜卑人的民族性格、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鲜卑人是东胡的一支，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乌桓的风俗善骑射，以打猎为生，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性情悍塞。部族中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首领，但不世代继承。首领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没有固定的姓氏，以强健的首领名字为姓。部落首领以下，各自畜牧生产，互相没有徭役。这是一个典型的游牧部族。 鲜卑人的汉化过程看似突变，实则渐进，只是在立国入主中原后加速了汉化速度。河北省北部和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处于塞上，毗邻蒙古高原，在鲜卑人早期和北魏政权前期的汉化过程中的起到了重要作用。 2世纪，初期鲜卑人的全盛时期，有位鲜卑人首领叫檀石槐，活跃于今河北尚义大青山一带，“南钞汉边”。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鲜卑小帅轲比能曾带领三千骑兵替曹操在河北镇压河间郡民田银、苏伯的起义。此时大批河北汉人为避内乱逃到塞上，轲比能请教这些汉人，学习制作兵器和铠盾的方法，学习汉文，仿照中原人围猎打仗时以锦旗指挥、击鼓指示进退。 此时，西来的佛教已经传播到中原，接受中原的佛教也成为鲜卑人早期汉化的一部分。从轲比能学习汉人的过程看，鲜卑人最初只学习与军事征战和生存有关的技艺，统治之道和精神方面并未考虑，《魏书·释老志》记载，鲜卑人在北方建国，与西域殊绝，没听说过佛教，或者听了也不信。到了神元帝拓跋力微和三国曹魏、晋朝建立联系，文帝沙漠汗到了洛阳，昭成帝到了襄国，才详细了解到南方中原佛法之事。 《魏书·释老志》的作者显然想把北魏与佛教的关系往前追，有专家认为昭成帝什翼犍应该接触过佛教，328年，他10岁时作为人质到了后赵的襄国。后赵是羯族人石勒建立的政权，都城初为襄（今河北邢台），后迁都至河北邺城。后赵十分信奉佛教。石勒拜西域高僧佛图澄为“大和尚”，尊为国师，参与政事，石虎将其誉为“国之大宝”，邺城“人民多营寺庙，争先出家”，成为佛教重镇，州郡兴立佛寺893所。什翼犍在后赵度过了少年、青年，应该对佛教有了解。他19岁回到塞上，340年定都云中盛乐，继承代王，“始置百官，分掌众职”，用汉人燕凤为长吏，许谦为郎中令，制定法律，使代国开始具有国家规模并有了定居的政治中心。什翼犍学习汉人治国理政经验，建立典章制度，用汉人为官，比轲比能更进一步。什翼犍在盛乐做代王30多年，但我们在盛乐遗址尚未发现3～4世纪与佛教有关的遗迹、遗物。或许什翼犍感觉最迫切的是建立国家规范，对于用什么样的思想统治部族，尚未考虑，即便在后赵时接触了佛教，也未必了解那么深。 尽管如此，鲜卑人对汉文化的渐进吸纳，无疑对挺进中原起到了良好作用，当他感到接受包括佛教在内的汉文化对长期统治这一区域的人民大有帮助时，他就会选择接受。 北魏建国之前，鲜卑拓跋部几乎与佛教无缘，但拓跋珪在定都平城前与后燕慕容垂征战中，频繁接触中原佛教。《释老志》记载道武帝在397年平定中山，统治燕赵过程中见到郡国大量佛寺和沙门，下令军人禁止伤害。他喜好黄老，但也经常阅读佛经，只因天下初定，战争不断，诸事草创，未能建筑寺院，招揽僧尼。 道武帝是位开明的帝王，当发现中原人崇尚佛法的习俗后，不但尊重而且欣然接受，开始重用河北的高僧推广佛教。 法果是赵郡（河北省赵县）的一位高僧，40岁出家，精通佛法。道武帝定都平城后立即诏其到京师，设坛讲经。一次，道武帝前去听法果讲经，法果见到皇帝立即行跪拜礼，帝不解问：“既然讲佛，理当跪拜如来，如何跪寡人？”法果答说：“当今皇帝明睿好道，就是当今的如来，沙门自当跪拜。”法果当初在河北，可能学习并实践了佛图澄依存于王权的传教经验，他敏锐地观察到了北魏鲜卑人的民族性格，以及急于建立王权崇拜，稳定王朝根基的强烈要求，更加认识到与王权共存对传教的重要性。所以，法果讲经开始先跪拜皇帝，感动了拓跋珪，讲经大获成功后多次被道武帝请进皇宫，为皇帝专门授佛解惑。道武帝对法果委以重任，专设一个职位“道人统”给法果，监管天下沙门僧侣。得到了道武帝的信赖和重用，佛教很快在北魏得到了提升。 到明元帝拓跋嗣时，法果更加受到崇敬。明元帝永兴年中（409～413年），皇帝授予其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法果十分谦虚，不肯接受。皇帝有一次巡幸法果居所，看到巷子狭小，车辇出入困难，就派人更新拓宽了巷道。明元帝泰常年间（416～423年），法果圆寂，年八十余，皇帝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越胡灵公”。 当时，道武帝不但器重法果，还对当时后赵佛图澄的弟子僧朗敬重备至，曾遣使致书，赠予厚礼。此外，明元帝行幸广宗（今河北省威县）时，封沙门昙证为“老寿将军”。 北魏初期的帝王对河北僧侣之器重，于此可见一斑，道武帝拓跋珪推崇佛教的力度十分罕见。皇帝亲自参与佛事活动，给高僧以极高的礼遇。从财力、物力上支持，民吏皆可参与。 当然北魏初期的皇帝重用包括河北的高僧目的无疑是想维持政权稳定，逐渐融入中原，出于政治目的。开始的几个皇帝也未必真懂佛经、佛法，从道武帝将法果立为“道人统”可以看出，拓跋珪起初也是道释不分的。河北高僧在北魏初期，为其稳固政权、逐步汉化起了重要作用。为以后的北魏皇帝所效法，如文成帝重用高僧师贤、昙曜等。 历史记载，西汉初年置平城，东汉献帝时废置，三国魏时复置，北魏所都平城是在秦汉平城县城基础上开始建设的，当时的平城规模小，人口少，所以道武帝平定中山，统治燕赵后的天兴元年（398）正月巡行邺城，参观了楼台亭榭，遍览曹魏以来的宫殿城池，萌生了在邺定都的心意。可能因为早已选定平城，就没有临时改变主意。 鉴于当时平城的现状，为了建设平城，从道武帝到太武帝正平元年（451），北部中国统一的60余年，北魏政府屡次从全国迁徙民众和官员到平城，有记录的就不下20余次。最大的一次就是从河北等迁徙民吏36万人到平城。《魏书》记载，道武帝在天兴元年正月庚子巡视邺城时决定从山东（太行山以东，主要是今天河北）六州迁徙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包括百工伎巧10万余口共计36万人到平城。秋七月拓跋珪定都平城，开始大规模修造宫室，建立宗庙，设置社稷。十二月，再从六州迁徙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到平城。 两次迁徙河北一带的民吏共计40万余众，其中有百工伎巧十万余口，所以才会有一月迁徙，七月开始建设平城的庞大计划。汉末以来，多个王朝在河北定都，曹操先督建邺城，建有铜雀三台，接着后赵、前燕相继在此建都。后赵立国时定都襄（今邢台），后迁于邺（今河北临漳），前燕最初定都蓟城（今北京），后来也迁到邺城。后燕的都城为中山（今河北定州）。作为都城必然要有城池、宫殿庙宇、佛堂的建设。所以河北是能工巧匠聚集的一个地区，例如，定州西20余里的河北曲阳从西汉开始就开采白石，做建筑材料和石雕。1968年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的石俑均为曲阳黄山白石（又称汉白玉），汉代以来曲阳南部的羊平一带祖祖辈辈以开山采石、雕石为生，出了大量石刻工匠，河北的许多宫殿庙宇、桥梁城池、交通道路、房屋建设都留下了曲阳工匠的身影。所以，拓跋珪才从河北大量徙民。 据记载，西晋太康初年河北幽冀三魏户数为502100，前燕版图大部分在河北，估计户在百万，口在400万，淝水之战后，经过数十年动荡，慕容垂在河北建后燕，人口下降到最低水平。395年，后燕与拓跋珪大战，后燕的根据地和都城都在河北，战争对人口又有所消耗，所以，北魏建国初期40万人对河北也是个巨大的数字。 这批人到平城后推动了北魏平城的建设。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下诏：“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这一年，平城除了其他工程外，还建造装饰了五层佛塔、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另外设讲堂、佛堂及沙门座位等。 起源于古印度一带的犍陀罗、马土腊佛教造像艺术何时传入中国，目前亦尚无定论。四川省彭山东汉崖墓曾出土了一件陶制摇钱树，树座下有一佛二菩萨。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两窟东汉崖墓内有三身石刻佛像。这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佛像形象。但出自墓葬，用途往往和道家以及神仙方术混杂一起，与真正意义上的佛像用途不同。目前发现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造像应该是十六国时期。北魏太武帝死后，平城开始了大规模的云冈石窟造像活动，云冈石窟艺术对后来的中国雕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在很少发现太武帝以前都城附近有明确纪年和出土关系的佛教造像，这固然与太武帝灭佛事件有关，但任何一种艺术都不是偶然出现的，云冈石窟产生以前平城附近的佛教造像是什么样的，是否对云冈石窟造像有所借鉴，专家学者一直在探讨。恰恰在距离平城较近的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发现了相对较多的太武帝灭佛以前的佛造像实例。这些造像式样有可能是北魏前期平城流行的。 目前河北发现的太武帝废佛以前的金铜造像有7尊，均为小型造像，其中6尊为十六国时期，均为坐像，1尊为北魏时期的立像。除后赵建武四年（338）座像藏美国旧金山博物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立像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外，其他5件收藏在河北省考古研究院和河北省博物院（图一）。 十六国的佛坐像无例外均着通肩式大衣，胸前及前襟部衣纹呈U形或V形，衣纹断面呈浅阶梯状，尤以两臂部分衣纹刻划深刻有力，层次明显。衣纹呈现一种图案化、程式化的形式。佛像趺坐的方台座两旁无例外浮雕二伏狮子，狮子头呈正面，二狮子之间浮雕水瓶或者作汉式博山炉，炉两侧有供养人。这时的佛像是含有犍陀罗佛像因素的中国式的佛像。属于佛教初传阶段犍陀罗系统的旧风格。十六国时，北方盛行坐禅，这种小像是禅观的对象或是祈福禳灾的供养佛像，其他样式的佛像极少见。 平城与河北地域相近，山水相连，平城如果有早期金铜造像，其形式应该与河北基本一致。 北魏前，佛教已在中原流行，不过僧徒们主要是在译经、讲经和传教，建筑佛寺的目的亦然。尽管史料中也提到后赵等国大肆营造寺院和铸造造像，但从考古发现和传世的佛造像看，佛教造像的数量有限，而且主要是小型的金铜造像，推测主要是供奉在私人宅院或随身携带随时朝拜之用。由于质地为铜金，其本身制作十分昂贵，再加上常有鎏金装饰，就更显珍贵，制作数量有限，非一般僧众能拥有，满足不了广大信徒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十六国后期，石佛造像应运而生，弥补了金铜造像的不足，并在后来与金铜造像并驾齐驱。石材造像有几大优势，一是石矿比金属矿相对多，尤其山区，可以就地取材。二是不用像金属矿一样先开采矿石，再冶炼和铸造，工序繁多，避免多次加工。三是施工简单，工匠只要采石雕刻即可。四是造像大小皆宜，造价低廉，广大僧侣信众能够普遍拥有，并能大量进入寺院殿堂供信徒膜拜。五是可以大规模雕造。 目前看到较早收录十六国时石造像的有清代端方编的《陶斋藏石记》卷五，记载一件384年后燕的佛教造像。河北现存最早的石造像是正定县文物保管所的一件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石造像（图二）及河北蔚县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朱业微石造像（图三）。 根据观察，早期的石造像有一定局限性，在选材上稍显随意，多选择硬度较差、密度不够、易腐蚀的砂石为石材。如陕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的早期佛像基本为砂岩，跟北魏后期和东魏、北齐时选择细腻的青石和汉白玉明显不同。其次是佛像造型仿金铜造像，因材料原因，佛身、背光、坐床均为一体。 此时的石造像基本沿用了十六国时期造像形式。如正定太平真君元年造像，佛像结跏趺坐于长方形基座上。体态健硕，颈项粗短，头部稍前倾，磨光肉髻，面相方圆，额际宽平，两耳垂肩。双目俯视，鼻翼宽丰，嘴角微翘，略带笑意。身着通肩袈裟。双手置于膝上作禅定印。圆拱形背光，内外作火焰纹，中间为忍冬纹。头光为莲瓣纹。佛座为长方形，佛像为弥勒佛。尊像形式和图像种类很少，基本都是释迦摩尼和弥勒像。袈裟为通肩，坐像的印相是禅定印，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古式金铜佛的固定形式，到北魏太武帝时期这种造型依然沿用。弥勒名称出现较多，而且是佛陀形的弥勒，而西部地区则流行菩萨形的弥勒。 平城距离河北较近，道武帝重用河北高僧，迁徙河北工匠在平城建寺造像，平城地区的早期佛教造像应与河北地区相近乃至一致。有一件原属于平城的太平真君三年（442）鲍纂石塔台座，证明了这一点。石塔台座砂岩质，高10厘米，塔身部分已失，台座正中央有捧持香炉的地神，两侧各有狮子，用细线刻毛发的表现手法，是比较古老的表现形式。右侧面为女性供养人列像，左侧面为男性供养人列像，胡人着装，背面在纵向框线内刻有铭文。台座刻有铭文14行：大魏太平真君三年的一天，“永昌王常侍”“定州常山”（河北）的鲍纂在平城为父亲和亡母造“石浮图”及“大涅槃经”，祈愿父母将来再生于弥勒佛之世，并愿合门眷属及子子孙孙同受此福。永昌王应为明元帝的孙子永昌王仁（445年去世），发愿者鲍纂是其常侍。台座上的雕刻与纹饰，与河北地区的早期造像风格基本一致。 河北早期佛造像应是十六国至北魏早期中国佛造像主要形式之一，是犍陀罗佛造像传入中国后与本土雕刻艺术结合的产物，在当时至少流行了一百余年。但是，随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光四年（427）攻陷大夏、太延五年（439）征服北凉，打通了西域通道，经由西域传来的新的造像样式波及到了河北地区，出现了犍陀罗凉州式新型造像。 河北蔚县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朱业微石造像，通高60.5厘米，为灰褐色砂岩坐像。面相长圆，长眉细眼，眉间有白毫相，凹窝较深，眼角略翘。鼻梁挺直，嘴略大，嘴角上翘内收，头部稍向前倾，下颏内收，呈双下颏。垂肩大耳。面相略呈笑意，结跏趺坐，露一足。双手施禅定印。与正定太平真君元年造像不同，袈裟出现新变化，成为凉州式偏袒右肩式，发髻上饰以水波纹，数组法绺。这种新的着衣方式的造像，给平城和河北地区带来了面貌一新的感觉，很快被广大的僧众接受，太武帝时期，凉州式的佛造像应该在平城和河北地区开始流行。如果说太武帝时期平城地区流行的佛教造型样式，蔚县朱业微石造像形式就是答案之一。所以在云冈石窟设计选型中，十六国早期流行的造像形式被摒弃，平城地区和河北地区逐渐开始流行凉州式的偏袒右肩式的佛像造型开始流行，并成为昙曜设计选型的重要参考之一。云冈石窟的开创者昙曜本是凉州高僧，推测其在太武帝灭北凉后跟师贤等高僧一起来到平城，灭佛时避难于河北中山，复佛的第二年受命从河北中山回到平城，奏请文成帝在京城西面开凿五座石窟。所以，云冈石窟第20窟（图四），也就是当时第一座石窟佛像造型就与蔚县北魏太平真君五年朱业微石造像有许多相似之处。随着云冈石窟的开凿，北魏时期的佛像开始从单调、千篇一律程式化的十六国时期挣脱出来，为后世佛教造像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河北为中原地区的一部分，政治上经常处于中心区域，经济文化发达，是汉人的主要集聚区，地理位置属于农业文明和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在汉末以来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处于前沿，开融合之先。而后，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包括云冈石窟在内的光辉灿烂的艺术与文化。  本公众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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